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社科院副研究员方军在企业家裘黎阳的资助下，多次前往浙江进行田野调查，收集整理浙江地区遗留的二战遗物，如旧军装、军用物品等，并进行拍照、记录，在此基础上成立课题进行研究，该课题对于研究二战和中日关系具有较大的历史和社会意义。

这本由裘黎阳、方军编写的《最后的记忆》讲述了抗战英雄的故事。

这本由裘黎阳、方军编写的《最后的记忆》讲述了抗战英雄的故事，包括《蔡樟水：中国老兵、日本老兵，谁留下的故事多？》、《蔡凌云：侵华日军的野炮打得奇准》、《袁启龙：劳教三十二年的老军医》、《吴德明：百岁“独腿”抗战老兵》、《张荣华：我的一生有两个坎儿》、《汪献良：您让我怎么和子子孙孙交代呢？》、《杨耀胜：我曾参加远征军赴缅作战》、《吴其轺：三次被日军击落三次又重上蓝天的“飞虎队”老兵》、《周福康：寻找我的日本恋人边见须惠子》、《潘相福：受降日军最是激动人心》、《骆高木：“老土匪”的称号保护了我三十年》、《李文烈：最后的黄埔军校教官》、《叶增炎：曾目睹亲妹妹被日军糟蹋致死的老兵》等故事。

(序)我为什么要写《最后的记忆》

方军：观看俄罗斯阅兵式让我泪流满面

戴自谨：我曾在“飞虎队”驾驶B一25轰炸机

商贵吾：劳改局中的话剧演员

王玉龄：当年有幸识夫君，没世难忘恩爱情

蔡樟水：中国老兵、日本老兵，谁留下的故事多？

蔡凌云：侵华日军的野炮打得奇准

袁启龙：劳教三十二年的老军医

吴德明：百岁“独腿”抗战老兵

张荣华：我的一生有两个坎儿

郑仁校：高唱《大刀进行曲》的抗战老兵

汪献良：您让我怎么和子子孙孙交代呢？

杨耀胜：我曾参加远征军赴缅作战

吴其轺：三次被日军击落三次又重上蓝天的“飞虎队”老兵

周福康：寻找我的日本恋人边见须惠子

潘相福：受降日军最是激动人心

骆高木：“老土匪”的称号保护了我三十年一

李文烈：最后的黄埔军校教官

叶增炎：曾目睹亲妹妹被日军糟蹋致死的老兵

徐有根：远征军老兵寻找他的香港初恋女友

钱青：毛泽东的文章曾影响了我

周凤楼：我是抱着为国家献身的目的参军的

詹春松：桂林保卫战后，我们团只剩下八个人

附录

张鸣：父亲的赎罪

戴自谨说：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从航空学校毕业，马上被编人美国援华空军十四航空队轰炸机中队的。

戴自谨的女儿在家史中写道：

我父亲1916年2月27日(阴历)生于上海，他家开了几家杂货店，家里虽不算富贵，却也丰衣足食。1936年5月，他从上海民治新闻学院肄业，1937年5月，经朋友介绍，到武汉国民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技术科做实习生，有心钻研电影洗印技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只有二十一岁的父亲，血气方刚，再也不安心一心想报效祖国，到前线去抗击日本人。那时，国内只有阎锡山与共产党合办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招生，他来不及与父母联系(他是独子)便前往，录取后到山西运城民族革命大学分校上课，课程有民族运动和军事两部分。当时的教育长是李公朴，任教的有丁玲等共产党人。当年12月，日本人打到临汾，局势混乱，学校宣布解散。李公朴去了西安，他随即跟赴，但到了那儿一看，无所作为，只得返回汉口。

(笔者注：就在这个时候，战火烧到了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了。)

戴自谨先生把淞沪抗战的空中战斗英雄高志航视为楷模。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也成为中国空军的一员，在祖国的万里领空同侵华日军作战。

据淞沪抗战纪念馆出版的《回忆淞沪抗战》中记载：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14日当天早饭后，时任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高志航飞南京开会，行前指示空军第二十一中队队长李桂丹率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各中队按命令提前行动。

下午，在经过冒雨、穿云，克服恶劣气象条件的长途飞行后，四大队二十一、二十三中队先行达到笕桥机场，高志航大队长也从南京直接飞抵笕桥。而此刻正好收到最新日机进袭情报，敌大型轰炸机若干向笕桥方向而来，高志航立刻前往起飞线前，以喊话、手势命令正在降落的二十一、二十三中队队员赶快再次起飞，利用最后一点余油拦截日机。

高志航立刻驾机起飞，击落日机一架，这是中国空军首次击落日机。在十多分钟的空战中，高志航击落日机两架，全大队击落日机六架。事后统计，光是落在笕桥附近的敌机残骸，就有六架，都有照片，据说日本飞机也有可能坠落在钱塘江、太湖及附近海面，所以，八一四空战缔造的六比零纪录，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成绩。另说，这次原本欲突袭杭州笕桥中国空军基地的日本轰炸机，全军覆没，不是被击落在笕桥附近空域，就是负伤后坠毁在归队途中。

此后的1939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每年8月14日为空军节。

1937年11月，高志航奉命赴兰州接收苏联援华的战机。根据命令他率援助的战机飞至周家口。因天气恶劣，留原地待命。11月21日，周家口机场接到报告，有十一架日机向该机场飞来。他立即下令作战，然而此时日军战机已飞至机场上空，在日机的俯冲轰炸下高志航登上座机，刚进入机舱即被早有准备的日军战机投下的炮弹炸中而殉国，时年三十岁。

在家中，曾由戴自谨自述，女儿这样记录了他的这段历史：

淞沪抗战之后，约在1938年l、2月间，我在报上看到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招收飞行员，便去报了名。通过体检和笔试，我被录取为该校第十三期学员。当时，空校要求入伍生必须在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学习半年。5月，我赴广西柳州陆军分校报到，年底学业结束，本应回空校开始进行飞行训练，但因日军频频轰炸柳州航空分校和昆明总校，致使九至十二期的学员无法正常训练和结业。我虽心里万分焦急，却也无奈，只得随队转至昆明陆军第五分校继续学习。直至1939年底(共在陆军学校待了一年半)，我们才从黄埔军校陆军十六期步科班毕业。全体学生被授予准尉军衔，转至昆明航空总校待命。

终于，在1940年2、3月间，我们在云南的云南驿正式开始接受初级飞行训练，接着，又于1941年初，赴云南沾益进行中级飞行训练。在训练期间，我们一再遭到日军的轰炸，只得辗转于沾益、四川宜宾和昆明，坚持训练。直至1942年初。我们的中级飞行训练才告结束。P7-8

1984年起我曾经在日本《读卖新闻》工作过几年。1997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倒和日本北海道新闻社的几个记者挺熟的。

有个姓志村的日本记者，想要采访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被强掳到日本北海道的中国劳工，他希望我帮助寻找，我同意了。但是，我的条件是采访地点必须在爆发全面侵华战争的卢沟桥上和北京炮局胡同几座侵华日军留下的炮楼前面。

中国有句成语叫触景生情，受尽人间苦难的中国劳工只有在这里才能引发无限的感慨和刻骨铭心的回忆。

原八路军赵忠义老人和中共地下党员尹文成老人在被俘后，就曾经被关押在这座监狱中。之后，他们被押送到日本当劳工。后又经过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直到日本投降后，他们才乘坐美国兵的军舰回到中国。

这些劳工回忆：“乘坐美国军舰回中国时，当看到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大家抱头痛哭、下跪，大喊：祖国——！母亲——！父老乡亲——！我们活着回来了！不少劳工兄弟们受尽了人间的苦难，都客死他乡了，他们永远回不来了！”

如今，日本北海道新闻社的图书《战祸的记忆》已经在日本出版了，数百位日本老人回忆二战感受的文章已经呈现在图书当中。其中包括我在卢沟桥上给中国被日寇强掳劳工翻译、由日本记者采访的实录。

《战祸的记忆》也应该是中国人民、日本人民永远回味的历史。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战祸和无尽的苦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灭顶之灾。

我希望日本北海道新闻社出版的《战祸的记忆》有朝一日得以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同时，我也希望我的书《最后的记忆》能在日本出版发行，让两国人民都能铭记和反思这段历史。

现在，我写的书《我认识的鬼子兵》和《最后一次集结》已经在日本翻译并出版发行多年了。

我父亲是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参加八路军的，他的原名叫房玉池。他的兄弟房莲池、房墨池作为八路军战士先后在1942年日本鬼子的大扫荡中光荣牺牲了。

在抗日战争中，我父亲上过抗日军政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他曾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当过副总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在“文革”前出版过一套丛书叫《红旗飘飘》，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过一套丛书叫《星火燎原》。这些都是采访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共产党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人物的图书。

过去，国民党等同于“反动派”，国军就是“伪军”，是“地富反坏右”。蒋介石就是“人民公敌”。时至今日，在中国范围内，长期、系统地采访国军抗战将士的人，仍然寥寥无几。坚持数十年如一日，采访国军抗战将士们的作家、记者也．是少之又少。  我父亲在“文革”前看过杜聿明将军的手稿《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纪实》。在1968年，我父亲就亲口对我说过：“国军在抗日战争中打过很多大仗、恶仗。他们为抗战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在那个年代，说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我出版了一些图书：《我认识的鬼子兵》《最后一批人》《战争最后的证言者》《最后的抗战老兵(浙江永康)》《最后的军统老兵》《最后的抗战老兵(浙江天台)》《最后一次集结》《最后的尊严》《亲历“九一八”》《重温胜利时光》等。我前前后后采访过五百多位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我认为，我是在延续我父亲没有做完的工作。

我还要出版，或者说即将出版的图书有《来谢罪的鬼子兵》《最后的飞虎老兵》《国难见人心》《重温胜利时光》《最后的川军》《记忆抗战》等。

我已经采访的抗战老兵有五百多人，他们被我分成以下几类：八路军、美国援华空军、被日寇强掳的劳工、东北抗联战士、被日寇强掳的慰安妇、原二十九军老兵、在浙江的黄埔军校老兵群体、侵华日军老鬼子等。从1991年至今，我的艰辛一言难尽。 无数的人在帮助我完成这一历史的使命，在此，我非常感谢。

三、抗战文学的三个流派 田野调查派 作家分为写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的等等。我就是写报告文学的。 我们写报告文学的，应该叫“田野调查派”。我写的东西都是我逐一采访后写出来的。

从1991年开始到1997年，我在日本利用留学生的身份采访了二十几位原侵华日军。我出版了一本叫《我认识的鬼子兵》的图书。从1998年开始，不断有侵华日军老兵从日本到中国来，要求忏悔、谢罪，给被他们杀害的中国士兵修建纪念碑等等。这样的日本老兵我采访了十五位，有些人来中国时就住在我的家，由我担任司机、翻译，帮他们联络活动等等。

前文曾说，十几年来，我采访过五百多位亲历抗战的老兵。我写的就是他们每一个人，和他们充满悲欢离合、生死离别的故事，以及他们对于未来留下的警世恒言。

“田野调查派”的作家容易出问题，问题出在史实、事实不准确。“采访亲历抗战的老兵”，这，应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起干的事情。让一个人干，除去过程千辛万苦不说，浩瀚的抗战史实也很难写得特别准确。但是，我写的这些图书填补了抗日战争历史的空白，属于“口述史”的范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这些图书的价值将会与日俱增。

抄书派

“抄书派”不是“抄袭派”，“抄袭派”是贬义词。如今，“抄书派”作者如雨后春笋般日渐增多。这里的“抄书派”指的是在大量接触、阅读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再创作。  1964年，我看过一本秦牧的《艺海拾贝》。在“抄书派”出版的图书中，让我们闭着眼睛翻开任一页，都是七十年前、八十年前的历史记载。但是，“抄书派”的图书美轮美奂，它们的内容再一次向人们揭示了以往的历史故事。我认识一位作家叫萨苏，他是我的朋友。他出版的图书，就多数是源自历史资料。我认为，他们的图书应该叫“史海拾贝”，或者叫“史海回锅肉”。总之，是经过再加工的文学作品。

我1991年在日本留学时，采访过原侵华日军老兵二十几人。这些人带我去图书馆查找战争时期的资料。在图书馆，资料照片可以随便翻拍。日本老兵和图书馆的人都告诉我：“日本在知识产权法方面执行世界性的合作公约。就是：执行，并且遵守‘五十年前的照片没有版权’的规定。这项规定的意图和宗旨，就是能更好地传播人类的文明、人类的文化甚至人类的痛苦。同时，通过以往的历史事件、故事、知识、文化而引起社会、公众的借鉴。”

中国现在有“抄书派”到外国去翻拍大量战争资料。他们回国后出版的读物为我们了解历史、开阔眼界做出了贡献。但是，这些人在大赚其钱的同时，宣布“资料所有”。这个意思等同于“版权所有”。可想而知，七十多年前的战争时期，不少外国记者冒着枪林弹雨、战火纷飞的生命危险，在中国战场拍摄了这些照片。今天，我们利用这些东西在赢得美誉的同时，赚得盆满钵满的金钱，还取得了“非法的版权所有”，这就篡改了世界知识产权法的核心利益和美好的初衷。

想象派

坐在家里闷头写书的人，被我称之为“想象派”。他们是“源自生活，高于生活”的能工巧匠。

我最佩服两个人，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老舍先生。他的代表作《四世同堂》是不朽的文学杰作。但是，老舍先生并没有见过真正的侵华日军。虽然，他的笔下把侵华日军鬼子兵描写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让人看了他的书，如同身临其境般不寒而栗。 让我们看看老舍的经历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老舍离别家小奔赴国难。1938年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武汉成立，老舍被推为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同年随文协迁到重庆，自此主持文协工作直至抗战胜利。抗战期间，老舍团结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利用各种文艺形式为抗日做贡献。他自己也以团结抗日为题材，运用各种文学体裁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抗战结束后，老舍于1946年3月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在美国写完了《四世同堂》第三部及长篇小说《鼓书艺人》。1949年12月，应周恩来委托文艺界之邀回到北京。

再一位让我佩服的人就是都梁。都梁先生的《亮剑》气势磅礴、细致人微，是中国近代抗战文学中的好作品。都梁先生的《狼烟北平》也是抗战文学的杰作。

“想象派”是坐在家里写小说的人。中国文化中有无数小说作品享誉海内外、流芳千古。这些小说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为什么写《最后的记忆》呢？我从书名的缘起，到作家写作的分类上分析了我自己。我当然希望读者喜欢我的作品。如果说浩瀚的抗战历史是一部苍天巨著的话，那么，亲历抗战的老兵就是苍天巨著里的最后篇章。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当年在中国十六受降区，在嘹亮的军号声中，在冉冉升起的中国国旗中，在扬眉吐气的明媚阳光下，挺胸抬头受降日军的中国军人们，如果他当时是二十岁的青年人的话，那么，此时此刻，他就是九十岁高龄的老人！

我留下的是抗战老兵在战火纷飞中的悲欢离合，在枪林弹雨中的生死离别，和他们对这个世界留下的警世恒言。他们那沧桑的面容、晶莹剔透的泪水、在贫困中的身影、期盼的眼神，难道不是人间的绝唱吗？

以上，是我为我即将出版的新书《最后的记忆》所作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