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林森编著的《中国杂技好男儿(程海宝)》介绍了,程海宝,杂技表演艺术家,原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第四、第五届杂技家协会主席。自幼进杂技学馆习艺,16岁毕业即登台演出。擅长翻腾类杂技表演,领衔演出的《大跳板》,惊险、紧张、扣人心弦,创造了“单底座六节人”等国际国内杂坛最高难度的杂技动作,堪称杂坛经典之作。其长达54年的杂技职业生涯,前38年为舞台演出,节目屡有创新;后16年调任上海马戏学校副校长、校长,为培养我国杂技新秀呕心沥血,获国际杂坛最高荣誉——“金小丑”奖以及国际国内各类大奖五十多项。为中国杂技家协会“终身艺术成就奖”“第二届百戏奖”获得者。
陆林森编著的《中国杂技好男儿(程海宝)》是著名杂技艺术家程海宝先生的传记,对程海宝先生的从艺经历、艺术成就等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从中感受这位杂技大家的艺术人生和风范。
杂技艺术的“综合性”和“包容性”
陆:“海派杂技”的发展历程,使我想起了杂技艺术的综合性。《乐舞百戏图》中的“乐舞”,不就是音乐和舞蹈的“综合”?那么杂技是把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综合在一起的一门表演艺术吗?
程:杂技杂技,顾名思义,一是它的多样性形式,构成了它的“杂”。还有一个是技巧,也就是杂技之“技”,这是杂技艺术的核心。缺少高难新奇的技巧,不能算杂技。但光有高难新奇的技巧,也不行,需要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水乳交融,杂技才会更好看,更具艺术性,也更具观赏性。汉代的百戏,是音乐、舞蹈和杂技、魔术等艺术的综合表演。发展到今天,除了有音乐、舞蹈的结合,还综合了编导、服装、灯光等舞台艺术,中国杂技在表演形式上,更具可看性和观赏性了。
陆:能举例或展开说说吗?
程:比如说吧,体育有“溜冰”,杂技也有《溜冰》。但杂技《溜冰》和体育“溜冰”不一样。“溜冰”的场地可以是很大的运动场,运动员能够尽情发挥。杂技《溜冰》的舞台只有一个圆台面大,限制了演员的“自由度”,增加了演员的表演难度。演员必须有扎实的功底和娴熟的技巧,能放能收,收放自如,用“动如脱兔,静如处子”来形容,我想是并不为过的。大幕拉开后,观众首先看见的是舞台背景,白雪飞舞,红梅盛开,然后,两个头戴风雪帽的姑娘从幕后滑出,在“圆台面”上翩翩起舞,非常优美。这个节目由“托举造型”“平行造型”“绕冰凌”“脖套转”等几组动作组成。以“饶冰凌”为例:演员在追光灯下,踮起脚尖,用冰鞋的前轮,在八只“冰凌柱”(白色玻璃花瓶)之间穿过来绕过去,快若旋风,慢如“四步舞”,前者刚劲有力,后者抒情柔曼。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演员舞到后来,绕到中间,采下一朵花,开始旋转起来。这样的表演好看不好看?我觉得很好看。为什么?因为它将芭蕾、溜冰和杂技技巧糅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既不同于体育节目,也不同于纯技巧表演的新的节目。还有服装,也是杂技艺术“综合性”的一个重要元素。
陆:你说的是杂技演员的服装吗?
程:是的,杂技演员的服装如果搭配得好,也会营造出美感来。古时候老百姓穿的肚兜,看上去很普通,穿在杂技演员身上,情况就不一样,跟头翻得又快又利索。如果穿上大裆,怎么行?杂技的基本动作是腰、腿、跟头、顶,穿背心、穿肚兜,裤脚系上松紧带,有利翻滚。这就是服装的魅力,与杂技动作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比如《大武术》,演员站在‘‘底座子”(最下面的一个演员)的肩上,用双手、单臂、双肩表演各种造型,或者“倒立”,或者“滚顶”,就应该穿单肩高弹连体服装。《小武术》表演,主要是对手和跟头,表演集体性节目“虎跳”,跟头一个接着一个,服装一定要紧身,否则,跟头怎么能翻得既快又好?《跳板蹬人》要求演员蹬、翻自如,不能牵丝攀藤,对服装也有一定要求。以前我们当杂技演员的,服装面料不像现在这样有高科技含量,那时都是棉纺织品。随着科学水平的提高,棉布被针织腈纶和弹力尼龙、氨纶取代了,演员穿上这样的服装进行表演,肢体舒展得更加轻松,这也充分说明杂技是在时代变迁中不断发展的,它的艺术特征越来越明显了。
陆:上海杂技团是中国著名的杂技艺术表演团体之一,在国内外一些重大比赛中屡获大奖。你担任过演出二队队长,能否结合团里的编创情况,说一说杂技艺术的“综合性”?
程:杂技如何与音乐、舞蹈结合,历来是我们杂技界探索的一个重要话题。当年,上海杂技团并没有专职编导,单人节目和双人节目基本上也都是按照演员的老习惯、老路子来进行表演的。老一代演员邓文庆非常重视杂技表演的综合艺术性。他表演的魔术《钻高桌箱》,要求助演手里拿着鸽子,意思是“我们热爱和平”。当他从箱子里钻出来,先是将鸽子放飞,然后方跳下臬子,向前走几步,面带笑容,以芭蕾舞的姿势向台下观众行一个屈膝礼,这就增加了节目的艺术效果。1958年,王林谷为上海杂技团执导《广场杂技表演》,对画面、陪衬、情趣和演员的面部表情也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拍摄《扯铃》,过去由两个男演员、一个女演员,或三个男演员、一个女演员表演,田双亮是这个节目的主角,女演员作为陪衬。导演要求互相呼应,四个女演员作为“腰串”,分别站在四个对角,就像四朵盛开的鲜花。《踩球》的编导,也非常讲究节目的艺术性,要求既轻松,又风趣,还要给观众有一种幽默感。节目表演过程中有丑角穿插,既增加了现场的活跃气氛,也对节目的衔接起到了相互呼应的效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上海杂技团先后调入舞蹈编导、音乐作曲、舞美设计等专业人才,目的就是要为海派杂技增添更多的艺术元素,使杂技更具可看性和观赏性。
陆:音乐在杂技表演中所起的作用如何?
程:演杂技,绝不是在演“哑剧”,音乐起到了重要的烘托主题作用。从古及今,几乎都这样。清末民初,北京天桥那儿聚集了大批杂技艺人,有的人搭了简易篷,有的人就地设摊,表演时有打锣的,有敲鼓的,也有吹洋号洋喇叭的,选用的乐曲大多为民间小调、流行歌曲。上海受外来文化影响,有的杂技班子有铜管乐队,演出时又吹又打,将国内外流行的歌舞曲、圆舞曲搬上了舞台,非常热闹,为杂技表演增加了气氛。上海杂技团组建初期,也有一支铜管乐队,乐曲大多也是国内外流行的歌舞音乐和民间小调,直到1956年,杂技团遵循周恩来总理指示,乐队改为民族乐队,乐曲改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民间音乐。
1963年,我那时还在学馆学习。上海杂技团赴北京演出,第三遍铃声响起,聚光灯齐齐投向音乐池。四只先锋号和高中音唢呐同时吹响《将军令》,那场面真是气势磅礴啊!一曲《将军令》终了,接着又响起了“前进曲”,只见身穿绚丽多彩、鲜艳夺目服装的全体演员和经过训练的群兽进入现场,列队向观众鞠躬。演出还没有开始,却已先声夺人,尤其是音乐的“先导”作用,给全体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1983年,我们杂技团再次赴京演出。第一场表演结束,观众以为接下来的前奏曲肯定又是“爵士音乐”,却不料,乐队这回奏响的仍然是一曲《将军令》。演奏结束,乐队出人意料地奏起了伦巴音乐,两支乐曲的反差非常强烈,但因为它们衔接有度,效果特别好。乐队演出《飞天》时,由古琴领奏《霓裳曲》,电声乐器作为伴奏,既带有民族韵味,又带有海派韵味,让人耳目一新。大型杂技节目演出结束,演员一起谢幕。这时,乐队演奏的是谢幕曲。掌声伴着乐声,珠联璧合,将演出推向了又一个高潮。P9-11
这本书,断断续续地写了一年多,究其原因,并非我偷懒,而是写了大半,妻子突然患病,我不得不中止写作。接下来的事情,便是跑医院,打听哪家医院好,哪家医院医生的医术高超,能够妙手回春。随后,我就在嘈嘈杂杂的人群中躬身而坐,耐心地等候医护人员叫号,如此这般,很是品尝了一番辗转和看病抓药的繁琐与苦楚。等到妻子的病情稍稍稳定,拉开电脑键盘,上面已是落满了薄薄的一圈尘埃。我叹了一口气,将那尘埃轻轻擦去,连带擦去心中的些许不安。
这时候,已经是2015年的夏天了。
窗外,有知了在不住地聒噪,一声接一声。我突然感到人生之短促,一如这冬去春来、春去夏至的脚步,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时间老人的来去脚步何其匆匆!心想,我真的是辜负了人生的大好春光,想起近两年前的一次见面会,越发的感觉汗颜。那时的景象,我至今没有忘记。
彼时,上海文学艺术院召集我和本书传主、海上著名杂技艺术家程海宝在上海文联102室见面。参加见面会的还有上海杂技家协会秘书长王莹;文联领导沈文忠公务缠身,工作非常繁忙,我没想到,他也抽出时间,亲临会议室,听取写作这本书的构想。尤其让我心生感动的是,文联领导沈文忠这天是抱病参加我们这个会议的,他殷殷嘱托我,希望将程海宝这位海上杂技名家写好。桌子上冒着热气的一杯清茶,文联领导的一番亲切话语,暖人肺腑,既让我体会到了文联领导的务实,也让我感受到了领导对这本书寄予的厚望,我当时就生发了一股激情:不偷懒,多用功,抓紧时间采写完成。不料想,竟然会因故而延宕了这许多的时日!
现在,我虽然交出了书稿,但我很难预判,这本书距离领导对我的期望和要求,以及读者的喜好究竟有多远。想到这里,不只是汗颜,更多的是惶惶然。我在这里想要多说上几句的是,程海宝是一位名人,也是上海文联和上海杂技界的领导之一,但我更愿意他以一位杂技艺术家的身份接受我的采访。听他说往事,我能感受到他的一颗艺术良心,真诚、质朴、爽朗,毫无矫揉造作之情,多的是一份杂技艺术家的坦率和平实。无论是前些年,还是近年来;无论是在任上,还是退休离任后,程海宝其实一点也没有闲着,为了他心中高扬的杂技艺术之旗,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倾情奉献,奔波于杂技舞台上下。当我在他的一旁坐下,听他说那过去的事时,我突然有了一种感觉:我似乎是在沿着一条岁月之河行走,一路捡拾岁月遗下的一枚枚彩色贝壳,但我自知力有不逮,无法溯流而上,去探寻岁月之河的源头,捡拾更加斑斓、更加美妙,甚至留有大自然音符的贝壳,我为之感到遗憾,说一声:愧对领导,愧对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了。
程海宝的朗朗笑言,为我打开了一扇探寻一位著名杂技艺术家心路历程的窗户。在我看来,这扇窗户是那样的透明,以致让我时时流连忘返于绿色掩映的晨光之中。我以敬畏之心,努力探寻,探寻时光流逝的匆匆脚步。然而,我也知道,时间越是久远,就越是难于探赜索隐,真要将一位杂技艺术家50多年的艺术经历全都化作有形的文字,浓缩于这本书中,那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我只能重点选择他的几个艺术人生的横断面,尽力还原本来的面貌。
我在《一壶魔术半世功·周良铁》的后记中说过,我不是一个高明的画师。如今,我仍然这样说,我像一个画技并不高明的画匠,在为一位杂技艺术大家粗线条地勾勒,不敢奢望神似,但望为日后他人的研究留下一幅形似的杂技艺术家的剪影。毫无疑问,程海宝50多年的杂技生涯,是一本很厚的艺术大书,为了写好这本书的每一页,我勤跑,勤走,勤问,查阅了大量资料,有的已被我引用(书中用楷体标出),还有极个别被我引用的,因年代久远,实在查无出处,未及标明。在此,都是要向有关专家、学者表示我的心迹,说一声“谢谢,谢谢”!当然,我也要感谢程海宝,说一声“海宝老师,感谢你抽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我深知,天道酬勤,但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要想写成这本时间跨度几十年的名人传记,于我,恐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还需要说上一说的是,原先,我给这本书稿起的名字是《技惊天人若神功》,后来一想,这似乎有点仰视或拔高的意味,反而不足以反映出海上杂技名家程海宝的个性和他那杂技艺术的豪气,便改用了现在的书名《中国杂技好男儿》。这,也算是对读者的一个交代,补白于此,是好是坏,还是留待读者诸君评说吧。
陆林森
2015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