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鑫读解中国历史系列》是著名作家曾纪鑫解剖中国历史人物的系列作品，系首次出版。《历史的砝码(从边缘影响历史的11个人)/曾纪鑫读解中国历史系列》选取苏颂、俞大猷、李贽、洪承畴、黄道周、郑成功、施琅、李光地、陈化成、陈嘉庚、林语堂等十一位闽南人，将他们置放在当时的历史舞台，厘清成长线索，还愿事实真相，对其生命活动、心路历程、性格特征、智慧经验、人格力量、功过是非等诸多方面予以描述、阐释与评说。他们虽生长于闽南，但已超越地域范围，对中国政治、军事、哲学、文化、经济、教育、科技等方面产生过一定影响，有的甚至在某种程度、某一领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在历史的天平上，他们都是重要的砝码，

十一位传奇人物，处在中国版图的边缘，却深刻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曾纪鑫读解历史人物系列，“历的在场性”写作实验成果。

由曾纪鑫著的《历史的砝码（从边缘影响历史的11个人）／曾纪鑫读解中国历史系列》选取对中国历史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十一位边缘人物，将他们置放在当时的历史舞台，厘清成长线索，还原事实真相，对其生命活动、心路历程、性格特征、智慧经验、人格力量、功过是非等诸多方面予以描述、阐释与评说。

苏颂：中国古代的科技丞相

俞大猷：不该忽略的抗倭名将

李贽：另类思想家

黄道周：大明孤臣

郑成功：勉为其难的民族英雄

洪承畴：千古贰臣

施琅：复仇与超越

李光地：理学名相

陈化成：天风海涛铸英魂

陈嘉庚：华侨旗帜

林语堂：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

后记：边缘的力量

苏颂自二十三岁人仕，此后虽有升有贬，官职有大有小，但都在官场奔走。若予分类，他一辈子做过四种官，即地方官、中央官、科技官、外交官。

初人官场，苏颂最早担任的是地方官一一宿州观察推官，第二年改任江宁知县。他一生做过五次地方官。第二次是颍州知州；第三次，先任婺州知州，后改知亳州、知应天府、知杭州；第四次权知开封府，再改知濠州、知沧州；第五次，也即最后一次，是辞去相位后出知扬州。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苏颂任地方官时，总是关心民瘼，体恤百姓，尽其所能地“惠爱于民”。比如他十分注重当地的水利设施建设，在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不久，马上奏请疏浚自盟、白河、圭河、刁河等四条河流，以防水灾；知沧州时，疏浚沟河、支家河等工程，以解除黄河泛滥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在杭州知州任内，将凤凰山的泉水引入市区，这恐怕是当地最早饮用的“自来水”了；在淮南转运使任内，盐价上涨，又赶上一场饥荒，苏颂不仅降低盐价，还上书为百姓请求救济，以致神宗皇帝对他赞赏有加：“苏颂仁厚，必能拊安吴人。”

苏颂以民为本的思想及关爱百姓的情怀，还反映在他创作的不少诗歌之中。如他因暴雨肆虐、农田受灾而哀愁：“滂沱连月雨，愁叹斯民病。已紊四时和，更伤群物性。陇麦将萎摧，况值风威劲。我愿天地心，慎举阴阳柄。庶令疵沴消，永保寒暑正。无复三月中，惨惨行冬令。”在《次韵王伯益同年留别诗》中，他对百姓的挚爱之情溢于言表：“直向岁寒期茂悦，肯同时俗论甘辛。优游且做江南令，惠爱于民此最亲。”

苏颂一生，与“五”似乎十分有缘，他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五次担任地方官员，五次出任外交官处理民族事务。

苏颂参与的五次外交事务，或为伴送使，或任生辰使，虽职务有别，但都是出使辽国。他遇事镇定，随机应变，分寸有度，举止得体，每次都不辱使命。回国后，苏颂根据自己对辽国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的认识，为朝廷的外交决策建言献策。对此，《宋史．苏颂传》有所记载。当神宗皇帝问及辽国的“山川、人情向背”时，苏颂答道：“彼讲和日久，颇窃中国典章礼仪，以维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离贰之意。”他认为宋、辽两国，应继续和平相处。“神宗然之”，认可、采纳了他的外交建议。

出使辽国，苏颂收获颇多，他根据自己的出使路线及所见所闻、所知所感，创作了《前使辽诗》三十首、《后使辽诗》二十七首，记载辽国的山川风光、道路交通、农牧特点及风俗民情。这两组外交组诗，在宋人诗歌中可谓独一无二，除文学意义外，更具珍贵的史料价值。后来，他以宋辽外交往来的相关资料为基础，编写了一部名为《华戎鲁卫信录》的书籍。

苏颂担任科技官员时，广泛搜罗人才，发掘潜能，量才器使，既总揽全局，又身体力行，不辞辛劳，刻苦精研。他以科学的理论做指导，不迷信，不盲从，反复实践，终于攀上了时代的科学高峰。

北宋后期，政局动荡，党争十分激烈。苏颂为官之时，先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之争；哲宗朝时，帝党与后党斗争激烈；新法遭废，守旧派受到重用，其内部又形成以洛阳人程颐等为主的洛党，以四川人苏轼、苏辙为首的蜀党，以河北人刘挚为领袖的朔党，三党互争，形同水火。其实，“党”在古代多为贬义，繁体字“黨”从“常”从“黑”，意为“黑帮”，常与“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党豺为虐”“群而不党”“党争”等连在一起。苏颂为官五十多年，历经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元祐更化等重大政治事件，各党各派都在争取他，比如王安石大刀阔斧地革除旧政，希望他能“加盟”改革派；苏轼是他的同宗之侄，曾与他一同坐牢，可谓患难与共，亲情加友情，蜀党自然极力拉拢他；刘挚与他同署办公，两人诗文互答，政见颇同，朔党将他视为同道……可是，苏颂不管是在地方任职，还是身居京城担任中央高官，始终坚持不树党援、不入派系、处事以公、不营私利、洁身自好的政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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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2003年的举家南迁厦门，也就没有这部书稿的形成与问世。

古时的厦门，是一个位于东南沿海、偏远蛮荒的岛屿。尽管三千年前就有原始居民在此生活，但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始于唐朝的薛、陈两个家族迁居岛内。据最新考古资料表明，唐时厦门称嘉禾屿，又名嘉禾里。宋、元沿袭此名，《鹭江志》载：“宋太平兴国时产嘉禾，一茎数穗，故名。”明朝初年，朱元璋为抗击倭寇加强海防，命江夏侯周德兴前来福建增设卫所，筑城十六座，构建沿海防御体系。厦门城作为其中之一，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开始兴建，洪武二十七年（1394）建成，称“中左所”。“厦门”之名，则因该岛位于九龙江口外侧，与内侧的海门岛相比，位居下方出海口，故称“下门”，后雅化为“厦门”（谐音）。明末清初，嘉禾屿、中左所、厦门三名并用，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才以“厦门”之名统称全岛。

厦门东南，越过浩瀚的大海，是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诸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不仅使得厦门成为“八闽门户，海防重镇”，而且也是中国的大厦之门。

闽南人的生活区域，主要为福建南部的厦门、泉州、漳州三地，以及莆田市、三明大田县和龙岩的新罗区、漳平市等地的部分区域。生活在这块中华版图边缘地带的闽南人，却从国中之国的河南等地迁徙而来，至今仍保留着古中原地带的部分语言、习俗、文化与信仰。

随着闽南人过台湾、下南洋，生活区域又相应地扩展至台湾及东南亚地区。据有关资料统计，台湾居民约百分之八十为闽南人后裔，海外祖籍闽南的华侨、华裔约两千万；闽南话属全国八大方言之一，海内外操闽南方言的人口将近六千万，被誉为海外华人第一方言母语。

闽南人虽属汉族，却如客家人一样，是汉民族的一个独特支系一一闽南民系。作为移民，千百年来，他们在与原住民闽越族的不断磨合，与西方海洋文化的不断交融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一一闽南文化。

闽南民系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及三国时期的孙吴时代，如晋江、惠安一带的黄氏家族先祖，便于东汉末“弃官人闽隐居”，迁于惠安锦田。晋时的“衣冠南渡，八姓人闽”，就有相当一部分迁入泉州平原与漳州平原。隋唐时期，北方汉人大规模迁入闽南地区。唐总章二年（669），闽粤交界处的汉族移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矛盾激化，爆发了所谓的“蛮獠啸乱”，唐高宗派遣河南光州固始人、归德将军陈政率府兵三干六百人人闽平叛。当地土著激烈反抗，陈政寡不敌众，“退保九龙山”。唐高宗又命陈政的两位兄弟陈敏、陈敷再率府兵三千驰援，其子陈元光一同随军南下。陈敏、陈敷在增援途中战死，两军会合后奋勇反击，这才打退蛮獠，进军云霄。建寨屯田。出征之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靖边平叛战争进行得异常艰难而漫长，“蛮獠”实力强大，作战勇猛，唐军伤亡惨重，陈政苦战八年，终因“备极劳瘁”病逝军中。陈元光继承父职，“剿抚结合，恩威并重”，又经三年，这才消灭“蛮獠”主力，基本肃清动乱。此后，陈元光采取长期戍边政策，鼓励部属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在此落籍繁衍，推行中原制度文化，安抚蛮民，和集百越，以夏变夷。

……

黄道周、陈嘉庚堪称古今完人，而洪承畴则走向了另一极端一一属大节有亏之人，说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汉奸，一点也不为过。无论怎样洗刷，洪承畴于汉民族的污点实难洗清；不论怎么褒扬，“千古贰臣”这一铁的事实无法篡改！

就个人情感而言，我不喜欢施琅甚于洪承畴，但他无疑是明清之际的一个重要人物，是闽南地区影响中国的举足轻重的关键性人物。本想撇开不写，却又无法绕开。施琅是一个突破底线的人物，洪承畴叛一而终，施琅则一叛上司、同乡、友人郑成功，两次背叛南明。施琅平定台湾的历史功绩是一回事，而双重背叛的个人品性是另一码事，二者须区别对待。

遗憾的是，我叙写的十一个闽南人物全是男性。其实，闽南历史上也产生过林巧稚等著名的优秀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她们甘居幕后，长期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美丽与青春。传统文化的承载，在她们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特别是“紫阳过化”（注）之后，程朱理学对闽南女性束缚甚多，影响至今。

本书的创作，可视为我在厦门十多年生活的见证与回馈。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厦门文化系统的领导促成我当年的工作调动；感谢单位领导、同事在工作、生活中给予的支持与方便；感谢创作中为我提供资料、担任向导、陪同探访、予以帮助的文友；最后要感谢的，是挚友的关照与温暖！

2016年1月2日

曾纪鑫的文化历史散文显示出丰富的历史知识、开放的文化思想、敏锐的人文触角、纵横捭阖的叙述技巧以及流畅有力的语言风格，大视野、文化味和历史感构成了他的文化历史散文的独特性。

——林兴宅（文艺理论家，象征论文艺学倡导者）

曾纪鑫的文化历史散文风格刚健硬朗，是“学、行、思”的统一，是史笔、诗隋与哲思的会通，达到了“人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是非同凡响的跨文体写作，是新千年中国文化历史散文的重要收获。

——李钧（文学评论家，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曾纪鑫的文化历史散文的真正魅力，除了突破传统散文单一的抒写和抒情模式，创造一个更为广阔丰富带有全景色彩的审美时空以外，更重要的是从新的文化视角，探索人的灵魂深处更为隐秘的内涵部分，从而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

——沈世豪（作家，中国写作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