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专家郑嘉励曾因一句“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上班也就等于上坟”而引爆微信朋友圈，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考古界网红”。本书展现了他多年的求索与漫游之旅，还原第一线的墓葬发掘场景，力图让读者全面地领略考古工作的魅力和趣味。

著名艺术史学者缪哲先生作序并推荐。

《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全方位地深入展现考古工作者的研究：用双脚丈量世界，与历史对话；让被岁月埋藏在大地之下的秘密重见天日；将古人逝去的生命再次化为生动的故事；使世人走近历史，体验过往，从而认识自己。

既具有游记散文的感性气息，也具有田野调查笔记的理性气质。

“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只能依靠历史文献和文物遗迹。我是个考古工作者，依然认为认识历史的捷径是读书，文物遗迹固然重要，终究只是片段，欲拼凑起完整的历史图景，不能不读书。考古工作最大的好处，在于跑的地方多，而且可以扎根下来，深入当地的生活。到什么地方读什么书，是我的一贯做法。”

郑嘉励著的《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寻墓记》，主要记述了对古墓葬的研究发现，还原了第一线的墓葬发掘场景，可使读者切实感受到考古工作艰辛之中的乐趣。第二部分《行路记》，以考古工作为线索，展现了多地的特色风物和世事变迁，既有游记散文的感性气息，也具有田野调查笔记的理性气质。第三部分《品物记》，探析古迹，展现器物之美，以及古人造物的匠心独运。第四部分《怀人记》，以淡笔写浓情，追忆了那些无法忘却的人，如“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恩师、兢兢业业的同事、考古现场的考古技工等，透出对人间温情与善意的珍惜。这些看似主题各异的作品，兼具学术韵味与田野气息，将一位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心路历程和发现之旅，清晰而完整地予以呈现。

寻墓记

寻墓记

 附录 吕祖谦的肖像

盗墓笔记

杜范墓

史嵩之墓

妾之命运

黄岩南宋赵伯沄墓发掘记

雷峰塔地宫考古发掘记

行路记

越窑、沙僧及其他

樊岭

龟山

子城

基业

古邑永嘉

渤海纪事

嘉兴读书记

品物记

南宋：一个王朝的背影

访碑札记

竹口

古物丛谈

龙公庙

长安道上

玉环文旦

怀人记

这些人，那些事

最后的美德

去者

代后记 考古者说

鸣谢

自2006年起，我在浙江从事宋元明墓葬的调查与发掘，曾经主持过武义南宋徐谓礼墓、黄岩南宋赵伯沄墓、武义明招山吕祖谦家族墓地等重要墓葬的工作。2017年2月，我在“一席”所作题为“寻墓记”的演讲，是我多年来对浙江南宋墓葬的框架性思考。唯囿于时间所限，话题未能充分展开。

从接到“一席”邀请那天起，对公众讲什么内容，颇费思量。后来，我决定放弃考古生活八卦、工作花絮、重大发现的叙述模式，选择了几乎“纯学术”面向的话题。这是冒险的决定，但值得尝试。演讲中诸如“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上班就是上坟”之类的段子，虽为活跃现场气氛临时加入，貌似自我调侃，其实也算客观描述，因为对一个考古工作者而言，古墓葬确实是日常工作中最常遇见的文物类型。

我决定整理演讲稿，丰富其细节，完善其表述。生活段子之类，或有媚俗之嫌，一律删去。演讲中偶尔夹杂的闲笔，以见我对生活、社会一贯的温和嘲讽，绝非刻意“媚雅”，则仍其旧，以酌情保留说话时的机锋与口语痕迹。

一 地下墓室

南宋墓葬的地下墓室，有三种类型：土坑墓，砖室墓，砖(石)椁石顶墓。

土坑墓，从地面竖直向下挖出的长方形墓坑。这种形式，古今通行。在浙江，距今六七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即已出现。

砖室墓，土坑里面包砌砖室，其上设置半圆形拱顶，即砖室券顶墓。在浙江，滥觞于新莽时期，东汉中期后逐渐盛行，为历代承袭。

砖(石)椁石顶墓，先在土坑里面包砌砖室或以条石砌筑石室，其上覆盖以横贯的石板，呈长方体“盒子”状。这种墓室，约于北宋中期前后在江南出现，至南宋，蔚为主流，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形式。大理学家朱熹为长子朱塾治丧，即采用此种墓室，“其圹用石，上盖厚一尺许，五六段横凑之，两旁及底五寸许。内外皆用石灰、杂炭末、细沙、黄泥筑之”(《朱子语类》卷八十九)。

石椁石顶墓，不求体量大小，但求“盒子”能容棺即可。《朱子语类》载朱熹与弟子问答，以为“墓圹仅可容椁”可免盗掘之灾。但是，石顶墓讲究深埋、坚固、密闭与防腐。

江南“水浅土薄”，地下水位高，深埋与防水是一对矛盾。朱熹在福建泉州、漳州所见墓多浅葬，但时人并不普遍认同，以为“盖凡发掘者，皆以浅葬之故”，若遇洪水泛滥或土地耕作，浅葬更易遭到陵谷变迁。既要深埋，又要防水，墓室必求密闭。

如何密闭？墓室不大，置入棺木后，室内空隙有限。在空隙中注入“三合土”，黏土、石灰、沙子，拌以松香、糯米汁等，把墓室整体浇灌于地下。朱熹称之为“灰隔”，《朱子家礼·葬礼》“作灰隔”条：“穿圹既毕，先布炭末与圹底筑实，……石灰得沙而实，得土则粘，岁久结为全石，蝼蚁盗贼皆不能进也。”朱熹是孔子以来中国最伟大的圣人，讨论南宋社会礼俗，以他做例子，有其典型性。

密闭既为防水，更为防腐。三合土即古代的“水泥”，一旦板结，墓室与外界完全隔绝，若未经盗扰，墓内的一切将完好保存。江南宋元明墓葬，时常可见完好如新的棺木、随葬品，甚至木乃伊，全拜“灰隔”技术所赐。武义南宋徐谓礼墓、黄岩赵伯沄墓，均为其例。

防腐与保存死者尸骨的想法，与“孝亲”观念有关，将祖先遗体(坟墓)赋予同祠堂一样的功能，成为维系家族延续的象征，也与“魂魄”观念有关——魂是精神，魄是肉体。

P4-5

缪哲

据《大品》(Mahavagga)，摩揭陀国王频毗娑罗欲优礼佛陀，遂遣人为寻觅一佳处，供他与从者隐修；按国王的想法，它离城不要太远，也不要太近，可便于来往，俾众人皆得瞻礼；白天人不要太多，晚上没有噪动；无尘扰，寡轮鞅。……同样的话，也见于《小品》(Cullavagga)……这就不难理解何以今所知的重要的僧伽蓝(Sangharamas)，莫不见于某大城之附近；何以城越大、越富，赖之而兴的寺院便越雄伟。这样在塔克西拉——旁遮普邦一度的边城，我们便有达磨拉吉卡(Dharmarajika)大塔与寺院；……在中印度繁庶的维迪萨城郊近，则又有桑奇的僧伽蓝。后者的壮丽的遗址——寺、塔、柱，便是本书的主题。

这是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著名的考古报告《桑奇遗址》(1924)的开篇。它所散发的情致与温暖，是罕见于今天的考古报告的。在约之同时的、然较之为业余的考古报告中，又有更个人化的笔触。如斯坦因的三部新疆报告中(《古代和田》《西域考古记》与《亚洲腹地》)，其作为考古一探险者的身影，便始终隐现着：他的勇武，他的焦虑，他的盘算，他初见希腊化风格遗物时的思乡之情。同样的笔触，也见于勒考克等人的新疆报告；乃至信笔所及，竞至佣工的争吵，与他对争吵的道德评判。盖由于当时技术、交通的落后，考古同于探险(西方称之为expedition)；探险的艰辛、新奇与激动，便与考古发掘一道，扰动人的智力与感情，至临纸为文，不能自已，遂一并录入文中了。但随着物力日进和考古的专业化，当初的探险者，已变为今天的“考古工程师”；考古者的个人身影，则渐为专业中的不体面因素，是必欲去之而后已的。

但略知考古的人，都知道考古工作的内容，是与其他历史分支绝然有别的。如我从事的艺术史行当，人称是armchair scholarship(书斋里的学问)。所以称“书斋”者，是这工作多在脑子里进行，无甚社会行为，也不大有书斋外的经验。考古则不同。挖人的庄稼，要给人补偿；刨人乡贤的坟墓，则须有感情的安慰；挖掘亦非土行孙行地，可一人承担；工作又非一日可就，挈妇携雏，不光专业不许，也苦了妻儿。这样考古者的工作，便介于村调解、包工头、野行者与人文学者之间；其所牵涉的人际协调、社会组织及二者所带来的书斋外的经验与感受，是其他学者不易想及的。这些内容，或惊险有未逮，论趣味及可借窥考古学的发展，则无殊斯坦因等人书中的“闲笔”。唯因见斥于专业要求的客观，这些社会与人性的侧面，便消泯于考古报告，幸赖一二考古学者的私人档案始得窥之。其中最著名的之一，乃是意大利米兰大学所藏的埃及考古档案，内含19世纪以来埃及学家在考古现场所作的大量书信、照片、日记与笔记；在记录考古信息的同时，也记录了当地风光、民情，与当地人的协商及交往，和对家庭、友人的思念等(Parrizia Piacentini，2010，2015)。除所包含的趣味与人性因素外，作为考古社会史的内容，这些资料固已成为西方学术史的重要话题(Margarita Diaz-Andreu，2007)。

嘉励兄《考古四记》一书的内容，即多属于被现代考古报告所排斥的“闲笔”。它以随笔为体裁，记录了过去20余年间作者在浙江省内考古的部分经历、见闻及普通读者或乐于闻知的工作心得，故读过书稿后，便不禁想起早期考古报告中的个人性笔触，和米兰所见埃及考古档案中的日记、书信之内容。唯嘉励兄的专业领域是宋元考古，稍及明清。由于此时期文献记载的发达，考古的意义，便远不及早期的为重要；兼以宋代之后，江南不复为政治中心，社会亦趋扁平，故嘉励所做的发掘或调查，便多是村野小墓，实未尝有惊动天地的发现如罗塞塔石碑或良渚的城址。因此，这书吸引人的地方，原不在题材之显赫，而在叙事之得宜、文字的有致与文问所弥漫的人情世味。孟子说，“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人之所业，多影响性格；现代考古工作的工程化特点，往往泯灭人对世味的感受。嘉励兄为辅助发掘，颇留意发掘地方的掌故，对方志与乡邦文献，又尤所用心。而这些，乃近于现代考古兴起前的古物学家(antiquarian)的志业。故由文字之内容，推考其学术性格，嘉励兄的趣味，似介于现代考古学家与古代古物学家之间，宜其文字有致、必为普通读者所乐读了。对学术界的兴趣而言，他所记录的信息，虽不尽关乎重要发掘，但考古工作的日常机制，与普通考古者的日常工作之内容，今人或视以为常，将来则未尝不是隐秘的知识，须仰赖一二有心人的记录方可取得——如米兰埃及学档案所见者。到了那一天，嘉励兄的这册小书，我料必是其中的一种。

一

我的故事不可能像哥伦布驶向新大陆那般曲折动人，若写成“起居录”格式的流水账吧，我又不是旧时的帝王、当下的明星。然而，我常有动笔的念头，这冲动来自外界的刺激。试举一例，2005年为配合浙赣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我在浙江龙游县湖镇寺底袁村发掘古代墓地，当地记者来采访，对发掘成果的介绍，并不十分在意，问题全是挖出了何种宝贝，哪件文物最贵、值多少钱，等等。我说，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是抢救祖国的文化遗产，考古工作是为了还原古代社会生产、生活的种种细节。

这是实话，但朋友以为我只是个大话连篇的家伙，追问“到底值多少钱”。我只好如是作答，“我又不是做买卖的”。朋友觉得无趣，翻看我的工作笔记，平常的手写，我经常会写繁体字，这是书法爱好者常见的习惯，无所谓好坏对错。第二天，报纸出来了，说在龙游发掘的考古工作者，年纪并不很大，却一手繁体字。言下之意，考古之人，入戏太深，已与时代脱节，不知今夕何夕。

这件事说明了公众对考古工作常见的几种误解：一、考古是挖宝的；二、考古人近于古董商，至少对市场行情有相当了解；三、考古人是老气的，至少与时尚相当隔膜。

我终于决定写些闲杂的文字，希望读者明白这只是误会。

二

我念高中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跟今天一样，文史哲及考古专业并非热门，据说是不挣钱——事实确实如此。我母亲希望我读金融或者法律之类的专业，今天，她依然作如是观。

我的成绩还行，否则念不了考古学专业。当时，国内设有考古专业的大学不多，通常就是顶尖的几所综合性大学。这不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事实如此。

高中时代，我的数理化成绩也不太坏，却依然选择文科，只能认为我对文史确有兴趣。但我对考古并无了解，听说过的考古学家，只有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裴文中一人，教科书有载。我更崇拜鲁迅先生，以为世界上简直不会再有比《故乡》《阿Q正传》更好的文章了，这也出自教科书。

我的大学志愿全是历史学，为照顾母亲的意见，可能也填了金融等热门专业。后来知道，凡填了冷门的，多半会被录取，热门不缺人，冷门难得有主动送上来的，当然优先考虑。我现在想，假如当年听母亲的话，今天会不会在外企公司里上班？

但结果被厦门大学考古专业录取，却是此前不曾想到的。老师安慰说，考古与史学是兄弟学科，其实，现代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与扎根文献的传统史学很不相同。

大学里的考古专业课，大概按时代先后编排，先教旧石器，然后依次为新石器、商周、秦汉直至宋元考古，明清两代距今不远，一般不作为考古的对象。课堂上，听到的不是元谋人，就是北京人，不是夹砂红陶，就是泥质灰陶，动辄距今几万年。如此专门的学问，对一位毫无准备的学生，是无趣的。我至今对石器时代兴趣索然，可能是当年被吓着了。

随后的课程，也只是随兴听一些，懈怠的原因是兴趣不在。而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等非主流的选修课，反而更用心。当时，学习比我刻苦的同学不在少数，奇怪的是，用功的同学后来反而大多改行了。

现在想来，我对考古并非一味排斥，只是不得其门而入，便不能发现其中的趣味。

三

我对考古的兴趣萌发于考古实习期间。大学三年级，我去江西樟树、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实习，在樟树发掘一处商代遗址，在万县抢救一批即将被三峡水库淹没的汉六朝墓葬。

考古学科实践性强，好比跟人介绍唐代瓷器的特征，口说无凭，讲得天花乱坠，别人也不明白。若让学生面对实物，上手观摩，辅以指点，只要不太过愚顽，就容易有所认识，倘若能长期坚持。成为某门类文物的鉴定家，亦未可知。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将油从铜钱穿过而钱孔不湿，“此无他，惟手熟耳”，这个例子可能不太妥当，但说明实践是最重要的学习——就文物鉴定而言，实践尤其重要。很多人推崇大单位里的老头，就因为他们东西见得多，至于他们写过什么好文章，做过什么好研究，真是乏善可陈。我们推崇别人，通常只是推崇他的位置而已，换了别人，只要不太笨，坐在那个位置上，熬几十年，或许也能熬成“专家”。专家为养家糊口，到处走穴，合情合理，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倒打一耙，反过来指责做学问的人是书呆子。

我在实习中的收获，不限于对坛坛罐罐的直观认识，重要的是明白了考古工作的方法。课堂上的道理，过去不明白，在工地上竞能豁然明晰起来。田野工作最大的好处，就是付出就有收获，而且总能遇到新鲜的人事。有一次，我在老乡家醉了酒，被同学搀扶回驻地，一脚踩空，三四人齐齐跌进水沟，回想起来不以为难堪，反觉得有趣。

考古实习是一道分水岭。考古本来就要跑乡下野外。适应农村生活的同学，留下来，不适应的，改行。这不奇怪，同样的事，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

我本来就来自农村，属于对考古萌发了兴趣的那一部分——或者也不叫兴趣，只是不太排斥而已。

……

六

后来，我在杭州的报刊上写专栏，试图将田野、读书、考古、历史、个人情感、生活体验整合起来，煮一锅文字。这种写作模式，起初并不成熟，但目标很明确，就是企图建立起考古工作者与公众之间情感、趣味、思想的连接。考古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只有知识的传播是不够的，还需要以情感打动人，并予人以趣味的共鸣、思想的启迪，这才是更加有效的传播。

写得多了，逐渐得到了一些朋友的认同或质疑。

我经常听到的问题是：“为什么你的写作，在题材、趣味上，与惯常的‘公众考古’如此不同？”

表面上看，我的文章多数是“个人视角”的个性文字，有的篇目出以“科普”的面貌，甚至有点稀薄的“学术性”，而内里都是文艺性的，是第一人称的观察或抒情遣怀。借考古的酒杯，浇个人的块垒，倾诉我对历史、学术、现实、生活、人情世故的种种看法——是的，我依然是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回归青少年时期的志趣，至少有些篇目，是在向鲁迅先生致敬，先生是我少年时期的偶像。在更深的层面，文章的个性，来自我对考古、对人生的独特思考。我们每个人都努力赋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以各种各样的“意义”，所谓“王婆卖瓜”，做文艺批评的说务虚思考很重要，手艺人说务实的“匠人精神”才真正可贵。同理，考古工作者也会努力赋予本学科以各种各样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是自己赋予的，我们乐于听到阿谀奉承的话，而听闻批评意见则会懊恼愤怒，就因为前者不断强化我们的人生价值，而后者则会消解我们多年以来苦心经营的信念。

考古工作给予我一份稳定的收入，即“安身”之本；学术给予我意义感和充实感，即“立命”之本。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考古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

多数的“公众考古”写作，通常秉承这样的思路，以文字不断强化考古科学的趣味和价值，甚至不惜赋予它近乎宗教般神圣、崇高的意义。

自然，我也有“考古本位”的意识，以“后现代”的方式消解学科价值，对我并无好处。再说我们的“现代化”都还需要补课，也不配谈什么“后现代”。不过，我们强调自身的立场，也要同时兼顾“他者”的视角，这种自觉的“反省”意识，同样来自我的生活经历。

我们认为考古很重要，那没问题。但在他人看来，恐怕就不那么简单，家母坚持认为考古是吃饱了撑着的行当。我认为良渚陶器的分期编年有必要做，而我的乡亲们恐怕一辈子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他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对多数人而言，我们的事业的“意义”并非先验存在，而需要我们做出有力的回答，至少先有平等的沟通。当我们的文字兼及“本位”和“他者”两种不同的立场，就有可能包含了思想、趣味、观点的冲突因素，才有可能赋予文字内在的情感张力和情绪色彩。而有情绪、有情感、有冲突的文字，才有可能是好看的文字。

他们还说，“考古，不能吃，不能穿，有什么用？”——这是个粗鲁的问题，也是个深刻的问题，我愿意带着这个问题继续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