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之蓝》是乔治·巴塔耶结稿于1935年的小说，正值西班牙内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故事以主人公亨利·托普曼为第一人称，讲述了这个青年纠缠于三个女性之间，在欧洲城市中酗酒、狂欢、哭泣、迷茫、绝望的黑色流浪生活。整个故事沉浸在压抑、阴沉而绝望的氛围之中，影射了法国知识分子阶层在动荡的时局与暗流涌动的政治势力面前，茫然无措的精神状态。除去创作背景的政治色彩，小说内容洋溢着浓厚的历史氛围，包含着关于20世纪30年代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寓言；同时，细心的读者也能从中读到巴塔耶理论的影子。

乔治·巴塔耶著的这本《天空之蓝》介绍了，或多。或少，人都悬于故事中，悬于小说里，由它们为之揭露生活多面的真实。只有这些时而读来令人心神不安的故事，才能让他直面命运。所以我们必须怀抱热烈之情感去探求故事可能的面貌——探求如何将努力付诸小说的革新，抑或更甚，付诸小说的永生中去。

前言

引言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噩兆

母性之脚

安东尼奥的故事

天空之蓝

死者之日

译后记

噩兆

l

在我生命中最不幸的那段日子里，我经常和一个女人见面——理由难说正当，也不带一丝欲望诱惑。这女人唯一吸引我之处是她的荒唐：仿佛是我的命运迫使我在这般境地里找来一只不祥的小鸟为伴。五月，我从伦敦回来，神志涣散，精神躁郁，几乎是病态的，但这女孩很奇怪，她全然没有察觉。去年六月我离开巴黎去普吕姆找嘟蒂，接着，躁怒不堪的嘟蒂又离开了我。回来以后，我就再没办法长时间保持得体的态度。一逮到机会我便去和“不祥之鸟”见面。但也有几次我当着她的面便发起狂躁的疯来。

为此她很是担心。有一天，她问我怎么了，晚些时候她对我说她觉得我随时会疯掉。

我很生气。我回她：

“什么事都没有。”

她坚持：

“我理解您什么都不想说，可能现在我让您一个人待会儿比较好。您太激动了，不适合考虑这些计划……但我还是要说，我很担心……您打算怎么办？”

我看向她的眼睛，毫无一丝决然。我看来八成魂不附体，像是要摆脱某个顽念，却无法逃离。她转过头。我对她说：“您大概猜我喝了酒？”

“不，怎么？您喝么？”

“经常。”

“我说不准(她把我当个正经人，甚至是顶正经的那种，况且对她来说，酗酒与其他要求是不相容的)。只不过……您看来精疲力尽了。”

“还是回到计划上来吧。”

“您显然太累了。您坐着，但好像马上就要倒了……”

“没准会的。”

“怎么了？”

“我会疯掉。”

“为什么？”

“我难受。”

“我能做点什么？”

“不能。”

“您就不能和我说说您到底怎么了？”

“我觉得不行。”

“那您发封电报叫您妻子过来吧。她也不一定非得待在布莱顿吧？”

“不，而且她已经给我写过信了。她最好别来。”

“她知道您现在这个状态么？”

“她也知道她对此无能为力。”

这女人很困惑：她应该觉得我既烦人又软弱，不过又相信她眼下的任务是帮我走出这种状态。终于，她横下心强硬地对我说：

“我可不能就这么放着您不管。我得送您回家……或者去您朋友家……听您的……”

我没吱声。那一刻，在我脑子里，所有事情都开始暗淡下去。我已经受够了。

她一路送我回到家。我再没说过一句话。

2

我通常在证券交易所后面的一家酒吧餐厅见她。我让她和我一道用餐。我们总要花大功夫才能吃完一顿饭。时间全用在了讨论上。

女孩二十五岁，生得丑，还很邋遢(从前和我出去的女人正相反，个个穿得讲究又漂亮)。比起名字，她的姓拉扎尔(Lazare)倒更符合她这幅阴沉可怖的模样。她古怪，甚至相当滑稽。我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对她感兴趣。八成是精神错乱。至少，我在交易所碰见的朋友们是这么认为的。

眼下她是能让我摆脱衰颓的唯一存在：她刚走过酒吧大门——入口处，她黑不见骨的身影，在这通向好运与财富的场所里，好似象征不祥的愚笨幻影——我起身，将她引到桌边。她穿着黑衣服，裁剪糟糕、满是污渍。她好像从来看不见眼前的东西，走路总是撞到桌子。她没戴帽子，一头笔直的短发，梳得很乱，像脸颊两边长了对乌鸦翅膀。她有只皮肤发黄的犹太瘦女人的大鼻子，从钢架眼镜下的翅膀问冒出头来。

她恼人：说话速度慢，语调泰然，仿佛精神已超然世外；疾病、疲乏、贫困或死亡在她眼中都算不得什么。她事先假定别人身上都有种最为平静的漠然。她之所以迷人，既因为她头脑清醒，又因为她满脑子幻觉。我给她足够的钱印一份微型月刊，她觉得这杂志很重要。她在里面为共产主义辩护，不过理念却和莫斯科的官方共产主义相去甚远。大部分时间里，我把她当个积极的疯子，而我，不过是不怀好意、为了寻乐子才加入她的游戏。我猜，我关注她，是因为她的激动昂扬与我的私生活一般失常、一般贫乏，同时也一般错乱。最吸引我的要数那种病态的渴望，它怂恿她为了被压迫者的事业献出生命与鲜血。我想，这定是不洁处女的贫瘠之血。P27-31

或多，或少，人都悬于故事中，悬于小说里，由它们为之揭露生活多面的真实。只有这些读来时而令人心神不安的故事，才能让他直面命运。所以我们必须怀抱热烈的情感去探求故事可能的面貌——探求如何将努力付诸小说的革新，抑或更甚，付诸小说的永生中去。

以不同的技巧削弱对已知形式的厌怠之感，确实为许多人孜孜追求。但我不明白——如果我们想知道小说可能的样子——如何能不首先了解并确定一个基准。揭示生命种种可能的故事不一定发出呼唤，但当它呼唤，便会激起一阵狂暴，失了这份激情，故事的作者就会对任何超越界限的可能视而不见。我相信：只有令人窒息的、不可完成的挑战，才能让作者找到途径，到达极目之外的彼方，那正是疲于世俗陈规所圈定的有限此间的读者所期待的。

我们如何还能流连于作者早已敏锐地超越了的那些书本之间呢？

我想提出这个原则。我放弃为之证明。

我要做的只是给出一些契合我论断的书目(寥寥数本……我还可以举出其他，但无序本身就是我意愿的尺度)：《呼啸山庄》《审判》《追忆逝水年华》《红与黑》《欧仁妮·德·弗朗瓦尔》《死刑判决》《萨拉辛》《白痴》……

我想以沉重的文字表达自我。

但这并非在暗示单凭狂怒的爆发或苦难的考验就足以确保故事所蕴含的揭示的力量。我这么说不过意在言明《天空之蓝》中种种骇人的异常之举都源于当时撕扯我的苦难。失常是《天空之蓝》的根基。但我从未觉得这个源头有足够的分量，所以1935年结稿后，我放弃了出版计划。现在，1957年，读过手稿并为之动容的朋友们希望我能发表这部作品。我最终决定相信他们的判断。不过我自己多少已经把这部作品遗忘了。

1936年起，我就决心不再想它。

更何况，在此期间，西班牙内战与世界大战的爆发，都让与这本小说情节相关的历史事件显得微不足道：在悲剧本身面前，又怎会有人去关心预示它的征兆呢？

上述原委与小说本身给我带来的不满与不适相吻合。但这些情况现在都变得很遥远了，以至我可以说是在事件最炙手可热时写下的故事，也同其他故事一样，统统成了作者刻意置于某段不值一提的过往中的选择。今时今日，我的精神状态已与这本书出现时大相径庭；不过到头来，这个当时具有决定性的缘由，现在也显得无足轻重，我决定相信朋友们的判断。

毫无疑问，《天空之蓝》是一本非常之书，可能用“失常”一词更为准确。小说注定了要将与之相遇的每一位读者推入深渊：为狂怒所裹挟的主人公，悖于伦常的越界行为，人与人之间赤裸的、暴力的权力关系。整个故事就仿佛一场缓慢而绝望的自我毁灭，义无反顾地向着它唯一命定的结局而去。

初读小说，这种异常的冲击迫使我手忙脚乱地为一切找个合理的解释。于是，一种政治的解读便显得顺理成章。小说结稿于1935年，正值西班牙内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次年，巴塔耶与布勒东共同发起知识分子抵抗运动“反击”(Contre Attaque)，批判资本主义、支持阶级斗争。巴塔耶自己也在1957年写就的小说前言中承认，“《天空之蓝》中种种骇人的异常之举都源于当时撕扯我的苦难。”除去创作背景强烈的政治色彩，小说本身也洋溢着浓厚的历史氛围。巴塔耶首先在作品中构建出了一个无限逼真的时空体：无论是真实存在的咖啡馆、餐馆及旅店，还是真实发生的刺杀、暴动与革命，都将故事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至于人物，巴塔耶也多少在字里行间点明了他们的政治隐喻：《天空之蓝》三位主要女性角色中，富有、傲慢而疯狂的嘟蒂身着万字旗红长裙；难看、邋遢而阴沉的拉扎尔办有共产主义月刊(评论普遍认为她是以西蒙娜·韦伊为原型的)；天真温顺的格泽妮生活优渥，却也不忘在火车卧铺上读一份最新的《人道报》。至于纠缠于三人之间的主人公托普曼，则影射了法国知识分子阶层，在动荡的时局与波涛暗涌的政治势力面前，茫然无措的精神状态。

的确，《天空之蓝》包含着关于20世纪30年代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寓言，但作品中某种异乎寻常的“真实感”，又无时无刻不拒斥将故事里的人与事等同于承载着多重所指的符号。这种“真实感”，尤其源于巴塔耶对小说人物的生理反应种种不厌其烦的描写，呕吐过后鼻腔里的酸痛、面对面的情人口中的酒臭味，甚至是酒后失禁，内脏发出的舒缓声……这些细节刺激着人的感官，让人时刻感觉到一个个“真实”的人——倒不是说他们真的存在，而是他们有着与常人无异的生理机能，他们极端的失常里竟包含着某种极端寻常的生物本能。

如此一来，整部小说便形成了极度的历史真实与极度的生物真实分庭抗礼的局面。《天空之蓝》既指向社会(革命与战争)，又指向个体(肉体与心灵)。更有甚者，在两者的拉锯中，巴塔耶不断地用后者冲击前者，用后者解构前者。主人公托普曼说，就算战争真的爆发，也不过是对他“脑中所想之事的回应”。个体的、非理性的本能侵蚀着对社会的理性认知——或许小说真正可怕之处，莫过于直白地揭露出这种“因果颠倒”，莫过于西班牙暴乱中，托普曼突然意识到，他对革命的渴望背后，其实掺杂着种种个人情感与一时冲动。

了解巴塔耶思想的人，或许会从小说中看到他理论的影子。如果我们将作品里隐含的战争威胁看做既存社会秩序崩溃的先兆(正如巴塔耶原本为小说所选的标题“噩兆”所示)，那么，主人公托普曼在战争阴霾下的种种举动——无论滥交、酗酒，还是投身革命，本质上都是对既有禁忌与界限的侵犯。在死亡的压迫与彻底的绝望面前，托普曼屈从于本应抗拒的动物性冲动，通过越界实现了对动物性的回归。这与巴塔耶在《色情史》中关于“国王之死”的描述不无相似之处，只不过在这里，政治的、社会的运动似乎也被纳入了动物性范畴，成为与醉生梦死、声色犬马性质相同的暴力毁灭性活动。也许，巴塔耶确实想以《天空之蓝》为自己的思想做一番独特的论证。正因如此，他才会别有用心地将这部叙事作品如论文一般，分为引言、第一、第二部分三大板块。

以上林林总总，便是我对巴塔耶小说一些浅显的理解，而我的翻译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一如巴塔耶在前言中所写，这是个在狂怒(rage)下写就的故事：通篇多为简单句式，用词不生僻，全文读来并不困难。但激动之人说话，又难免在段落、词句之间，发生逻辑断裂，让句意变得模糊。到了翻译中，这种矛盾便直接导致了选词的困难。一句话，五六字，其中的核心词汇在中文里有若干不同含义，却很难从上下文里推出该选哪一种。似乎每个解释都说得通，但每一种又都只涵盖了原词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在翻译中比比皆是。巴塔耶要在最短的句子里充分利用每个词的所有含义。然而，语言的差别、译者水平的限制，又让我有时很难在译文里找到同样简练、有效的表达。最终，我所能做的，也只是自圆其说，在尽量忠实于原文内容的基础上，让译文达到自洽，并努力还原出原文这种“狂怒”写作所体现的行文风格。为此，我参考了七星文库(P16iade)系列中，让一弗朗索瓦·路艾特(Jean-一Francois Louette)主编的巴塔耶卷里对《天空之蓝》所做的注解，也对比过帕拉丁出版社(Paladin Books)由哈利·马修斯(Harry Mathews)翻译的英文译本——后者虽然与我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也给予了我不少启发。我衷心感谢那些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人，尤其是勒克莱齐奥先生与我就小说片段的讨论，以及赵天舒在参考书目上给我的建议。至于有些实在难以两全的情况，我便用注释将原文的多重含义一一写清。方法固然笨拙，但或许能对读者理解作品有所帮助。

与标题相反，《天空之蓝》绝不是一本赏心悦目之书，翻译过程如此，阅读体验亦是如此。它更像一根利刺，一声巨响，强迫读者接受小说中种种异常的存在，阻止他们，如我一般，急于在某种政治的、历史的抑或神话的解读中一劳永逸，为这些非理性之举找到一个理性依托，而要他们直面越界行为的恐慌与不安。执着于欲望与死亡的巴塔耶显然不允许任何合理化的可能弱化《天空之蓝》中不可理喻的、粗暴的直白。但这种对动物性的“高级回归”是否就是出路？小说中托普曼所遭遇的困境，到底是源于人性本身的必然，还是自我意识过剩下，纳西索斯式的自怜？这一切，或许就只有留待每位读者自己从文中去寻找答案了。

2017年8月10日

于法国巴黎

我想以沉重的文字表达自我。

但这并非是在暗示单凭狂怒的爆发或苦难的考验就足以确保故事所蕴含的揭示的力量。我这么说不过意在言明《天空之蓝》中种种骇人的异常之举都源于当时撕扯我的苦难。失常是《天空之蓝》的根基。但我从未觉得这个源头有足够分量，所以1935年结稿后，我放弃了出版计划。现在，1957年。读过手稿并为之动容的朋友们希望我能发表这部作品。我最终决定相信他们的判断。

——巴塔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