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距今最近的“前朝”，是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的开端，虽曰短暂，内涵却闳中肆外，谷稼丰衍，遗存史料车载斗量，堆积如山，加之过来人的口述条呈，回忆追怀，构成了其庞大的内容体系。近年来，有关民国史研究方面的著述，既多且杂，领域不同，角度各异，但无一不引人注目，扣人心弦。

介子平著的《民国旧事》是一本讲述民国年间逸闻趣事的随笔，作者立足于民国有趣的人发生的有趣的事，带领读者领略不一样的民国事件。

介子平著的《民国旧事》按专题分类，分为辛亥五废、民国逸闻、民国趣闻三大块，每一块各有十篇左右专门文字，记录了刺客、公义、辫子、新学、变法等民国故事。内容不泥古，观点有新意，图片添新姿，值得一读。

辛亥五废

 废缠足

 废辫子

 废鸦片

 废太监

 废“万岁”

民国逸闻

 乱世刺客多

 私交与公义

 因伺不幸福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清亡于道

 从宣统四年说起

 孔祥熙与铭贤学校

 习俗移人

民国趣谈

 有钱的出钱

 借戏说事

 笔杆子枪杆子

 别字不光有趣

 新历旧历

 阎锡山宴请泰戈尔

 表象的服装符号

 吃瓦片

 祈雨

 外交面子

 盗也有道？

后记

废缠足

依满人习俗，清初命令剃发，禁止缠足，然缠足未禁，又添辫陋。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开启民智，主张民生，国人风貌为之一新。说不尽的辛亥，人人解读，各执一词，但至少在废缠足、废辫子方面具有共识。

大同凤临阁，可谓雁北第一名楼，倒不是因其高大，而是因其有故事。

相传明正德十三年（1518），正德皇帝在京中无聊，自封为威武大将军，一路招摇，来到大同。他行至九楼巷中的“久盛楼”，只见一妙龄女子当垆卖酒，惊为天人，不觉心旌摇荡，乃以言语相戏。此女名曰李风姐，是大同梅龙镇人，父母双亡，与兄长在九楼巷开了间小酒馆糊口度日。面对此番调戏，凤姐正色以拒。正德帝无奈，从便服下露出赤金蟒服与玉佩，并道出身份，于是上演了一段天子和民女的露水姻缘。后凤姐随正德移驾返京，途中身染重病，不幸殒命于居庸关下。凤姐死后葬于居庸关西，坟丘上白沙白草，当地人称“白凤冢”。因这个故事，“久盛楼”遂改名为“凤临阁”。

其实，李凤姐的原型是刘良女。正德在太原时幸艺妓刘良女，宠爱一时。西游宣府归来后，将刘良女安置于西苑太液池腾沼殿中，号称夫人，俗呼刘娘娘。关于武宗与刘良女相识的经过，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明实录》中记载刘良女为太原晋王府乐工杨腾妻。正德游幸山西时，派人到太原索要女乐，得刘良女。武宗喜她色艺俱佳，遂从榆林带回了豹房。《稗说》则说刘良女是大同代王府上的歌姬，正德曾假扮低级军官出入于王府的教坊，因而得以认识刘氏。当时武宗在这样的风月场所中并不太引人注意，别人还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军官，但是刘氏慧眼识珠，认定其不是平常人，遂另眼相看之。武宗记住了这个刘氏，后来派人将其接到北京。这就成了后来著名剧本《游龙戏凤》的故事框架，只不过刘氏变成了李凤姐。正德下江南时，刘氏一直陪伴左右，多次一同出现在臣民面前。正德在南京赏赐寺庙幡幢上都要写上自己与刘氏的名字，刘氏也成为正德一生中最宠爱的女子。

将李凤姐安籍大同，是有其合理性的，缘此地自古出美女。许指严《十叶野闻》刊载过一则咸丰帝与民女海棠春的爱恋故事：“海棠春乃大同一女伶，名玉喜，常演剧于津门，工青衣，尤擅闺贴，且能琵琶、羌笛，捧场者咸属王孙贵胄，其父师宝若连城，虽万金不与易也。每一登场，莫不啧啧慕色艺，月金之昂，占津门第一。”咸丰眷汉女，其目的所在，窅娘新月，潘妃莲步，裙下双钩是也。

凤临阁出名后，许多故事皆附会其上，使之更为传奇。相传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晾脚会”的会场也设在这里。“小脚里头，藏着一部中国历史”。关于晾脚会，冯骥才的小说《三寸金莲》中有所描述，说的是天津往事。旧时代，坤脚被认为是女人最神秘的部分。守规矩的妇女，睡觉都要穿袜子，套鞋，她们的脚甚至连同床共枕一辈子的丈夫，也都难得见到一回，况乎他人。如何可以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有所展示？依冯骥才的说法，到晾脚会这日，已嫁少妇或未嫁少女，坐在高凳上脱鞋解袜，连同“王母娘娘的裹脚布”一齐解脱，然后把脚置于面前的矮凳子之上，任人品评。晾脚的场合还不止于街面，据清人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载：“裹足之害莫甚于山陕。妇人女子，行走街衢，皆扶杖徐步，或扶高粱秸而行。佣人之女仆，令其扫地，须跪而执帚。然其足非真莲瓣纤纤也，皆垫以高底耳。住户晚饭后，妇女皆携小杌，坐于门前，翘其足于阈外，以夸示路人。路人缓行细视则可，若回头再看，则必被詈。虽极贫之家，亦隔日换著新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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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州古台，北固亭下，吴宫花草，晋代衣冠，故人感怀也。余生也晚，非民国亲历者，然在童年，满眼风光北固楼，寻常巷陌处处民国遗迹。我的这些叙述民国的文字，是在我的那张民国的写字桌上完成的，桌子之前的用途是公务，还是写作、记账？拥有者是教师，还是文人、商家？未知。郁达夫光绪年间生于富阳的满洲弄，而我办公的地方叫满洲坟，位于太原城新南门外。满人入关后，辟此地为满洲义园；辛亥之后，满人失势，墓地渐小；抗战时期，日军强征此地，遗骨遂悄然迁走，但地名留下了。余之感怀，一伏案眼前是民国，一出楼门外还是民国。然物是人非，往事如烟，时过之事不在远近，很快都化作了陌生。“天空中没有我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

民国是距今最近的“前朝”，是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的开端，虽日短暂，内涵却闳中肆外，谷稼丰衍，遗存史料车载斗量、堆积如山，加之过来人的口述条呈、回忆追怀，构成了其庞大的内容体系。近年来，有关民国史研究方面的著述，既多且杂，领域不同，角度各异，引人注目，扣人心弦。

吸引我关注这段历史的原因，在于民国有趣的人发生的有趣的事，及发表的有趣的文。于是零零星星写下了一些文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立足点在于从细微处了解历史及读史后的感受。这个小册子最初起名“民国碎影”，之所以称之为“碎影”，在于这些感受东鳞西爪，支离破碎，尚构不成完备体系。民国本是个整体，但囿于视野之偏狭、见解之浅显，加之为公余的挤奶之作，于是只得以“碎影”的面貌出现。张岱曾言：“拾遗补阙，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然一语不易拾，一事不易补，治史者皆知，读史者未必知。丘吉尔曾言：“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我非专业的目光，仅在不远的民国而已。

我也是位历史研究者，只是涉及者不是民国史，而是出版史。出版史中，民国是绕不过的一段，而诸如晋绥边区出版史、晋冀鲁豫边区出版史，本就是民国出版的一部分，连环画出版始于民国，年画出版盛于民国。

就历史的真实性，阎锡山在1937年4月23日的日记中有段精辟的分析：“自古历史难得真相，为者无暇记，记者又不知为者之曲直，证之今日，府署中之事实与街衢之谣传，每相径庭，报纸之登载十乖其九。”人世无常，以史明理，历史的真实也不在时间的远近，而在乎推断的合理。事件发生了，总有背后隐约的原因，表象的原因怎能就是真实的缘由？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历史的任何解读，也极具个人色彩。何兆武先生曾将历史学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第一个层次属于自然世界，它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属于人文世界，它是人文的。”一曲《后庭花》，情节同，唱词同，不同的只是扮角唱腔的微妙变化。以常见史料，归纳现象，离析缘由，乃史学家的观察与思考，亦心得与领悟。

野史是民间对历史的解读、对现实的期望，正因如此，野史能使人对一切冠冕堂皇的事物持有怀疑态度。民国史研究近来在民间格外热闹，几成显学，何以然？正统的《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家谱”，民国史则不是，记录者是握有无数管笔的散客。民间的民国史中有多少溢美的成分，附会的合理，又有多少省略的原委，片面的背景，难以估量忖度。“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使人触动者，不仅是这些人事人文，还有兴衰更替间的思索。怀念民国是一种病。

历史的趋势是必然的，但偶然因素也能改变进程。秦之李斯，助纣为虐，焚书坑儒；汉之王莽，书生治国，一塌糊涂；唐之安禄山，安史之乱，由盛转衰；宋之王安石，变法维新，由治而乱；明之吴三桂，一己之私，引狼入室；清之袁世凯，卖友求荣，反复无常。无数的历史选择，就在某个人手里。

历史上不只成败有幸与不幸，毁誉亦有幸与不幸。蒋廷黻谈及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被罢黜，认为是林的终身大幸，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慈禧心腹太监安德海于辛酉政变时，行杖责苦肉计，罚回京师，借机传递两宫密信，与恭亲王奕诉联络，铲除肃顺等赞襄政务八大臣，慈禧从此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大清历史从此沿着她的喜好行驶。政变中，作为小人物的安德海，作用关键，提及这段历史，此人绕不过。使人疲惫者往往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鞋里的一粒沙子，许多大事往往败在小人物手里，因为做大事情的人总是容易忽略小人物，有人说小人物改变了大历史，果真如此？慈禧一方成功的深层原因，实则在于正统皇权思想、政治伦理观念的深刻影响。八大臣虽奉有成丰遗诏，慈禧等人却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而京师文武大臣及握有兵权的胜保、僧格林沁等均倒向代表皇权的两宫皇太后一边。太平天国被剿灭后，东南半壁无主，李元度未劝进曾国藩自立；戊戌变法时，帝后两党胶着，谭嗣同未说服袁世凯倒戈，被劝说者的阻力，也基于此皇权正统意识。

慈禧的执政，再一次被归入了“红颜祸水，倾国倾城”的宿命。夏亡于妹喜；商亡于妲己；西周亡于褒姒；吴亡于西施；秦以吕易赢，赵姬之功；晋牛继马后，光姬之力；唐衰于杨玉环；明亡于陈圆圆；清败于慈禧。晚清以降，空前的政治危机，源于西洋势力的侵入，若不然，大清不会亡，若大清不亡，封建制度不会亡。纵使在长时间的巨大冲击下，这一制度的思想文化根基仍死而不僵，此根基就是历史大趋势的支撑。假如甲午战争胜利了，戊戌变法成功了，这些偶然事件是否会有转折历史的趋向，是否会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未必！有道是自古“独柱擎天力弗支”。

还有一些也是规律性的必然。秦尚法，汉即尚儒，矫枉过正；唐重武轻文，宋即重文轻武，过犹不及。朝代之初，君强臣强，唐之初，君有太宗，臣有房玄龄、杜如晦；朝代之中，君强臣弱，唐之中，君有玄宗，臣则为李林甫、杨国忠；朝代之末，君弱臣强，唐末之君不足道也，臣多为虎狼之臣。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偶然绝非孤立，前固后果；凡事皆有联系，后果前因。鲁迅曾言：“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份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自然环境决定生存之道，生存之道影响文化基因，文化基因形成民族性格，民族性格关乎国家命运，历史走势全在于“宿命”。

历史是观察现实的思维方式。翻阅历史的思索，在于与现实对比后的沦肌浃髓，铭诸肺腑。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唐太宗有“以古为鉴可知兴衰”的切论，此不赘言。

是为序！

介子平

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深不得，浅不得，雅不得，俗不得，“民国旧事”，虽少创见，倒也朴素去饰，苟简通行，忌了脂粉长丑、金珠长悍的过分，忌了词章满壁、花卉满圃的堆砌，几番琢磨，遂立为书名。

民国有太多细节，终不知是必然还是偶然，但全能在更远的前朝，或时下觅得相似之处。碎影的拼凑对接，管窥不出全豹，蠡测不出半海，凭着规律还原出的大致，却为治史者腾冉了相当的空间，胡适所言“修辞立诚在于无愧，造物指事莫非自然”，合理乎？悖理乎？

陈寅恪的治学三不讲“前人说过的我不讲，今人说过的我不讲，我自己以前说过的不再讲”，让人气馁极了，沮丧极了，不知本书有多少是独见，义有几许为复述。杜鲁门也说过类似的话：“天底下唯一的新鲜事，便是不为人知的历史。”只由于每个人感受的差别，心得必异，体会必殊，任何历史皆当代史，亦心灵史，实则娱乐，却非娱乐。

对民国的叙述，一半基于史料文献之丰沛，一半基于个人兴趣之所在。闷坐书馆闲操心，看来全是论古今，“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治史如读书，疑与不疑问。窗前已非昨时月，可肯今宵借我读？以介某之业余，置喙梢头，一只孤往独还的云雀，舌喁喁，语切切，难免为嘹唳舒扬之聒、铿锵高亢之噪所没，不要紧，鸣而生默而死之间，余幽咽了一声。不求宛转圆润，但求几曲新声，而已而已。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客串者虽有此心思，却无此使命，奢谈此能力。闻一多在《论郭沫若的学术精神》中所言：“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的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照此理论，说得对与不对，皆可予人有益，此话慰人。

傅斯年说“史学即史料学”，为充实论据，纠偏扶正。所书手稿一涂再涂，其间辗转反侧，吞吞吐吐，有抽去章节者，有添加字句者。添文如添丁，其乐融融，其兴冲冲，直至添成蛇足之累；删节犹比捐钱纳税，掂量再三小九九，空遗一派小家之气，故曰得也患失也患，进也难退也难。陈衡哲编译《西洋史》，胡适撰文推荐之：“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这样综合的、有断制的叙述，可以见作者的见解与天才。历史要这样做，方才有趣味，方才有精彩。”胡适的观点与傅斯年重叠，但内涵更广，有趣精彩的言外之意，定能作多方面的理解。

1924年12月，鲁迅为其主编的《乌合丛书》撰写广告语：“大志向是丝毫也没有。所愿的：无非（1）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从速卖完，可以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2）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他的话，道出了多少著书人的忐忑。

感谢海天出版社张小娟女士玉成此事，她是位有文化情结的出版人，将书稿交予负责任的编辑，是作者的放心。我与之同行，深谙此道。感谢侯苗苗女士在校对方面予以的支持。

介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