张凤编著的《哈佛问学录(与哈佛大学教授对话30年)》是一部哈佛学人回忆录，是从民国大家到当代新锐的海外汉学界的集体素描，其中记录的人物包含了读者耳熟能详的学者和大师，如赵如兰、张光直、杜维明、李欧梵、王德威、孙康宜、叶嘉莹、夏志清、鹿桥等。作者张凤曾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任职二十五年，是书写哈佛最权威的学者，本书的记录极富人情味，除了学者的核心学术思想，更重描画个人风貌，使得学者和大师的个性与人生跃然纸上。阅读起来，极富风味，也是近年来难得的哈佛学者的集体亮相。

哈佛大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华人精英的荟萃之所。

《哈佛问学录(与哈佛大学教授对话30年)》作者张凤女士也因地利人和之便，得以长时间亲炙赵如兰、张光直、杜维明、李欧梵、王德威、孙康宜、叶嘉莹、夏志清、鹿桥等多位汉学名师，在风景优美的哈佛校园中倾听这些大师畅谈人生、点评学术雅事。她用独具慧眼的气魄与创见翔实叙述了教授们的人生经历，内心世界、学术成就，着力呈现这些大师个人经历中富有人情味的片段，见证了他们在异乡撒播汉学种子的努力和对中国文化深沉而庄严的爱。

一怀孤月映清流

——汉学名师杨联陞教授

叫我如何不想他

——语言与音乐学家赵元任、赵如兰教授父女

启发汉学的中国考古文明

——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

为往圣继绝学

——致力于儒学现代化转化的杜维明教授

铁屋中的呐喊

——解读城市现代性、中国现代浪漫文学教授李欧梵

如此繁华

——首开哈佛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王德威教授

论性别格局升降

——哈佛大学艺术史与建筑史系教授汪悦进谈《红高粱》

明清文学的审美风尚与女性研究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李惠仪

古典与现代的学术及诗情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田晓菲

中国之美典与审美态度

——普林斯顿大学高友工教授

改变现代文学史生态谱系

——感时忧国的小说史家夏志清教授

融汇古今卓然有成

——开拓古诗词现代观的叶嘉莹教授

文学的声音

——孙康宜教授的古典文学研究与生命情怀

老男人现代化

——创办《女性人》杂志的陈幼石教授

《未央歌》歌未央

——鹿桥吴讷孙教授的艺术史和文学深思

论中国文化与史学意识

——诗人郑培凯教授

欲识乾坤造化心

——剑桥新语社创办人陆惠风教授

生爱死与生死智慧

——探索生命哲学的傅伟勋教授

论近代戏剧和表演艺术的还本归原

——台益坚教授谈戏剧

红尘里的黑尊

——高能物理专家郑洪教授

黄金岁月

——航天结构动力学专家卞学教授

美国东亚图书馆第一位华裔馆长

——哈佛燕京图书馆首任馆长裘开明博士

中国赴美教学第一人

——哈佛1879年首聘中文教师戈鲲化

绣荷包的缘分

——哈佛中国古典小说史家韩南与张爱玲

附录

哈佛燕京学社的汉学贡献

哈佛理科人物掠影

诺贝尔奖得主的启示

哈佛三百七十五周年庆散记

作者小传

跋

初来波士顿这个文化重镇，绍光就被一些合唱团的朋友请去指挥，在圈子里就听得谈论写有《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的李欧梵教授和他那声乐家妹妹李美梵的音乐造诣，对这位现代文学专家的才艺之宽阔，很是讶异。1990年“五四”刚过，他应王德威教授之邀，回到哈佛费正清中心来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的创新与传承”大会，我总算得见当年曾与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白先勇等人创办《现代文学》的他。

当时李教授正被哈佛及加大洛杉矶分校两校拉角，分身乏术。经过两年的迂回，1992年他先回哈佛任客座教授，1994年正式任教哈佛东亚系。

李教授是河南人，长在新竹，1961年毕业于台大外文系。1970年，即在获哈佛博士前一年，他已在常春藤盟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任教，1970年冬至1972年1月任教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1972年1月至1976年暑假任教普林斯顿大学，1976年至1982年任教印第安纳大学，1982年至1990年任教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大学最后三年兼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90年至1994年任教加大洛杉矶分校，1994年终于返回母校哈佛任教十年，2004年荣退后客座香港各大学。

李教授1939年生于河南太康。父亲李永刚（影桦）先生与原籍江苏的母亲周瑗女士，是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的同学，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念书相恋到结婚，成为佳偶，颇有“五四”的浪漫精神。成婚之时，李永刚先生正任教河南信阳师范，抗日战争也已开始。李教授说：“他们婚礼那天，信阳师范全校师生列席参加，日本人也来凑热闹，派了数十架飞机来‘贺喜’！家父母这一代人由‘五四’的浪漫心态转向抗战的爱国奋斗精神，心情上的变迁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和社会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

从李教授父亲珍藏了三十多年后才发表的一本日记《虎口余生录》中，可明了他们一家于1945年3月到6月间在河南山区逃难的来龙去脉，深感这类真实生动的家史之鲜见又可观。

1945年正值抗战尾声，那时学校就是一个大家庭，学生流亡在外，他们的父母早已把他们交给老师。李教授的父亲曾任信阳师范的教务主任、代理校长和校长（胜利后），母亲是音乐教员和女生指导员，所以真可说是学生们的父母一般。当时信阳师范校址迁到豫西的师岗，学生大部分是穷乡僻壤的贫民子弟，逃难所接触的大多是农村老百姓。

李教授记得幼年时父亲往往数日不归，住在学校办公室内料理校务，这种献身教育的精神，是这一代教书的人包括他自己都望尘莫及的。这是谦辞，其实他尽心教学早已有名。

当时父母全校集合欲逃难前往西安，一家流落虎口。李教授说：“我实难辞其咎，当时刚满六岁，患了严重的伤寒。”他父亲公私两忙，睡眠更少，1945年3月30日他父亲显然面临重大的决定，是该以责任在身率领学校大家庭西行，还是为一己之私而放弃出发？

李教授的母亲以眼泪倾诉，其弟亚梵在师岗病逝，此时母亲极不愿损失欧梵这个孩子，想暂时脱离大队，等他病势稍轻，再设法西去。父亲也不愿丢掉这个孩子，只好忍痛告别学生，仅将行李书籍随同运出。

最后所有藏书丢尽，他父亲身边仅带一本《英文会话文件辞典》和小提琴：“父亲在大学从马思聪先生学小提琴，又从一位奥地利教授学指挥，更喜欢读翻译的西洋小说，可算是典型的西化人物，即使在紧要关头，仍不忘他的西方嗜好。”

李教授全家逃到了山区。那个4月，正是他们兄妹过生日的初春季节，不想却赌上了命运。在河南山区，本以为安全，全家躲在牛棚。两岁大的妹妹连吃了五个冷鸡蛋，李教授自己正坐在山坡下的竹林中玩耍，突然山头出现一队黄制服的人，接着就有声音噗噗地响起来，像放炮，似乎是儿戏，事后回忆犹有余悸。

他父亲在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夜狂风，今晨见天色阴晦昏暗，七时许，开始落着小雨，村里的军队都在岭上布防了，重机枪手雄伟地站在土岗上，凝望着前面。今夜会与敌人遭遇吗？机枪声清越可闻。大炮则二三分钟一发，震动山谷。每一发炮弹，都是‘砰’一声响后，隔三五秒，甚至约十秒，才听到哗啦炮弹落地声，随着是群山的回声呼应，声音的路线历历可寻。彳亍在生死的边缘上，人本能地趋于自求生存的自私，把妻儿们安置一下，就爬上山顶去……”

P44-45

张凤女士的《哈佛问学录》是因对一批当代旅美学人“所学所思所感所行的关切”，而加以引介论述的文集。这本文集所采的笔法，既非扣紧文本的学术批评，也不是浮光掠影的品题人物，而是通过和每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逐字逐句地阅读有关文献，再加上“寻觅根苗”的思索，让心影渐有雏形才勾勒成篇章的。

自从1982年，学历史出身而偏好文学的张凤和夫婿黄绍光博士迁居剑桥一带以来，她即苦心于笔耕开拓人文天地，并借方块汉字建构自淑淑人的文化事业。张凤选择了一批文史哲工作者为书写和评介的对象，与其说是对海内外媒体特别重视政治和企业人物（不必提明星和歌星）的反应，毋宁说是为自己提供了一吐胸中块垒的园地。我们这批乐观其成的学人对象，为她的热忱、敬业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所动，也都感到能和一位有志趣投身人文领域的道友谈天、谈心或通信，不是责任而是欣然的承诺。

多年来因为李欧梵教授，以及现在王德威教授、张凤女士召集主持的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郑培凯教授和我们主持的中国文化研讨会（原《九州学刊》）年会及哈佛儒学研讨会，赵如兰教授和陆惠风教授做东（张凤联络）的剑桥新语，还有张凤创会的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纽英伦分会及通过大波士顿区中华文化协会安排召集的艺文小集等，哈佛已经成为在英语世界中经常用普通话谈论“国学”（中国学问）的道场。

《哈佛问学录》生动地刻画了协力使哈佛大学成为“人和”胜境的一批求道者的学思历程。我们不能改变新英格兰的严冬和酷暑，我们虽然希望面向大西洋的美国历史发源地可以为东亚文明的再生创造契机，但我们有自知之明，真正塑造剑桥话语的是现代西方的启蒙心态。

不过，如果我们真像张凤描写的那样（她带着深情，怀着厚意，用褒而不贬的热笔替一群在海外为“文化中国”招魂而不知自己魂归何处的智识分子，绘制了一幅具体图像），我们的“想象社群”也许在花果飘零之后还有一线“灵根再植”的生机！

（杜维明教授：哈佛燕京中国历史及哲学与儒家研究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首任华裔社长，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本书是我到哈佛大学三十多年，参与筹划或主持文学文化演讲有感而发的一点研究和书写。能有此因缘，还得先谢我的另一半黄绍光博士，以及三个儿女宁儿、远儿、扬儿。随着绍光在哈佛化学及化学生物系担任核磁共振实验室及贵重仪器中心主任，独当一面，我才会长留哈佛，并得到这么多贵人相助。

我更应感激先严张青阳先生的栽培、先慈陈锦女士和公婆的支持，让我以文史为抉择，并谢谢弟弟张居正教授——先在纽约大学，现任教于得州贝勒大学医学院——与我多年的切磋。

自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教书再深造，舍爱荷华大学而往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20世纪前半叶中俄关系人物史等，我对历史人物的兴趣一直很浓厚。本作品的书写论述是我对人物与历史兴趣的延展。由康奈尔大学到哈佛大学，随家迁徙工作，能在稍尽妻子母亲女儿媳妇的职责之余，再迈出这艰难的步子，实不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就能道尽的辛酸。

将心比心，我看风光人物，绝不仅瞥浮面的幸运，尤其仰慕他们深层的孤怀幽抱。对这些文化和文学人物评介书写，我有幸能得两岸主编们的鼓励重视，当年《中央日报》(台湾)的梅新、胡有瑞、古蒙仁、林黛嫂；《联合报》(台湾)系从张宝琴、郑愁予到痖弦、陈义芝、苏伟贞、田新彬、宇文正、吴婉如、周匀之等；又有方鹏程、蔡文甫、陈素芳、钟惠民、蔡素芬、孙梓评、吕红诸位，尤其是鞭策我的最大动力。从《文讯》(台湾)早期的李瑞腾到现在的封德屏、杜秀卿也都应该感谢。跨过海去，要感谢上海文艺的陈先法主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何林夏董事长和罗文波，以及陕西人民出版社何大凡、李向晨等同仁；三联《读书》杂志前总编辑沈昌文先生以及再选刊的《新华文摘》；也感谢香港《二十一世纪》的陈方正等人，《明报》系统的潘耀明以及前《明报》系统《亚洲周刊》后来哈佛大学的马小鹤等人的邀稿。

此外，持续研究的文学人物如聂华苓、赵淑侠、赵淑敏、陈若曦、白先勇、欧阳子、张系国、郑愁予、张错、夏烈、庄因、琦君、徐薏蓝、施叔青、李黎、朱小燕、喻丽清、陈少聪、刘大任、李渝、韩秀、吴玲瑶、纪刚、王鼎钧、非马、石地夫、黄美之、伊犁、荆棘、周芬娜、黄娟和在台的符兆祥等师友，特别是林毓生、齐邦媛、柯庆明、张淑香、张维安、王润华、鹿桥(吴讷孙)等教授都以前辈先进的经验，教我鼓舞我。后来创作了《巨流河》的齐教授早先还托王德威教授带来吴鲁芹老的《英美十六家》，给我做范本，不免令我如临渊履冰，更加谨慎，在现实的狂澜下，企望呈现一部分时代的风骨。

胡适、林语堂等和“五四”学者皆鼓励大小人物记传，认为这是一般人保存当代史料最好的方法，也是知识分子对文化应尽的责任。然而今日流行的传主，多是政治人物、经济人物、影艺人物。对学术人物的论介，凤毛麟角。但我们只要回过头去看，又有谁还记得托尔斯泰时期的帝王，或者与司马迁同时的富贾?故本书是以我在哈佛三十多年间所遇的先后在此任教或受邀来访演讲的学术人物和出身哈佛大学之人物为主。大多文稿完成后，均经传主亲阅指正，再授权发表。

在哈佛大学，也许我算是一个游山游得稍微长一点的旅人。现只认真地做起山边河畔的舟子，诚挚地载起心悦的点滴，我以轻舟摆渡，载不动的更不知有多少，遗珠之憾自然难免，但仍盼将来。

原北大主管人文教学的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何芳川生前推荐我所写文字，他的学生侯颖丽博士(于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到哈佛大学研究时，告诉我这件事，这才知道在北大除熟悉的知友名教授外，还曾有这样一位来不及认识的知音。写下“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的林徽因曾提过：“我们的作品会不会长存下去，就看它们会不会在那些我们从来不认识的人——我们作品的读者，散在各时、各处互不认识的孤单的人的心里。”能以书写的内涵，受到各地知识界认识或不认识之人的看重，对于屡历艰危病痛——十三年亲侍母病，日夜辗转在老人家失智症病房中，依然坚持惦记写作的我来说，这真是最大的安慰!

衷心感激书中所写的诸位良师益友，没有他们的相助，不可能有这本书。感谢在京沪鼎力相助的刘孝廷、张秀华、高毅、欧阳哲生、张重岗、陈汝东、刘璐、刘树森、高峰枫、王一川、朱青生、李庆本、梁景和、王红旗、李玲、江湄、姜云飞、陈思和、徐志啸、李楠、张业松、陈引驰、查明建、雷启立、顾红亮、徐兴无、刘俊、张志强、孙笑侠、李学尧、蒋红珍诸位教授，以及重庆出版集团的诸位编辑；更特别感谢哈佛大学哈佛燕京中国历史哲学与儒学讲座教授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的杜维明和王德威教授所作的序；叶嘉莹、孙康宜等诸位教授，对此书一向爱护。担任哈佛大学汉德升中国文学讲座教授的王德威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还特别为中英书名费心。“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马遇伯乐，人逢知己，当铭肺腑，仅以此书献给诸位，聊表谢忱。

张凤带着深情，怀着厚意，用褒而不贬的热笔替一群在海外为“文化中国”招魂而不知自己魂归何处的智识分子，绘制了一幅具体图像。

——哈佛燕京中国历史及哲学与儒家研究讲座教授 杜维明教授

这是本“学术因缘”的结集，每一篇章皆严谨呈现学者的面貌风采，深入浅出，鲜活感人。

——哈佛大学东亚系汉德升中国文学讲座教授王德威教授

张凤以史家的冷峻、作家的温暖，勾勒了百年来哈佛大学华裔学者的研学史。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

张凤为读者描画了哈佛令人钦慕的历史与传统，以及由哈佛培养熏陶而涌现的人文与自然科学的杰出代表人物。在张凤笔下，个个显示了活生生、可触可摸的鲜活特点，完全不是呆板正经的“僵化”学者。

——复旦大学徐志啸教授

张凤的《哈佛问学录》将文学和学术带出哈佛课堂，推向“公共领域”，扩大了东方文化和中国文明的影响，也使“哈佛的中国缘”更加丰富和多样。

——南京大学刘俊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