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眼里，他——

是（精神病）治疗的典型案例；

是想法无常、极度自恋的“可恶皇帝”；

是四肢不协调、攻击性强、带有虐待狂倾向的“恶霸”；

以目睹他人受辱为乐，以脱离于同胞之外而沾沾自喜；

是乏味的、疯狂的、自吹自擂和自视甚高的“傻瓜”；

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先驱”；

是德意志帝国优雅的沙文主义和奥斯维辛种族灭绝式的仇恨之间“失落的环节”；

目睹了世界上最极致的丑恶，却宣称这是上帝的杰作。

简而言之，他是“世界历史的浩劫”。

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的权力究竟有多大，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翻开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的《沉重的皇冠(威廉二世权谋的一生)(精)》，你将看到威廉二世统治的特点与权力的影响力，他的政治目标与政治成就，他展示权威与施加影响的方式，以及他在整个统治期间所历经的权威的起伏消长。

“我支持对威廉处以绞刑。”英国工党议员乔治·巴恩斯在1918年11月于内瑟顿发表的一次竞选演说中如是说。“一战”结束之时，威廉二世成了大众仇恨的对象。协约国在战时用于宣传的艺术海报将他描绘成一只残忍血腥的动物，俯视被蹂躏过的比利时妇女的尸体，或是一只趾高气扬的猿猴，站在熊熊燃烧的图书馆前面，欣喜于文明的毁灭。

即使在威廉二世统治了30年之久的德国，国内一波谴责的浪潮亦在他退位之后席卷而来。这位末代皇帝被称为“疯子”，带领他的臣民走向毁灭。21世纪伊始，当时的人们由这类评断而产生的对威廉的情绪和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殆尽了，但对威廉二世的印象依然是负面多过正面。

众多谈及威廉的史学评论都采用了嘲笑、谴责，甚至妖魔化的论调，这是该研究领域鲜明和突出的特点。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的《沉重的皇冠(威廉二世权谋的一生)(精)》并没有试图为这位末代皇帝“辩解”。在克拉克看来，他聪明有余，但判断力不足；时常爆发出惊人之举，但往往是三分钟热度；生性怯懦，容易恐慌，常常因感到弱势和威胁而冲动行事。然而，本书试图通过在具体情境中解读他的言行，在众声谴责和同情理解之间重新找回平衡。

威廉对权力的理解和对如何运用权力的看法一部分来自威廉饱受权力政治冲突所扰的家庭背景，另一部分拜俾斯麦所赐，这位政治伟人对威廉的政治教育可谓影响深远。

插图列表

前言

第1章 青少年时期

 家族权力

 威廉的权力之路

 威廉二世其人

第2章 夺取权力

 权力与宪法

 皇帝与首相之争

 班柯的“幽灵”：“隐退”后的俾斯麦

第3章 独断专行

 紧张的19世纪90年代

 学校政策

 信仰之争

 军队法案（1893）

 消极同盟的失败

 皇帝的朋友

 皇帝与大臣：克勒尔危机

 1897～1900：威廉掌权？

 小结：权力和约束

第4章 从比洛至贝特曼时期的国内政治

 “个人统治—良好意义上的”？

 信任危机（1905～1906）

 比洛的终曲

 1914年以前的国内政治

 小结

第5章 威廉二世与外交政策（1888～1911）

 “德意志政策的唯一主宰者”

 应付威廉

 威廉二世和海军构想

 海军至上主义成为政策

 逃生路线（1904～1906）

 孤立（1911）

 威廉的影响

第6章 权力与舆论

 演讲的力量

 《每日电讯报》危机

第7章 从危机到战争（1909～1914）

 威廉二世、奥匈帝国以及巴尔干半岛

 蓄谋已久的战争？

 好战的威廉二世？

 1914年7月

 来自伦敦的消息

 小结：威廉二世与战争的爆发

第8章 战争、流亡、逝世（1914～1941）

 最高统帅

 无限制潜艇战

 贝特曼的倒台

 舆论

 流亡

结语

致谢

威廉的权力之路

关于王子教育问题断断续续的争论，体现出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个体之间的敌对以及党派之间的对立对王子早年生活的影响。王子只是被动地卷入纷争之中，充当他人尔虞我诈的傀儡。但在某个时刻，他必定开始意识到其父母与当权派长期不和的状态恰好为他提供了周旋的余地。一个明显的例证发生在1883年，威廉24岁的时候，当时他的父亲要求他随同去西班牙进行正式访问。虽然他并不乐意去，但是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而是秘密地要求其祖父以他不愿在那时离开军营为由，叫停此次访问。皇帝原本就对这次花费颇多的访问心存疑虑，自然顺水推舟。这种事情几乎可以肯定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当腓特烈·威廉在1883年11月发现事情的真相之时，与儿子激烈争吵，并怒斥他“一早就背着父母和皇帝私相授受”。

皇帝威廉一世和孙子威廉之间的“默契”反映了王室家族内部所经历的漫长的情感关系的转向过程。从15岁时起，威廉与祖父之间一直是充满温情和信任的，并且关系日益亲厚。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已经颇为世人所注目；而大约从1880年起，王子与其父母便渐行渐远。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威廉在1879年4月与来自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一松德堡一奥古斯特堡家族的奥古斯特·维多利亚订婚之后，希望获得更多的个人自主权。威廉的父母，尤其是母亲，不顾他人(包括皇帝)对新娘并不显赫的家世的反对，极力促成了这门婚事。尽管她以为这门婚事能够拉近她与儿子之间的距离，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多娜(朋友们都这么称呼奥古斯特·维多利亚)对英国很反感，并持有保守的政治立场和正统的宗教观点。她所属意的“恰恰是对王储夫妇及其代表的价值观表示强烈反对的势力”。双方由此产生的隔阂随着威廉对其父母的自由主义政治观点越发直言不讳的反对而进一步加深。由于持有这种政见，王储夫妇在柏林的宫廷中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反对派。19世纪80年代初，威廉和父亲有过几次不甚愉快的争吵，在此过程中，他明确表示自己站在当权派一边。霍亨索伦王朝的历代国王似乎传承了这样奇怪的传统：腓特烈·威廉在1862年之后就一直反对其父的政策；威廉一世的父亲过早离世，但他在19世纪40年代也反对过当时在位的父亲腓特烈·威廉四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廉二世的儿子，王储腓特烈·威廉·维克托也公开挑战他的权威，让他吃到了同样的苦头。19世纪80年代的情况就特殊在王室家族三代同堂，老一辈和年青一辈因此结成了同盟，共同对付中间的一辈。

威廉二世和皇帝的交好在1884年结出了第一枚政治果实：威廉二世被任命为赴俄的一支重要使节团队的领队。由于腓特烈·威廉“荒谬的反俄态度”，威廉二世显然是比他更合适的人选。然而一切尘埃落定之后，腓特烈·威廉才知晓此事，他不免觉得自己被刻意忽视了。威廉二世从俄国返回后，发现他的父母对他格外冷淡。“当他从圣彼得堡返回之后，所有人都热情洋溢地欢迎他，唯独他的父母对他不理不睬——他们已经听够了旁人对威廉的奉承了，”瓦德西伯爵(他是王子俄国之行的随从)这样评论道，“任何人想要博得他们的欢心，就必须诋毁他们的儿子……”

威廉为期12天的俄国之行大获成功。他不仅和沙皇亚历山大相谈甚欢，而且也似乎给其在俄国接触到的各方人士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威廉直接写信向其祖父汇报情况，这种不合常理的举动遭到了德国驻俄大使的抗议，他认为这样一来自己就全无用武之地了。甚至在尚未离开俄国的时候，威廉便在俾斯麦的授意下与俄皇“秘密通信”，在信中向俄国皇帝标榜自己是其父反俄立场的坚定反对者。在归国不久之后，他又给俄围皇帝写了以下这封信，颇具代表意义。在信中，他请求沙皇不要将自己父亲的反对言论放在心上：

您了解他，他喜欢和他人作对。他深受我母亲的影响，而我母亲又听命于她的母亲英国女王，这自然使他习惯于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待一切问题。我向您保证，我和我们的皇帝陛下以及俾斯麦阁下同心同德，誓将巩固和捍卫三皇同盟作为我最高的职责。

而在1884年6月的一封信中，威廉二世则告知沙皇其父对俄国君主及其政府所采取的政策的强烈反对：“他(父亲)指责俄围政府满口谎言、背信弃义，等等，几乎所有恶意的字眼都被他用来诋毁您的名声。”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威廉二世在俾斯麦的怂恿下一直与沙皇保持着这种“热线联系”。他将家族内部的机密肆无忌惮地透露给一个外邦君主，这表明他决意要利用霍亨索伦宫廷的人事倾轧和政治分歧来为自己谋利。1884年的俄国之行也为其日后作为君主的行事作风开了先河。此后，他仍然时常随随便便就充当起外交官的角色，虽然他在这方面既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也没有专人指导。正如这封不管不顾的令人瞠目结舌的信件所透露出的，他在整个统治生涯里都将外交视为君主之间的事务，并对君主之间的私交对维护国际关系所起的作用深信不疑。

P8-11

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的权力究竟有多大，这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德意志帝国晚期是由皇帝一人把控朝政的吗？当时实行的是否是这样一种“人治”——国家政局的走向全凭君主本人的德行和偏好决定？还是国家由“传统的寡头”或“隐匿的势力”掌控权力，而皇帝只是在政局中被边缘化的傀儡，根本无关紧要？

众多围绕这些话题展开的精彩论述都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即我们用“人治”这个词来描述威廉二世的全部或者部分统治时期是否恰切。对于纳粹政权本质和权力分配的争论引发了对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是否实行“人治”的讨论。它自20世纪50年代早期起如火如荼地展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方兴未艾，如今更是形成了其错综复杂的元文献体系，关于威廉二世权力与政治影响的各类针锋相对的观点借此得到了分类、比较与评估。

本书无意再次卷入这一论争之中。尽管它促使这一领域的学者探讨关于帝国政体的更广泛的问题，却不免因“人治”这个概念本身意义的不确定性而困难重重。作为对威廉二世执政时期的研究中的热门词汇，“人治”在不同的研究者眼中有不同的意义，学界至今也没有得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或内涵固定的定义，这使得学者们对这个词能否用来描述威廉二世的争论更趋复杂化。尽管大多数使用该词的学者认为它比其他词更加贴切地描述了威廉二世统治的某些方面，但他们对“人治”的起止时间却没有达成共识。约翰·勒尔教授原是“人治”说的首要支持者，近年来却抛弃了这种说法，而代之以“君主机制”和“个人君主制”这种含混的概念。

相反地，本书着重探讨威廉二世统治的特点与权力的影响力，他的政治目标与政治成就，他展示权威与施加影响的方式，以及他在整个统治期间所历经的权威的起伏消长。本书致力于梳理威廉二世在不同领域可能行使的不同权力，以及他在行使权力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阻力。本书还试图说明帝国的官僚体系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各具功能的机构组成的。有些机构分司政治、外交、宗教、军事、文化等事务，还有一些则承担象征性的功能。直到威廉二世登基之时，这些机构间的相互关系仍然变化不定，在很大程度上仍悬而未决。威廉二世无法选择，必须在这样一个权力关系千变万化、异常复杂的政治体系里力图发挥作用。威廉二世作为帝国的首脑，拥有重要的行政特权，然而他能否行使这些权力、怎样行使、是否能成功地行使取决于许多可变因素，而他实际能掌控的只有一部分权力或根本无力控制。威廉二世作为政治舞台上的一员所拥有的权力与他作为公众人物所享受的权威之间的关系不仅错综复杂，而且通常是消极的。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几部讲述威廉二世统治的重要论著已将重心从精英统治层面转移到了威廉二世在当时（帝国晚期）蓬勃发展的印刷业和视觉文化产业中的表现。本书并非巨细靡遗的人物传记，而是专门研究威廉二世的权力的著作。尽管本书引用了一些尚未公开的资料，但作者并不敢断言本书中有多少重大的新发现。本书主要致力于整合和解读一些论点。基于此，笔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在1888～1918年这一动荡时期的统治，究竟对历史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支持对威廉处以绞刑。”英国工党议员乔治·巴恩斯在1918年11月于内瑟顿发表的一次竞选演说中如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威廉二世成了大众仇恨的对象。协约国在战时用于宣传的艺术海报将他描绘成一只残忍血腥的动物，俯视被蹂躏过的比利时妇女的尸体，或是一只趾高气扬的猿猴，站在熊熊燃烧的图书馆前面，欣喜于文明的毁灭。繁复艰深、注脚密布的条约文本被公之于众，向受过教育的公众表明威廉要为1914年以来将整个欧洲裹挟其中的祸事负主要责任。“不管怎么说，”1917年一项类似的研究宣称，“德意志帝国皇帝……应该为全世界所遭受的不幸负责。”另一项研究则认为他应该为1914—1918年的战乱承担“完全和直接的责任”。难怪很多人联合呼吁对这个“人类公敌”处以绞刑。

即使在德国(威廉二世统治了30年之久的国度)国内，一波谴责的浪潮亦在他退位之后席卷而来。这位末代皇帝被称为“疯子”，带领他的臣民走向毁灭。曾在他手下任职的杰出人物所著的自私的回忆录，几乎没有使他的形象有丝毫改善。“每出一本新书，他作为软弱无能的胆小鬼、独断专行白勺野蛮人和吹牛大王的形象就越发让人憎恶，正是这个装腔作势的蠢材使德国陷入了不幸的深渊，”哈里．格拉夫·凯斯勒伯爵于1928年这样写道，“他身上没有一点是能引起同情或怜悯的，他完全是可鄙的。”

80多年后的新世纪伊始，当时的人们由这类评断而产生的对威廉的情绪和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殆尽了，但我们对威廉二世的印象依然是负面多过正面。近年来的研究将他描述为“(精神病)治疗的典型案例”，一个“想法无常、极度自恋”的“可恶皇帝”，一个“四肢不协调”“攻击性强”和带有“虐待狂”倾向的恶霸，以目睹他人受辱为乐，以脱离于同胞之外而沾沾自喜，一个“乏味的”“疯狂的”“自吹自擂和自视甚高的傻瓜”，“阿道夫．希特勒的先驱”，是德意志帝国优雅的沙文主义和奥斯维辛种族灭绝式的仇恨之间“失落的环节”，这个男人“目睹了世界上最极致的丑恶，却宣称这是上帝的杰作”——简而言之，他是“世界历史的浩劫”。

众多谈及威廉的史学评论都采用了嘲笑、谴责，甚至妖魔化的论调，这是该研究领域最为鲜明和突出的特点。即使我们不带着为威廉正名的想法去探究这个领域，也能发现这种措辞的言过其实和盲目不明之处。似乎威廉的存在代表了某些超越他自身的宏大题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惧、一个民族的灾难和耻辱。本书并没有试图为这位末代皇帝“辩解”。在我看来，他聪明有余，但判断力不足，时常爆发出惊人之举，但往往是三分钟热度，生性怯懦，容易恐慌，常常因感到弱势和威胁而冲动行事。本书试图通过在具体情境中解读他的言行，在众声谴责和同情理解之间重新找回平衡。

通过这种做法，我们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威廉对权力的理解和对如何运用权力的看法并不是一个精神错乱的头脑的古怪产物。这一部分来自威廉饱受权力政治冲突所扰的家庭背景，一部分拜俾斯麦所赐，这位政治伟人对威廉的政治教育可谓影响深远。

德意志帝国宪法特有的不确定性使君主得以在特定的情况下独揽大权，但也能导致权力从君主手中流失；说得更宽泛一点儿，本书突出了俾斯麦之后，权力在德意志帝国宪法体系内不断流转的特性，其在各方之间易手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威廉对阵他的首相和将军们的情境中。

在与俾斯麦决裂的过程中，威廉学会了调动帝国宪法赋予他的众多工具，并初步描绘了政治蓝图，将君主在其中扮演调和作用的社会文化事业同有利于国家团结的宏伟计划结合在一起。在政治领域之外，威廉始终关注技术、科学和工业方面的最新发展，召集这些领域的专家到他身边，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精英空间，使得原本互不相关的社会群体能够互相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尼古劳斯·松巴特在对这一统治时期独辟蹊径且见解独特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威廉向往成为一名“精英之王”。(松巴特还指出，人们是否需要通过“爱”这个皇帝来理解他，是值得商榷的。)

尽管皇帝实施了许多积极干预，却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实现这一蓝图，甚至连持续地对执行机构施加压力也做不到。安排“心腹”就任关键职位也并不一定能壮大他的权力。这部分是由于帝国的“官吏”一旦被任命，往往会自行其是，但更根本的问题是皇帝完全无法制定或遵循一个属于自己的、连贯的政治纲领。“王权机制”——由勒尔提出的、用来替换“人治”的微妙词语(借用了诺贝特·埃利亚斯对路易十四时期专制政体的分析)——因而是有问题的，因为只有当君主的目标是众所周知的，并且朝臣对此亦有所预期时，它才具备其政治意义。威廉二世的情况绝非如此，他的政治目标总是瞬息万变。他采纳意见，充满热情，而后又感到厌倦或泄气，最后又将其束之高阁。他一时与沙皇势不两立，一时又与其交从甚密。在他自以为受到轻视和挑衅之时，会勃然大怒，但一旦意识到自己即将真枪实弹地和他人对立或是产生冲突时，又会畏缩不前。这并不意味着皇帝无足轻重。然而这确实表明，他的重要性与其说体现在执行专制意志上，不如说体现在长期无法掌握大权上。甚至他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干预(虽然这是重要的领域)也不是长期稳定的，因而也算不上是长远的蓝图。

无论是同比洛，还是同贝特曼一霍尔维格共事，威廉都没有实现其在19世纪90年代孜孜以求的对政治事务的掌控。伯恩哈德·冯·比洛或许没有策划在德国政治生活中永久采用代议制，但他并不像所谓的比洛式“良君治国”理念所暗示的那样任皇帝驱使。至于威廉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干预，这自然使德国外交部的官员如临大敌，但这些干预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充满恶意，反而几乎没有在任何情况下对德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什么影响。王朝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在这一方面并没有什么用处。威廉在德国海军迅速扩张方面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海军计划和英德关系恶化之间的联系也不应被大肆强调。无论是在国际政治中盛行的帝国主义，还是造船业的兴盛，都不是导致1914年战争爆发的原因。在冲突爆发之前一系列危机的背景下，本书强调了威廉处理巴尔干问题时的和平意图。威廉并没有把1912年之后的巴尔干问题当作挑起中东势力和一个或多个大国之间冲突的托辞。自1895年之后，他对奥地利盟友并没有无条件支持，这对德意志帝国的独立和欧洲的和平构成了实际上的威胁。他在1914年7月5日的所作所为(“空白支票”事件)并非对奥地利先发制人，也不是为了推动德意志帝国发动防御性战争来扭转军事准备水平上的颓势。事实上，我们应当认真思考威廉在1888年6月25日帝国国会开幕时做出的承诺：“在外交政策上，我决心尽可能地与每一个人保持一致。既然我们已经通过奋斗赢得了作为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而存在的权利，德意志帝国没有必要进一步耀武扬威，或者进行武力征伐。”

威廉的公开言论没有如他所预想的那样树立和巩固他的权威，反而比他的其他任何举动都更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名誉。德皇的演讲有时是冒失和不明智的，但我们不能错误地将演讲引发的骚动完全归咎于皇帝的个人缺点。作为普鲁士国王一德意志皇帝，威廉本人代表了不同头衔及职能的融合，因此对不同的选区来说他象征了不同的形象。威廉未能缓和由此产生的紧张局面，及其在帝国的公共生活中产生的恶劣反响，这不仅同他本人反复无常的个性有关，也同德国政治文化分割离散的特质有关。“也许，”正如托马斯．科胡特所指出的，“德国就是如此四分五裂，以至于无法形成重要的利益共同体，为有效的政治统治提供基础。”

尽管威廉是名义上的军事统帅，却不能在德意志帝国军队的战略制定和管理运作上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但根据宪法规定，他是连接军事管理机构和民事管理机构的关键人物(这在临近战争爆发的那几年中已经很明显)，因此他得以在1914年7月之后由德意志帝国领导层做出的几大重要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苦苦支撑了好几个月，为法金汉顶住舆论压力，确保其不会被赶下台。威廉比一贯高瞻远瞩的贝特曼一霍尔维格更清楚地看出兴登堡并非善类。皇帝是为数不多的直到最后都反对采取无限制潜艇战的人之一——这也许是德意志帝国的战时指挥层所做出的最致命的决策。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忽视皇帝无法真正掌控大权这一根本性失败。威廉占据了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核心地位——他处于该系统的焦点上。他原本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协调各方，以提供策略方针。威廉在这两方面的失败，有助于解释德意志帝国为何在解决东部和西部战线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花费了这么长时间，为何对海军和陆军的调动如此不协调，为何采用外交手段和战后和平计划与实施军事战略之间无法实现有意义的对话。

威廉二世急剧加速了以君主制作为德国政治制度被废止的过程，从而间接地使民众对一位“平民元首”出现的要求更为迫切，此人必须是成功人士，且深受大众拥戴。对于保守派旧贵族而言，威廉的黯然退位使得民众无法继续对这位末代皇帝产生认同感。君主制因此无法成为能为战后保守主义提供持续且稳定的政治支持的意识形态机制。贵族群体，尤其是年青一代，从他们的祖辈所信奉的个人化的、鲜活的君主制中抽身而出，呼吁选出一位平民领袖，填补威廉执政失败而出逃国外之后留下的真空。我们在安德烈亚斯．格拉夫．冯·伯恩斯托夫(来自对普鲁士王室世代效忠的贵族家庭的一支)字迹潦草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对这种渴望的具体注解：“如今只有一位独裁者能够帮助我们，用他的铁扫帚把世界上的这群寄生虫全部扫荡干净。我们要是和意大利一样，有一位墨索里尼，那该多好！”

威廉二世的权威是由来源不同的各种权力交织而成的。威廉有权提出政治举措(但无权强制议会予以通过和实施)，他掌握着许多关键职位的任命权(但一旦他提名的候选人就职之后，他就无法对其进行操纵了)，他还在公众生活中享有突出的特权地位(但无法控制公众对他的观感)。这些互不相同的权力之间并不稳定甚至在某些方面互相破坏的关系一直是威廉二世解不开的谜题。政治体系中最严重的问题(未经改革的普鲁士选举制度和军队所处的无法解决的、超然于宪法之外的地位)依然悬而未决。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其政府原本能够促成建立更强大的立法机构，不断发展的欧洲政治文化进一步成熟，最终却反而成了悬在德意志之上的“哈哈镜”，使德意志帝国于困境之中那些最令人忧虑的特征(改革受阻停滞不前，政治分裂，教派林立，社会经济两极化，权力和文化脱节，军方地位非正常化，国家对其在国际社会中定位的困惑)显得更加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