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挨打一事发生在流亡日本期间的一九〇七年十月十七日。地点是东京神田的锦辉馆。对这一史实的记载，分见于仇鳌的《辛亥革命前后杂忆》和景梅九的《罪案》及南桂馨的《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尽管三位亲历这一事件的当事人，在与会人数，如何打、谁打的等具体情节上说法不一，但梁启超在这一天挨打应是无疑的。从这三种史料来看，同盟会的一干人原本并没有专打梁启超的计划，只是想打散鼓吹保皇立宪的政闻社成立大会。谁知政闻社事不机密，成立大会之事被同盟会侦知，“歪打正着”的却是当时遐迩闻名的言论界彗星梁启超。
政闻社，是梁启超以一己之力组织起来的一个立宪团体。其政治主张有三点：一、确定立宪政治，使国人皆有参与国政之权。二、对于内政外交，指陈其利害得失，以尽国民对于国家之责任心。三、唤起国人政治之热心，及增长其政治上之智识与道德。
此政治主张和政闻社成立宣言于一九。七年十月七日在报章上公布。为避嫌疑，梁启超并未列入政闻社发起人名单，而是由蒋智由、徐公勉、黄可权、吴渊民、邓孝可、王广龄、陈高第等七人列名。政闻社不设会长，只设总务员一名，由年近七十的马相伯担任。此时，正值“立宪派”与以中国同盟会为主要代表的“革命派”为“改良”与“革命”而争斗的炽热时期。一九。七年十月十六日，同盟会会员侦知政闻社第二天将在锦辉馆举行成立大会，便在民报社开会研究对策，结果一致同意选出二三十个勇敢干练的会员，由张继、宋教仁率领入场，瞅准机会打散政闻社的成立大会。
十月十七日，政闻社开会时，锦辉馆里已聚有几百人，属保皇立宪派的政闻社社员约有多一半，除一些带红布条的作应酬招待外，其余均坐在前面。日本名流、民党的犬养毅等十多人也应邀与会。革命党约定的同盟会会员则坐在最前两排；还有一些没有约定，先后前来的同盟会会员和一些革命党人，则在政闻社社员后面依空而坐。摇铃开会后，主持人杨度报告完会议宗旨，就很响亮地宣布“请梁任公先生演说”。专诚从横滨来东京作政宪宣传演说的梁启超，根本没有想到，这十多年来，被誉为时代骄子的他，在同仁云集，国内精英荟萃的此时此地，等待他的竟然会是以挨打并被轰下讲坛为结束语。梁启超登上演坛讲演时，掌声尚有，但不多，也不甚热烈。开宗明义，梁启超一开口便说起宪约，见反响不大，赶紧调整了演说内容，改谈起国会问题。他说：“立宪国家，须要有监督政府的机关，这个机关就是国会。政府好比小孩子不懂得道理，须要我们监督他的行为。”梁启超改说的这番话，果然有效，当下有人开始拍掌叫好。梁启超的情绪顿时高涨，用他那富有刺激性的慷慨语调以增加论断的语气说道：“我国必须立宪，需要有国会。现在朝廷下诏立宪，诸君应当欢欣鼓舞……”而约定好伺机打散政闻社成立大会的同盟会会员，等的就是这种话。梁启超的话音刚落，张继即站起来大骂道：“什么机关？马鹿！（按：日语，骂人的话）狗屁！打！”骂完便往演坛上冲。这时，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从演坛左边飞起一只草鞋，正好打在梁启超的左颊，梁启超眼见会场大乱，施行“走为上”的策略，起身从台后楼梯旋转而去（按：另有一说，是张继把梁启超打下台的）。张继、南桂馨、仇鳌等人冲到台上后，台下已是一片喊打声。政闻社的成员一边叫喊着“革命党，革命党”，一边纷纷扯下红布条，作鸟兽散。只有主持人杨度略显镇定，趋前阻挡，但也被同盟会的斗士推倒。至此，张继已占据演坛，开始演说起来。霎时间，立宪党人精心筹备的政闻社成立大会，演变为同盟会的誓师革命大会。但张继在演讲中拿无政府主义的一套理论驳斥梁启超，同盟会的会员似不赞赏，也听不大懂，于是改由宋教仁上台，把同盟会的宗旨，发挥了一通。针对梁启超刚刚所说的保皇立宪那一套，宋教仁疾首蹙额地予以抨击：“立宪党，是保皇党的变相，在他们是要君主的；我们是不要君主的，如何能相容！要容这文妖讲君主立宪，我们理想的‘中华民国’就永远不能实现了！”由此，全场大声喝起彩来。宋教仁演讲之后，同盟会人又请犬养毅上台讲话。他先说了一番调和的话，最后归结到赞成革命，喧宾夺主的同盟会一干人马才尽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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