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著陈超译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精)/奥威尔纪实作品全集》堪称奥威尔的“二战亲历回忆录”。二战中，他参加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民兵组织，以战争亲历者的身份描绘了战争的艰辛、民众的热情、局势的变幻、媒体的歪曲、信仰的危机等等，提供了翔实可信的战争经历，让人们从事实的角度去理解战争。在诉说自己感受的同时，作者冷静地剖析了战争的表象与实质，传达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主题思想,就是这场战争所带来的意义,是让人们更加坚信人类的高尚品质。本书文风简洁凝练,在静默的言说里蕴含着巨大的动人力量。

由于西班牙内战的内部情况极其复杂，而且二战前夕国际局势瞬息万变，乔治·奥威尔著陈超译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精)/奥威尔纪实作品全集》一直是备受争议的作品。西班牙内战是奥成尔第一次亲临体验战争的残酷和萧条，为他以后作品的反战基调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想象，从未涉足政治的文人奥威尔面临残酷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的党同伐异时内心的彷徨、无助和绝望。在目睹了许多曾经在前线共同作战的友人没有战死在前线，却死于自己人的迫害之后，奥威尔对苏联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怀疑，从此走上了反对极权体制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西班牙内战这个熔炉促使奥威尔的创作热情和才华从控诉外在的世界表象的不公转向了对内在的体制和人性进行深刻反思。同时，奥威尔没有以真理见证者的身份自居，只是以尽量客观的笔触描写他在西班牙前线及后方的见闻，更引用了许多当时的新闻报道，力图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全面的信息。而共产国际西班牙政府与英国媒体对西班牙内战的歪曲描写和为达目的操纵宣传工具的做法促使奥成尔开始思考历史的真实性，并在《一九八四》中升华为对极权主义操纵历史手法的反思。1946年，奥成尔写道：“自1936年后，我所进行的严肃创作的每一行文字，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体制，并为民主的社会主义体制鼓与呼。”

正文

在巴塞罗那的列宁兵营，加入民兵组织的前一天，我见到一个意大利民兵站在军官的桌前。

他是个相貌凶悍的年轻人，大概二十五六岁，长着褐红色的头发，肩膀强健有力，戴着一顶鸭舌帽，斜拉下来，遮住了一只眼睛。他侧对着我，下巴抵着胸膛，注视着桌上一张某位军官摊开的地图，迷惑地皱着眉头。他那张脸深深地打动了我。看到那张脸就知道他干得出杀人的事情，为朋友愿意两肋插刀——你会觉得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却是共产主义者。这张脸的主人既正直坦率，又凶残暴虐，而且看得出是个目不识丁的人，对上级领导非常尊敬。显然，他连那张地图的东西南北都分不清，觉得看地图就像看天书一样晦涩难懂。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他顿生好感——我很少对别人——我是说，别的男子——有这种感觉。那些人围着桌子在聊天，说起了我是个外国人。那个意大利人抬起头，语速很快地开口问道：

“意大利人？”

我操着蹩脚的西班牙语回答：“不，英国人。你呢？”

“意大利人。”

我们走出去时，那个意大利人走过房间，用力地和我握手。对一个陌生人你会感受到那股情谊，真是太奇怪了！似乎在那一瞬间我和他的心灵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结为了亲密伙伴。我对他颇有好感，希望他也对我有好感。但我知道，如果我要保留对他的好感，我就不能再和他接触。不用说，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这种萍水之交在西班牙经常发生。

我提起这个意大利民兵，是因为他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那身蹩脚的制服和凶残而可怜巴巴的脸庞让我强烈感受到当时的特殊气氛。他和我对这场战争的所有回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巴塞罗那飘扬的红旗、一列列满载着士兵奔赴前线的破旧的火车、铁路线上那一座座灰蒙蒙的饱经战争破坏的城镇和山丘上泥泞冰冷的战壕。

那是1936年12月末，距离现在我动笔是不到七个月前的事情，但似乎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后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得这段时期的回忆变得模糊了，比1935年或1905年的回忆更加模糊。我来西班牙的目的是为了撰写新闻稿件，但我立刻加入了民兵组织，因为在当时那种气氛之下，那似乎是唯一的正确之举。无政府主义者仍然控制着加泰罗尼亚，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对于从革命伊始就投身其中的人来说，到了12月或1月，革命似乎已经结束了。但对于一个从英国来的人而言，巴塞罗那的情景令我觉得十分震撼和惊诧。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一个工人阶级翻身作主的城市。几乎每一座建筑都被工人占领，挂着革命的红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相间的旗帜。每一面墙上都画着锤头和镰刀的图案，写着革命党派的名字缩写字母。几乎每一座教堂都被捣毁，里面的神像被焚灭。工人群体正到处有组织地捣毁教堂，每一间商店和咖啡厅都写了标语，标榜自己是集体所有制经营，甚至连擦鞋匠也被集体化了，他们的鞋匣被涂成了红黑两色。服务员和售货员直视着你的脸，和你平等相待。奴颜婢膝的话，甚至那些礼节性的话都暂时消失了。没有人说“阁下”或“先生”，甚至“您”也不说了。大家互称“同志”和“你”，打招呼时说的是“祝你健康”，而不是“请安”。法律规定不许给小费。有一次我想给看电梯的小男孩一点小费，结果被酒店的经理训了一通。街上没有私人的汽车，它们全都被征用了，所有的电车、出租车和许多交通工具都涂成了红黑两色。宣扬革命的海报无处不在，贴在涂成干净的红蓝两色的墙壁上显得特别振奋人心，让剩下的几张广告海报看上去就像脏兮兮的涂鸦。兰布拉斯大道是贯穿市中心的主干道，行人熙熙攘攘，穿梭不停。整条马路都安置了高音喇叭，从早到晚大声播放着革命歌曲。最奇怪的景象莫过于行人的面貌。从表面上看，富人已经基本上在这座城市绝迹，除了少数妇女和外国人之外，根本找不到“衣着华丽”的个体。大家要么穿着朴素的工作服或蓝色的吊带裤，要么穿着不同款式的民兵制服。这一幕幕景象非常奇怪而令人振奋，里头有许多事情是我无法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觉得不喜欢，但我觉得这是值得为之战斗的事业。我还觉得情况就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这里真正成为了工人当家作主的国度，资产阶级已经被驱逐、处决或接受改造，与工人站在同一阵线。我没有意识到，许多富裕的资产阶级只是暂时化装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低调地隐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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