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的“晋军新方阵”,是一支阵容强大、实力雄厚、成果丰硕的劲旅,在全国文坛的影响力迅猛增长。这支队伍中的许多中青年作家,已成长为举足轻重的力量,成长为备受瞩目的文学新锐。
自《晋军新方阵》丛书推出辑,第二辑后,立即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好评。因此,我社应广大读者的请求,现出版第三辑,以飨诸君。本辑共10册,分别是:李燕蓉《半面妆》、邓学义《东庄里点灯西庄里明》、王太文《我站在我们边缘》、李金山《黄雀鲊》、李晋瑞《陌生人的玩笑》、晋侯《抱一为天下式》、卢静《谁谓河广》、悦芳《虚掩的门》、燕霄飞《藏孤记》、张红兵《十年灯》。
本书为李金山的《黄雀鲊》,收录了作者的散文随笔作品。
李金山的散文随笔集《黄雀鲊》为《晋军新方阵·第三辑》丛书之一种。
本书是作家李金山散文随笔作品的选集。主要收录了他的一些回忆性随笔和文化类散文。李金山的回忆性散文笔意晓畅,通常于一件小的物事,申发出别样的感受,随遇随性之处较为明显。而在文化类散文中,他则做了大量的文史考证,比如有关宋代吃喝风物的文章,旁征博引、视野广阔,内涵深广而蕴藉。
静庐记
静庐者,我在作协之办公室也。
据说山西省作协的所在旧时曾是一户富商的宅第,一座传统的四合院落。院内一幢坐北朝南的三层青砖小楼,历经岁月的剥蚀,唯余素净。我的静庐就位于小楼二层的东南一隅。
名其静庐,因其静也。
其一,虽然作协地理上距离闹市不过咫尺之遥:往南府东街,往西五一路,虽都算不上太原市顶繁忙的街道,但也车流如织,人流似梭。然而要到达作协所在的南华门东四条,不论从哪一条街道进来,都至少要拐两道弯。就这么东一拐,西一拐,便甩掉了几乎所有的闹市喧嚣。所以静庐虽紧邻闹市,却不觉其闹,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是也。
其二,作协这一片属居民区,本就没什么大的动静,无非鸡鸣狗叫,孩哭婴啼,自然是一派清净了。
其三,四合院,传统的内敛结构,加之院内梧桐参天,藤萝匝地,市声都被拦截在了四合院外、梧桐树巅。
其四,静庐独坐,就常常会想:这静庐会是富商当年的书房吗?当年的富商会有我今天这样如水般的平和心境吗?“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富商和他当年的脚步早已被时间深一层浅一层地掩埋。逝时无声,顿觉心静。
其五,也许总还会有些许的市声尾随了人的脚步溜了进来吧,却终被我邈远的心境挡了驾:“心远地自偏”么!
静庐不过三人、三椅、三桌,三人皆是素心喜书喜静之人,桌上、几上、案头无不是书,有事便做事,无事便读书,“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自有一份情趣在里头。待到中午,家远而不归,静庐便是我一个人的静庐了。阳光款款地照着,白云悠悠地停着,书可圈可点,人可仰可卧,困了,便以书遮脸,盈盈地入梦,梦里依然是我的静庐。
静庐奇静,便有雀儿在朝东的窗户外筑了巢,静庐的主人为了不惊扰雀儿,将雀巢所在的窗户一角换作了毛玻璃,更将可以开闭的窗扇移走换了整片的固定玻璃,这样雀儿便安心地做了我们的邻居。从此,雀儿晨起便啄窗告以将作,暮归便啄窗知以将休。雀儿也是有心的吗?为了感谢我们这些邻居的善举吗?
静庐读书,读累了,身后的一扇门随手可开。门外是一方几与静庐等大的露台。步上露台,天地洞然,豁然开朗,与现代楼房阳台的感觉绝不可同日而语。舒展舒展筋骨,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顿觉神清气爽,耳聪目明。露台外,不知何年何月哪位前辈手植的两株山楂,彼此依偎着,如今已经越过露台,悠悠地向天空伸着。眼下季节正值盛夏,被夏日鼓舞的树叶油绿油绿。花已落尽,新萌出的果儿三五一簇,坠斜了枝头。阳光明媚的时候,树上便停了雀儿,却往往是只闻其声,难觅其踪。偶有从树丛里探了头出来,眼睛一律清清爽爽的,样子机活灵动,见有人来,并不就惊走。撮起嘴来逗弄它们,它们也叽叽喳喳,也是在逗我了?其中的哪一只或许就是我东窗外的芳邻吧,可我终是无法相识,它能认识我吗?它是在向它的伙伴介绍我这个芳邻吗?……
私撰联日:
露台闲语新添邻,
静庐贪看未见书。
我爱静庐。
2003年6月24日于静庐P1-3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即将付梓出版。
在山西文坛,“晋军”之称谓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批文学新锐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走上文坛,他们跃马扬戈、左右奔突,使文坛瞩目。其时不仅山西,而是整个中国都处于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也有幸被时代的大潮裹挟,成为当年“晋军”中的一员。时隔三十年,山西省作家协会推出《晋军新方阵》系列丛书,再度为山西澎湃的文学浪潮推波助澜,沿用“晋军”这一称谓,其意无疑是想展示今日山西作家、诗人的阵容和实力。山西文学院具体承办这项工作,正值我在文学院任职,参与了这套丛书一至三辑的运作,这在我的文学生涯中自然是一件幸事。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与《晋军新方阵·第二辑》的格局大致相同,收录了四部中短篇小说集、三部诗集、三部散文集,而《晋军新方阵·第一辑》收录的是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山西号称“文学大省”,确实如此。不管文学如何被边缘化,这块黄土地上永远有人做着文学梦,永远有人孜孜不倦地写作着,也许是《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使然,也许生命个体需要这样的表达和抒发。《晋军新方阵》只是从他们中遴选出的一小部分,“冰山”的绝大部分仍掩藏在生活深处,有待于今后不断发掘和显示。
对于本辑作品,虽然我在编选过程中已经阅读,但由于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日益变得复杂,作家本身的内心和面孔也游移多变,一一谈论他们大概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表达阅读中一些明晰的感受。
首先,这是一些非常热爱文学的作家和诗人。为什么这么说?真正的文学有自身的逻辑和规范,它排除各种功利的实用性,只对那些纯粹的作家和诗人敞开。我认为眼前这些作品是纯粹的文学,他们不是拿文学说事,不是把文学作为工具的。他们不期待用文学来获取任何功利,不在于一定要有“专业作家”的头衔,而在于你对于文学的态度和认知。他们的作品是对其身份的有力确认。
其次,不管小说、诗歌还是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再囿于山西这片地域,他们的文学观念是开放的,美学追求是高品位的,用某一种风格来界定他们早已经不适用了。即使那些描绘黄土地上人与事的作品,也表现出了人的想象力的丰富性、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山西曾经有着优秀的文学传统,但他们的创作已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超越了传统。山西作家的创作不仅是山西的文化财富,更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
还有一点极其宝贵,那就是我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了可能性。可能性是最吻合存在的表述。存在的丰富性、神秘}生、不确定性,或许只有通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才能显示。一段故事没有结局,一些面孔若有若无,没有答案,无需答案,没有判断,无需判断。生命的存在不正是由各种可能性构成的吗?阅读中,我对山西作家和诗人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们用一只手抓住了生命和文学这两个世界,并预示着文学未来的可能。作者有作者的可能性,读者有读者的可能性,我们只有充分地理解、感受,探寻形形色色、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文学才会进步,才会繁荣,才能表现我们这个色彩斑斓而又变化无穷的充满了诗一般魅力的时代。
是为序。
2016年6月1日
此刻,我想到了杜牧焚诗。杜牧去世以后,外甥裴延翰为他编文集,裴延翰在《樊川文集》的序言中说:“明年冬,迁中书舍人,始少得恙,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杜牧临终整理自己所作诗文,百分之七八十,都丢到火里去了,毫不可惜,好像还有恨。我们现在读杜牧的文集,觉得字字珠玑,但杜牧自己,对很多都不满意。我在整理这个集子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没有杜牧那样多。大概我的年龄还不够大,作品也不够多。不过,我还是下过一番功夫的:重读自己的旧作,删掉不满意的篇章,呈现给读者的,都是自认为的精华。杜牧把自己的诗文当柴烧,那些被烧毁的文字,是否真的消失了呢?《樊川文集》序中有交代:“延翰自撮发,读书学文,率承导诱。伏念始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笔,比四出守,其间余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涂稿醉墨,硕夥纤屑,虽适僻阻,不远数千里,必获写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签目,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得诗、赋、传、录、论、辩、碑、志、序、记、书、启、表、制,离为二十编,合为四百五十首,题日《樊川文集》。”杜牧有个好学生,就是外甥裴延翰,谆谆教导二十年,每有诗文,不管外甥隔多远,都要抄录一份寄给他。我觉得杜牧此举有教导的成分,同时也有为将来编文集的考虑。杜牧要外甥给他编文集,可编出来的却不是他想要的样子。这件事情说明,作家要编集子还是自己动手得好。杜牧烧掉的那些诗,在外甥手里都有备份;我删掉的文章,在我的电脑里也有备份,但我不想读者读到它们:我想让读者看到我好的一面,这个我比杜牧强,我可以做到。
来说说我的写作。我的写作从散文开始。不是没有做过其他尝试,小说、诗歌、电影等等,在写作的初期,我都曾涉猎;但一番比较之后,觉得散文这种文体更适合自己的才性。我的散文写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金圣叹。当时我还在测绘局画地图,偶尔从旧书摊上读到金圣叹的文章,文章的篇名记不起了,其中讲他惬意的那些时刻,比如盖了房子挂起画,自己坐在房子里,如此之类等等。这样的文章使我惊叹:原来文章可以这样有趣。所以“趣味”是我散文的一个特点,有人评价为“冷幽默”,寓诙谐于凝重的叙述当中,不是开怀大笑,而是会心一笑。这是我写散文的第一个阶段。大约十多年前,我流连“新散文”网站,既读帖也发帖,既是读者也是作者。当时的“新散文”网站,是一班写诗的朋友搞起来的,大概因为这个原因,“新散文”注重细节的呈现:时间慢下来,细节无限放大。受此影响,我的许多散文细节丰富。这是我写散文的第二个阶段。后来,我读到了韩石山先生的文章,他说散文作者应当先成为某方面的专家,然后其文可观。当时我恰好对宋代人物司马光感兴趣,所以就着手研究司马光,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写出一部《重说司马光》,韩先生欣然为之作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时间是在2010年。接着,我写了一批关于宋代吃喝的文章。这个阶段的散文注重知识性,可以给读者提供有趣的历史知识。这是我写散文的第三个阶段。
这个集子里的散文,时间跨度很大,现在翻读早期的作品,感觉很陌生,简直不敢相信是自己写的。现在再要我写这样的文章,我是肯定写不出来了。《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竞射杀之。”李广去打猎,天黑光线差,错把草里的石头当成了大老虎,他张弓去射,箭头深入石头,外边只露出个小尾巴,等他发现后再去射,却怎么也射不进去了。李广再不能射进石头去,我也再写不出那样的文章。这样的情形,我想只能用如有神助来解释。这件事情说明,作家都是些捕光者,灵感就是那光,它在你的脑海闪现,倏忽即逝。有灵感的时候,你一定要抓住它,千万不能偷懒,若等到时过境迁,灵感熄灭后,好文章也就失之交臂了。
1997年我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明年我就毕业二十年了。前两天老同学在微信群里交流说,届时大家集体回母校。此时回顾自己的二十年,从哲学进入文学,又从文学进入史学,现在我是一名文史研究者。我究竟是如何从哲学进入文学的呢?此时我想到,当年哲学系的几位名教授,都是富有文学气质的:孙师正聿讲课像散文,孟师宪忠能写新诗……我所以接近文学,可能是受他们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