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迪埃·埃里蓬在福柯晚年与其接触很多，并利用《解放报》记者的身份采访到了福柯身边的朋友，因此，《米歇尔·福柯传》提供了更详细的福柯晚年的生活细节。作者把福柯丰富的、有争议的个人生活与他的理论思想、社会活动以及当时大的国内国际政治环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把福柯个人经历与二战后那个法国当代思想大师辈出的动荡年代一同展现给读者。

迪迪埃·埃里蓬编著的《米歇尔·福柯传》以简洁、清晰可读的叙述，有条不紊地追溯了米歇尔·福柯的生命足迹，揭开了围绕这位辉煌哲学家的许多神话和谣言，促使我们认真思考福柯的每一部著作及其观点，并重新构建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今天的法国的文化、政治和思想生活。总之，这是一名思想家和他的时代的故事。

本书是一部国际公认的权威传记，被翻译威二十多种语言。

新版收录法国思想家布迪厄对福柯的评价等未公开的资料。

第三版序言(2011年)

序言

第一部分 地狱哲学

 第一章 “我出生的城市”

 第二章 黑格尔的声音

 第三章 尤里姆街

 第四章 疯子狂欢节船

 第五章 斯大林时代的鞋匠

 第六章 不和谐的爱情

 第七章 乌柏沙拉、华沙、汉堡

第二部分 事物的秩序

 第一章 诗人的才华

 第二章 书及其副产品

 第三章 纨绔子弟与改革

 第四章 打开躯体

 第五章 资产阶级的堡垒

 第六章 浩瀚的大海

第三部分 “活动家和法兰西学院教授……”

 第一章 万森大学的插曲

 第二章 杂技演员的孤独

 第三章 黑夜的教训

 第四章 民众法庭和工人回忆录

 第五章 “我们都是被统治者”

 第六章 赤手空拳的造反

 第七章 爽约

 第八章 禅宗和加利福尼亚

 第九章 生活就像一件艺术品

附录1 关于汉堡法国研究所所长、米歇尔·福柯文学博士主论文手稿准允付梓的报告

附录2 米歇尔·福柯的题目与研究

附录3 法兰西学院1969年11月30日教授大会

附录4 法兰西学院1970年4月12日教授大会

附录5 一种自由的思想

译后记

保罗·福柯，这是父亲的名字。父亲是普瓦捷的外科医生和卫生学校的解剖学教师，枫丹白露一位外科医生的儿子。他娶了普瓦捷另一位外科医生和卫生学校教师的女儿安娜·马拉贝尔。他们居住的白色宽敞的住宅外表平平，靠近市中心，这是马拉贝尔大夫1903年建造的。房子面朝阿尔蒂尔-朗克街和凡尔登大道。凡尔登大道从城市的高处延伸下来通向克兰河谷。保罗·福柯医生夫妇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弗朗西娜，15个月后有了保罗。更准确地讲是1926年10月15日。几年后，又有了二儿子德尼。他们都过着外省富裕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福柯家族是富有的。福柯夫人在离城二十公里的布瓦图的旺德佛尔拥有一处住宅，建筑宏伟，花团锦簇，当地人称它为“城堡”。她还拥有一些地产、农场和耕地。福柯大夫是远近闻名的外科医生。他白天分别在普瓦捷的两个诊所看病，是该市的显要人物。一句话，福柯家族的家业殷实，有保姆照看孩子，厨师料理饮食，甚至还雇了司机……与其说福柯夫人对孩子们教育严格，不如说她将父亲的教诲变成自己的信条。马拉贝尔大夫认为“重要的是自己管自己。”福柯夫人总是避免指导或引导孩子们的阅读。至于宗教，它似乎对这个家庭影响甚微。诚然，每逢周日，人们都要去市中心的圣·波尔歇尔教堂做弥撒。但福柯夫人却不止一次忘记去教堂，常常是她的母亲，弗朗西娜、保罗-米歇尔和德尼的外祖母带他们去。有一段时间，保罗-米歇尔曾在弥撒中参加儿童唱诗班的活动。这皆因传统所致。后来，很久以后，米歇尔·福柯在一次采访中甚至说他家是反教会的。无疑，这两种现象是并存的：尊重传统和疏于信仰。

如果说保罗-米歇尔是在耶稣会教士的保护下开始上学的，那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或是一种历史巧合，两者常常是同一回事。因为当地的亨利四世学校有幼儿班和小学班，所以能接收很年幼的孩子入学。该校设在路易-列那尔街上的一座古老建筑中，过去曾属于圣会。这是一所公立学校，但背靠一座小教堂，教堂的规模和外形更像一座修道院。福柯大夫的儿子第一次跨进学校的方形院子时还不满四岁，正门里侧上方刻有“创立者”亨利四世和“慈善家”路易十四的头像，它们历经几个世纪，注视着过往的孩子。国王雕像至少能打动最年幼的孩子。另外，保罗-米歇尔不到法定的入学年龄，却不愿与姐姐分开。福柯夫人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师，老师非常客气地答应说：“您可以把他带来，我们让他坐在教室后面，给他一些彩色铅笔。”1930年5月27日，福柯坐到了教室后面，拿着一些彩色铅笔。“但他却利用这段时间学习识字”，福柯夫人解释说。他在“儿童班”呆了两年，直到1932年；后来又进入小学班，直到1936年，他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学生，上了中学班。1940年开学时，他离开了亨利四世学校。在那里，他度过了最糟糕的一个学年，随后，他便进入了圣·斯坦尼斯拉斯学校。

因为在这之前，福柯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难题。他的数学成绩不佳，但是他的法语、历史、希腊语或拉丁语的成绩却足以弥补这一欠缺，并使得他每每荣获“优秀奖”。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福柯在三年级时成绩一落千丈呢?福柯夫人这样解释：在战争的新形势下，校长的大脑受了刺激，不能再管理学校。确实，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逃难者接连不断地涌入城内，小学和中学都必须接待来自巴黎的学生和教师。亨利四世学校腾出一部分地方安置撤至普瓦捷的让森·德·萨里中学的人。因此，普瓦捷的宁静和安全的学习气氛荡然无存。学习名次也同样发生了变化。一次，福柯对一位朋友谈到，他为被那些新来者超过和替代而感不安，以前，他总是名列前茅，甚至独占鳌头……与福柯同期的几个同学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法语老师居约先生非常讨厌福柯，他不大喜欢资产阶级子弟。作为激进派、伏尔泰的信徒和狂热的“第三共和国”分子，这位老师毫不掩饰他对贵族子弟的蔑视。任何事情都会成为他憎恨班上来自巴黎富区的孩子们的理由。随着仇恨的增长，他把普瓦捷这座可怜城市的后代中的一些孩子也视为这种出身的代表，把他们当作自己仇恨的对象。保罗-米歇尔·福柯对此茫然彷徨，不知所措，他感到他在学校的榜首地位在他脚下动摇，他的成绩从此一蹶不振。在所有的科目中，他只能勉强保住拉丁语翻译的桂冠。在这年学期末，学校作出了“参加十月补考”的决定，这在福柯夫人看来更是忍无可忍。福柯夫人带着儿子一走了之，在一所教会学校圣‘斯坦尼斯拉斯教会学校给儿子办理了注册手续。该校当时位于让·热莱斯街和老喜剧院的拐角处。它并不是该市最受重视的教会学校。只有圣·约瑟夫中学才是声誉俱佳的学校，由耶稣会主管，学生大多是本地区高层资产阶级和显贵家庭出身的学生。圣·斯坦尼斯拉斯中学在这方面望尘莫及：它的学生多为富商和小工厂主的子弟，教学质量也远不如众所周知的圣·约瑟夫学校高。从1869年起，圣·斯坦尼斯拉斯中学改由基督教派的兄弟会掌管。人们称他们为无知兄弟会。福柯是在1940年9月人校的，那时，德国人已占领该城达数周之久。自由区距普瓦捷城二十公里。在分界线的另一边，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要到那边定居需办安全通行证。二年级的学生因为年幼，不能去德国服兵役，留下继续学习，至多干些农活。暑期里，他们需干六周农活，主要是清除马铃薯甲虫。在优秀教师中，最令学生们难忘的是一位独特的历史教师——蒙沙贝尔神父。他是利古瑞修道院的本笃会修士和附近克鲁代尔村的本堂神甫。他喜欢步行，人们常常能够在普瓦捷通往利古瑞的路上看到他手拿朝圣棍，身着肥大、满是污迹的棕色粗呢袍。尽管他尘垢满面，人们还总是停下车，带他一程。福柯夫人说：“我带过他一次，事后，汽车里就开始爬满跳蚤。”这个怪人学识渊博，散步时总是斜挎着装满书的褡裢。他授课是学校生活的重要时刻。一位校友在1981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他的课使人难以忘怀。他掌握的有关事件和人物的知识，丰富得令人吃惊，因而其评论犀利、准确，当然其中也不是完全没有轻率之处。他思如泉涌，纵情驰骋，犹如被文思隽永的形象所吸引。他有时会引起哄堂大笑，把课堂变成名副其实的集市。当他感到过分，难以恢复课堂秩序时，会像孩子那样哭着走出教室，说：‘可怜的孩子们啊，我无能为力了，无能为力了。’但当大家许诺说一切已经过去，不再吵闹时，他又会返回教室，在宁静的气氛中重新慢慢地讲起课来。当他再度沉醉于他的话题和热情之中时，声调又渐渐升高，而且会因异常的表达再次引起哄堂大笑。”在福柯夫人看来，他似乎是唯一对保罗-米歇尔产生某些影响的老师，他使保罗-米歇尔很小就对历史萌发兴趣。保罗-米歇尔如饥似渴地阅读雅克·德·班维尔的《法国史》，并深深为书中的插图所感动，特别使这年幼的孩子着迷的人物是：查理曼大帝。福柯夫人说，福柯12岁起便开始学习弟弟和姐姐的历史课本。干脆说，蒙沙贝尔神父的历史课简直可说是为满足福柯而开设的。当然，这充满轶闻、妙语连珠的历史人门课也能激发起所有学生的热情。上面的证人以这样的评语结束回忆：“以这种方式讲授的历史不可能记不住。”（P5-9）

第三版序言（2011年） 

这本书第一次出版是在1989年。一年半之后，它又由福拉芒里翁出版社口袋丛书再版，我做了几处小修改，并以附件的形式增补了一些新文献。这本书很快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此后，便在国际上开始并延续着自己的生命。

当我被告知，当然是一段时间之后，这本书经过多次印刷之后又一次售罄，准备再版时，我产生了一种欲望，也更加犹豫：我是否应该借此机会重新修订这本在80年代中末期撰写的传记？

第一个理由是：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一直在补充、明确、重述我在这本传记中写过的内容，参考此书出版后发表的回忆材料。这些新材料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或厘清我曾尽力挖掘的某些时期——比如，我想到了传记或与路易·阿尔都塞的通信。这就是我在1994年撰写《米歇尔·福柯与他的同代人》一书或者我在1999年撰写《米歇尔·福柯的多种面孔》第三部分，我“对同性恋问题的思考”时的情况。我多少可以把这些新文献中的一部分放入我的这本旧书的再版中吧？噢，当然可以！我并不想将它全部重做。因为，我已不是过去的我了，而作传也已经不是我现在的工作了。再者，做这样的事至少需要几年，我还有其他任务要完成(我已经开始写作未来可能叫做《回到兰斯》的书，有一天我还会从这本“论自我分析”衍生出其他东西)。算了，还是保留这部传记的框架和内在关系，只对它做一些新的补充吧。

当时，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认为也很重要：福柯本人在这20年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之，他的著作变得厚重起来，增容了。4卷本的《言与文》收录过去失散和尚不为人知的文章。他身后的出版物一个接一个，源源不断，尤其是“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

我是否应该着手编写一个“修订与增补版”？我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最后，下定决心，我问自己：这样做能否改变我以前对福柯的看法，有无必要介绍另一个福柯，让他的身影和面孔从这项工作中呈现出来，而这项工作可能把我带到更远的地方，拖上更长的时间并且比我预料得更加复杂？反过来，我又惊诧于这样一个事实：经我介绍的这个人及其作品的肖像不仅得到了认同，而且还被今天可用的资料所夯实。这可能因为我与福柯本人的接触——短暂，但比较密切，可以让我对那些支撑他写作计划的潜在思想方式、冲动和激情直接产生一种感觉和一种直觉。我认为，我写的传记做到了原型重现。

福柯从未停止让把自己的理论建树扎根于自己的个人经验，他甚至说他的每一部著作都可以当作一个自传片段来读。1978年，他在一次讲述“管治术”之发展的讲座中，这样解释道：在15和16世纪的西方，人们参与了“什么是管治？”这个问题的广泛讨论，不过，他补充道，这个问题还可以以另一种他面对的问法来区分：“怎样才能不被管治？”这里面的含义不是指：一点不被管治，而是指，不被这样管治，不能以这些原则的名义，为了这些目的和用这些方式被管治……福柯认为，这就是人们可以以“批判态度”的名义界定的东西。他还评论说：“如果说管治化，就是这样一种运动，即它在某种社会实践的现实中，用自诩为真理的权力机制来奴役个体，那么，我认为批判就是主体有权根据权力效果质疑真理和根据真理话语质疑权力的运动；批判就是自愿反奴役的艺术，是三思后不顺从的艺术。批判的主要功能就是在人们简称为真理的政治的游戏中的去奴役行为。

这种自愿的反奴役，思考后的不顺从，就是说把自己的不顺从视为分析对象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福柯在说到其自身经验与其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紧密度时所要表明的东西。因为毫无疑问，这是他自己的计划，他自己的责任，他在说到“思想即批判活动”时就是这样描述的。他甚至把批判不看作一种理论或一种学说，而是一种“反响”。对如此的世界的不顺从，对束缚自由的权力和标准的示强以及主观意识的可能性构成历史和政治分析的出发点——存在的必要性。因此，思考后的不顺从对于福柯只是另一种肯定自己每一部著作都是自传的一个片段的方式。所以，人们明白他为什么能够把哲学家的角色界定为“诊断当下”，而且，为了改变这个当下，从事历史批评研究的人，界定为表明我们只不过是历史的产物和被历史转变的人。因此，当他提到他博学的漫长迂回和潜心于收集“我们自身本体论”的档案时，人们立刻会感觉到他进行的精彩表述也包含他个人的全部：“一个耐心的耕耘者呈现着自由的不耐烦。"

巴黎，2010年11月22日

2015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联系上我，希望我为《米歇尔·福柯传》法文第三版翻译附件增补部分，并告诉我他们认为之前由我和马月翻译的《权力与反抗——福柯传》第一版的译本质量很好，决定保留。在此，我并代表马月向上海人民出版社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表示感谢，也想借《福柯传》第三版出版之际，感谢我的恩师北京大学杜小真教授，顺带讲述一些有关此书翻译前后的故事。

《权力与反抗——福柯传》的出版是在1997年，可我翻译这本书的缘由还要再追溯10年，即1987年。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杜小真教授把一本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交给我试译。我如果没有记错，当时她还让一位留法博士翻译福柯的《性史》，另请一位先生负责翻译《词与物》。在接到这个任务时，我对这个叫福柯的哲学家一无所知，回家后，查遍书籍，也只是在《外国社科人物大全》中找到一篇有关福柯的“豆腐块”文字。我向老师提出了我的困难，但老师说我们只能自力更生，依据文本，努力领悟，尽力译通，所有无可借鉴的术语，先自己创造，自圆其说。于是，我凭着当时读到的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著作中的术语来建构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术语体系。如陈述、话语、序列、考古学、连续性、策略、档案，尤其是“话语”这个词汇，即便是现在，还看到有人译为议论。上个世纪80年代，没有电脑，没有维基百科，没有百度等，可供学习和借鉴的信息几乎没有，只能死磕，硬读，从字里行间摸索福柯的思想和术语之间的关系。我首先译完了《知识考古学》的序言，交老师审校，获得老师首肯，该序言译文几年后发表在陈启伟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中。我带到余下部分奔赴非洲尼日尔，利用我在中国驻尼日尔大使馆经参处工作两年的时间，在那里完成了该书的全部翻译。

1990年我任期结束回国，途经法国，在书店看到刚出版不久的由迪迪埃·埃里蓬撰写的《米歇尔·福柯传》(1989年)和由吉尔·德勒兹撰写的《福柯》(1986年)。应该说，从这时起，我才拥有了一些有关福柯具体和翔实的信息。后来对我修改《知识考古学》的翻译有了很大帮助。我和马月一边修改译稿，一边翻译《米歇尔·福柯传》这本书，不知不觉翻完了，不仅领略了福柯的整个人生，也译完了他精彩的一生。我们以我们的方式向这位勤奋和伟大的哲学家致敬并将此事向老师做了汇报。没想到杜老师把这本我们用来了解福柯的习作与其他法国哲学家的传记编成“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并为此书取名为《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期间，她又将我翻译的吉尔·德勒兹的《福柯》部分章节译文放人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福柯集》中，作为附件。在此后不久，《知识考古学》也由三联书店出版。屈指算来，从接到任务到看到译稿发表已过去十几年，由一本书派生出四本书。这次翻译实践对我日后的翻译和写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我本人也获得了很大提升。老师对我这个阶段的工作直接肯定是让我撰写《福柯评传》，发表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丛书，第九卷《人文哲学》中。2010年，杜慎老师又给了我翻译福柯《马奈的绘画》一书的机会，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2014年，我又完成了《福柯看电影》一书的翻译，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从当今福柯研究看，福柯的著作基本上都被翻译成了中文，有些还有多个译本。中国的福柯研究已经普遍而深入，我作为米歇尔·福柯的早期中文译者之一，深感荣幸和惶恐，这次接受《福柯传》增补部分的翻译工作既勾起了一些往事，也享受了再一次接触福柯的快乐。米歇尔·福柯总是能带来惊喜，是一个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以福柯为圆心，我还接触到了法国高师一大批哲学家，由于我的职业关系，我选择了吉尔·德勒兹为首攻方向，他的《福柯》一书不仅让我了解了福柯，也通过福柯了解了他。我在1992年首先翻译了他的《时间—影像》，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十几年后，又翻译他的《运动—影像》。至此，德勒兹的电影哲学终于可以合璧，以飨读者。福柯的高师同学保罗·韦纳是法国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也写了一本《福柯》的专著，我曾推荐给商务出版社，因为版权问题，没能实现翻译这本书的心愿，只好翻译他的另一本《古罗马的性与权力》，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的性与权力，似曾相识，在翻译中时常想起福柯，他们是难得的挚友。我还翻译了《哲学家时代》一书，这是一本合集，一个以福柯为首的思想家群体的访谈录，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法国思想家们的研究似乎是贴近的、互通的，他们几乎没有给后人留下死角，几乎所有有意义的对象都被他们从日常生活的隐蔽处揭示出来，让我们不是用哲学的术语、概念，而是用哲学的思维和方式审视我们的生活、身体和情感。

我新近写的一本有关法国电影文化的书《漫不经心的传奇——电影的法国》就是用了他们的视角和方法，该书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我将目光直接投向滋养法国电影的法国文化这片大土壤、大生态中，诠释法国电影100多年来的均衡发展，创作与观影的双赢。在翻译本书附件2《题目与研究》时，发现文中部分段落在第一版中已经翻译了，但为了保留原版译文的模样，没有做大的变动，有意让旧译与新译成为对比，以展示翻译工作者的认知发展。作为一个翻译工作者，我只恨学识不够深，信息不够灵，时间不够用。翻译中的不足，也请读者指教。我再一次感谢恩师，也会继续努力，再做一点思想交流方面的事情。

谢强

2015年6月于牡丹园

作者创造了一个奇迹：对一个人的经历和思想的描述具有如此令人惊讶的可读性。在许多方面，这也是一部“二战”后的法国思想史，在那个时代，福柯是最闪耀的明星。……这本敏感和清晰的思想传记，对福柯这个古怪和辉煌的人，表达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个人观点。

——《洛杉矶时报书评》

这本传记毫不犹豫地描绘了一个复杂的、有时是相互矛盾的福柯肖像。本书不仅提供了对福柯生活和工作的介绍，而且也是一部当代法国思想的导论。

——《芝加哥论坛报》

一部惊人的传记。

——《纽约书评》

对于福柯这样一个神秘和模糊的人，作者不仅提供了一幅生动、及时、详细的画像，而且也完全准确地描述了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界，他们的仪式和恋物。这本书像一部好的小说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

——皮埃尔·布迪厄(法国思想家、社会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