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燕赵文化的精神内涵
（1）爱家爱国。春秋战同时期是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战”乱之际。列国之间攻伐不已的兼并战争，以及“攻城以战、杀人盈城：攻地以战，杀人盈野”的残酷场景，大大强化了原本属于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各国的“国家”意识，强化了人们抵御侵略、保“家”卫“国”意识，为爱国主义的生成和培育提供了土壤和环境。燕赵两国杰出的代表如蔺相如、荆轲等爱国志士。蔺相如用生命和热血为代价来捍卫国家利益和尊严的爱国情怀：一是奉“和氏之璧”出使秦国。面对秦国图谋，蔺相如怒发冲冠．欲以头击柱、与璧俱碎，最终“完璧归赵”，维护了赵国的利益。二是陪同赵王出席“渑池之会”。会上，秦王“令赵王鼓瑟”以戏辱赵国。蔺相如拍案而起，张目叱咤，欲在五步之内血溅秦王，迫使“秦王为赵王击缶”，捍卫了赵国的尊严。三是面对战功赫赫的廉颇的妒忌和挑衅，他顾全大局，问巷回车，感动得廉颇“负荆请罪”，留下一段将相和的千古美谈。荆轲是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杰出代表。为了使燕国免于灭顶之灾，荆轲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义无反顾地踏上刺杀秦王的不归之路。他的悲壮的人生结局，为自己所追求的“重于泰山”的人生价值取向做了最完满的诠释。
（2）改革进取。由赵武灵王亲自领导的“胡服骑射”是从变革军事装备开始的。为了使赵国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开疆拓土，赵武灵王决定在赵国实行“胡服骑射”。胡服，就是将中原传统的宽袖长袍改为北方游牧民族短衣紧袖；骑射，就是以轻捷的骑兵取代笨重的战车。但是这场服装军械的变革，却涉及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传统“以夏变夷”和现实“以夷变夏”的冲突；二是遵循“古法”与“变法”的矛盾，同时还涉及移风易俗的问题，所以改革的难度和意义已远远超出改革内容本身。赵武灵王对传统礼法问题认为：“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及至三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同时，他对如何对待“蛮夷”生活习俗问题上认为：“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且圣人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这些蕴含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时代精神，是贯穿于其中的一条红线。
（3）珍惜重用人才。在“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的春秋战国时代氛围中，他们求贤若渴的真诚，引得各类人才蜂拥而至，为国家的振兴积聚了丰厚的人力资源。赵国平原君赵胜“养士”达千人以上，为赵国构建了一个“人才库”。而燕昭王爱才用才以复兴燕国的战略举措，与赵国南北辉映，构成燕赵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燕昭王对人才一是广泛招揽、积极引进，二是虚心求教、以师事之，三是量才使用、以用为本，四是待遇丰厚、高筑宫室，为招揽人才营造了集感情、待遇、条件和事业于一体的环境。他“收破燕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雌。”他启用郭隗“筑宫而师之”后“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阂王出走于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唯独营、即墨”。他与乐毅的成功，既使燕国走出了一条人才强国之路，也使自身成就了一番功名显赫的事业，成为后代政治家治国理政的模板和知识分子向往期待的境界。因此，燕昭王对人才“厚币”和“筑宫”这段故事，自东汉以后逐步演绎为广为流传的“筑台”和“筑黄金台”，并成为文人雅士和帝王将相反复吟咏的题材。“黄金台”现象折射出重视人才、珍惜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历史价值，展示了燕赵文化的特有魅力。
（4）慷慨悲歌。慷慨悲歌是燕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的精髓。燕太子丹与荆轲刺杀秦王的共同志向与樊於期、田光、夏扶的捐躯共同形成了燕文化慷慨悲歌的独特风格。慷慨悲歌被人们所认同是从秦汉以后：“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韩愈的观点）。“彼知性者，则吴楚之色泽，中原之风骨，燕赵之悲歌慷慨”（黄宗羲的观点）。慷慨悲歌是一种精神，一种风貌，它具有巨大的美学价值，因为它是一种舍身为国、舍身为他人的美德，是一种急人之难的豪侠之风，是一种悲壮的美，所以它才会几千年历久不衰，被人们所称颂。慷慨悲歌对河北省侠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性格形成有巨大影响，对武侠文学的发展也有很大作用，至今仍然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慷慨悲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贡献。
（5）好气任侠。这是燕文化的外在表现。好气是豪放不羁；侠者，最大特点是不苟于世人，而是遵循自己价值标准。他们孤介独行，砒砺自信。重信义，言必信、行必果；重德行，重名誉，但绝不务虚名；轻生死，但不逞匹夫之勇。侠士代表公平和正义。但由于以武犯禁、干扰国家秩序而被限制，普通人也因其志行高绝，生不求财、死不惜命而难以仿效。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称为游侠、豪侠或侠客。他的特征是“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于当世也……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闲，既己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晚清时，燕赵游侠的特点为“急人之难、刚而不摇、质而好义”（曾国藩《曾文正公文集·劝学篇示直隶士子》载）。由此，游侠不仅要具有诚实、勇敢、谦虚等重要美德，还要具有特立独行，亦即一种不从众、不流俗、不合群、特别珍视个人价值。周顾社会和他人意见的观念及行为准则。燕赵一带就以多产侠客而闻名，如荀子、邵雍、孙奇峰、颜元等，可以道出一大批这样的儒者之名。他们上不依附朝廷，中不苟同士林，下不媚俗民众，沉静而勇敢地阐述、践行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行为准则。（P6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