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读天下无字书（增订版）》一书中，著名学者、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教授，讲述游学天下的传奇经历，追忆名满天下的硕学鸿儒的言传身教，抒写世界文化“无字大书”的深刻体悟。

哈佛大学讲座教授马若德、哈佛大学讲座教授丹尼尔贝尔、哈佛大学前校长、大才子萨默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中各怀异能的研究生们、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的东南亚高手们、不可替代的东南亚政治经济专家汪老爷子、古风犹存的“联合报系”创始人王惕吾先生、不弃理想的“永远的老年轻”于光远先生、在匹兹堡大学同受洋罪的王小波……皆在笔下娓娓道来，丰富生动，宏阔精到！

在《我读天下无字书（增订版）》一书中，著名学者丁学良教授，以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讲述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美国、亚洲、欧洲、澳洲等国家、地区的游学历程，其中既有与世界顶尖学者的近距离接触，也有对于世界精英学府的亲身体验，既有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制度的敏锐分析，也有对于世界各地丰富多彩的文化“无字大书”的酣畅漓淋的体悟。

本书内容丰富，叙述生动，视野宏阔，论述精到，是不可多得的学术文化佳作。

引我入绛红大门的人——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马若德

 只有懂得历史的人，方可预测未未

 研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西方世界头号学者

 进入哈佛的引路人

 另一场“文化革命”

“苍天在上，你不可懈怠！”——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贝尔

 忆苦思甜

 永远的心头之痛

 时录

“下学期匹兹堡见！”——当代任期最长的美国大学校长波士瓦

 最初留洋的念头来自一位“少年海归”

 据传说波士瓦曾经空战远东

 跳槽令我忧心忡忡

哈佛大学前校长身上的两个S——经济学大才子萨默斯引发的争议

 出身世家的天才经济学家

 “一头闯进瓷器店的斗牛”

 风格锐利，实质坚固

 与中国的渊源

小楼风水好，奇人真不少——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宿舍理查兹堂一层的居者们

 为什么不重返故也？

 唯以忘怀的斑斓群体

 “我进来打个招呼就走！”

 弯不下腰系鞋带的天才

 他让我在大革命两百周年的法国如此潇洒

 一位青年数学家的宗教情怀

 在那家最古老的烟草店里

每周五下午“花园研讨会”的主角——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的东南亚高手

 非敌对不设防之可能

 每周五下午的研讨会是这么开的

 西方意义上正宗的“新左派”

 “花园研讨会”的另一主题

 敢不敢过这样的一种天然生活是个哲学问题

可笑、可爱、可敬、可气的汪老爷子——一位不可替代的东南亚政治经济分析家

 曼谷，老爷子的遗体在等着我

 我在全三角偷越国境的那些日子

 汪老爷手身上的“四可”

 三大文化的脉搏

 他有时也叫你受不了

 “你使我们为他更感到自豪！”

 在动乱的泰国怀念美好

 缅甸医生教导我：鸦片是吃的，不是抽的

“这鸭蛋是用尿腌的？”——在匹兹堡大学同受洋罪的王小波

 同一班机上的陌生人

 “根卑酒”

 人尿腌鸭蛋

 曾经抽过大烟那玩意儿

 “谁碰着我的车谁找死”

 唯一的一次通电话

代结语：读书的六种目的取向

我跟于光远先生的交往始于1981年，当时我正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做硕士论文，主题是欧洲人道主义传统和马克思社会理想的渊源。在上海能找到的外文资料和著名学者还嫌不够，特申请来北京查索资料拜见名家。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来北京，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原校区，里面都是乱七八糟的煤堆、黄泥、垃圾、骡马车、驴粪蛋。我是皖南农村背景的学生，对北京学术界的宏大气氛早就无比向往。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思想学术界处于百家争鸣、千花齐放的春天。改革开放的初期，物质生活的素质上海是中国的第一世界，北京是第三世界；但在思想学术上，恰好相反。

“马列主义也比须是科学研究的对象！”

当时教育部有个文件，据说是从邓小平那里要来的一个特权：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折腾，全国高校系统教师队伍都是青黄不接，呈现断代危机，因此名牌大学自己培养的前三届研究生（指1978年到1980年入学的，当时只有硕士生班，还没有博士生班）毕业后，本校有优先的留校使用权，任何中央部委及其下属部门均不能去抢人。这可是个特许，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当时最著名的大学，如北大、复旦，都有这个特权。1982年夏天我毕业，复旦大学把我安排在优先留校的名额中。在当时绝大部分复旦同学的眼中，这可是全国最好的分配出路。上海人不愿意离开上海，文革期间几百万下乡的上海知识青年正千方百计要回来，比登天还难。你这个安徽佬，竟然有如此的运气！

虽然我在上海人眼里从麻雀一下子变成了凤凰，但心里头还是向往着北京，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全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去工作。我一听自己留校了反倒急了，知道中央特许的分配政策的权威性，于是主动跟北京马列所方面私下联系，请求他们把我调过去。马列所是当时的中国社科院“第一所”，因为马列主义具指导地位，改革开放之前却没有这个所。于光远是推动建所最力的一个人，建所目的很清楚，他说：马列主义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在中国无异议。但“四人帮”把马列主义变成了教条和迷信，我们要把马、恩、列、斯、毛的理论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他没有明讲的是：马列主义不应该是崇拜的对象，而是一种“社会科学”，要随着时代而发展，其中隐含了跟科学必须保持一致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标准。

听说，刚开始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亲自担任马列所的所长，于光远当第一副所长。这规格是最高的了。但胡乔木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当院长所长，而是全党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他跟于光远说：我太忙，你就代劳吧，当首任所长。

于光远其实也忙得一塌糊涂。邓小平最重要的四个理论工作助手，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还有资深经济学家薛暮桥。薛老年纪很大了，活跃程度比不上这三位。于光远于是让毛泽东当年称为“四个红色教授”之一的经济学家苏绍智当第一副所长，是从人民日报社调过来的，更早些年前苏先生曾在复旦大学经济系教书。

我1981年初春赴北京收集论文资料，特地拜访了马列所，只是在走廊里跟于光远打了个招呼，他太忙，走路小跑步。那时候的马列所位于西直门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大院里，办公地方是借用的，建国门内大街上的中国社科院大楼还在盖，那周边是一片荒凉景象。

于光远和苏绍智两位先生为着我的事，亲自出面找到《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杨老在1954年担任过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调到北京前是上海市委管高教的书记，前不久他参与领导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大文章的修订成稿。于、苏两位通过他再给上海市领导打电话，这才把我的分配名额从复旦大学调整到北京。我要求不留校时，学校管分配的干部说了句狠话：我们留一个人很慎重，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留也留不下来，你不要不识好歹，否则哪里来哪里去。

我当时可是破釜沉舟了，因为听说很快国家就要启动博士研究生班试点招生了，我想，如果我分配被退回安徽，就下决心硬考博士进京。幸好，于光远、苏绍智几个电话一打，复旦大学把我的名额让给了中国社科院。1982年9月29日我从上海进京报到，只买到站票，连硬座都没有，站了一天一夜。满车厢的人看着我一路硬站，还喜气洋洋，以为我有什么毛病。

P209－211

在这个增订版里，我新加进了两章。一章是回忆台湾“联合报系”的首任董事长王惕吾先生，他退休后被该报系同仁敬称为“创办人”，因为这份在海外华人世界多个城市均设有分局或经营点的中文大报及其附属的报刊和书店，是他于1949—1950年间领导创办的。三十年前靠着王惕吾先生的报系诸位从业者的联络介绍，我才结识了台湾的传媒界、文化界、教育界、政界、商界的更多人士，更在二十七年前实现了我去台湾访问考察的心愿。另一章是回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思想界、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前辈人物之一于光远先生，他是1982年夏季把我商调进北京的两位恩师之一。

这两位在海峡两岸三地和其他华人社区极富声名的长者现已仙逝，纪念和评论他们的文章历年积累下来汗牛充栋。我的文字可能和已经发表过的这类文字在某些方面颇不一致，而我认定，这恰恰是个人回忆录的价值之所在。倘若所有的人对某人的回忆都一模一样，那要么是撰文者们有问题，不按实情叙述，要么是被忆者有问题，他或她从来不以真面目示人，因为真实的人一定是多层多面、多姿多彩的，越是有成就者越是如此。

我的这类回忆故事和文字以后还会讲述、还会撰写，为的是让读者诸君从我有幸亲身接触过的那些各禀特色的洋人、华人和华洋混血人士的身上，感悟出做人和做事的情、义、理。而且，有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几位资深编辑一如既往的督促，我也不能不继续下去——他们的大名均收录在本书第一版《序言》里。增订的这两章，一篇是我口述，而后由戴志勇整理成文，部分发表于他长期任职的《南方周末》“大参考”栏目里。他与我合作多年，还有几篇极富历史意义的文稿，待到合适的时机，也会扩充润色后编纳入书。另一篇则缘起于《南方周末·名牌》杂志的专栏，原编辑人员的大名也收集于第一版《序言》里。

本书第一版刊印有一帧“献辞”，那时慈母还在世。如今慈母已经离世，我保留原来的“献辞”不作改动，一来是为着纪念慈母，二来是为着持续表达我对那些年里日日奉侍慈母的小弟、小妹及其配偶的感激之情，尤其是在慈母弥留之际和治丧期间所尽的孝道。即便是在注重孔孟传统的皖南，如此这般长年累月的孝悌作为，也是不多见的。我越是思念慈母，就越是感谢他们。

从十几年前在中国内地鼓吹要重视研究中国日增的海外利益，到2013年夏末终于见证在深圳大学成立了此一研究中心，并蒙该校两任校长章必功教授、李清泉教授礼聘我为中心的学术指导，到如今已经颇有时日了。在未来的时间里，真希望还能够鼓吹推动一两件于国、于民、于人、于己皆有意义的事，比如说，促成中国沿海城市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在国外设立一个正规校区（overseas campus）。它和已有的中国在国外设立的众多家“孔子学院”不同，是一间四年制（或三年制——依所在国的高等教育制度而定）的大学本科生学院，正式招生，毕业时对学生颁发所在国教育部门和中国的主办方大学皆承认的正规学士学位。

在哪儿设立这个本科生校区最为合适？依我所见，不应该设在发达国家里，因为那儿的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用不着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再去锦上添花了。我提议这个本科生校区应该建在东南亚地区，因为那里的华人群体加起来，有将近三千万人之多，而除了一两个国家之外，都亟须高等教育的新补充资源。依所在国的政府意愿，这个本科生校区或是由中外两所大学联手合办，也可以是由中国的大学一家独资经办，以英语和所在国语言进行双语教学；若有些课程是集中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艺术的，也可以用汉语教学。它所培养的本科生毕业后，少数可以来中国进一步攻读研究生学位，多数留在本国，主要就职于和中国的经济贸易及文化往来相关的工商行业和非营利机构。若在未来的几年内，能够促成创办这样的一个中国大学的国外本科校区，那对中国的软实力长期投射和中外经济贸易关系，必定会产生可观的推动。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每年动用数百亿美元的巨量投资，倘若以其百分之一二，资助这样的一所国外校区，岂不美哉！

其实，我和我的几位国内外朋友及研究项目伙伴，从1997年前后起，就在设想和讨论这个方案，也相继考察了中国周边的几个国家，看看具体的条件、机会、成本和困难何在。我们初选过的地点包括马来西亚首都的郊区、泰国北部清迈附近、印度尼西亚的中爪哇沿海城市。当初参与这个构思的前辈之一，就是本书第七章的主人公“汪老爷子”汪华林博士。

完稿于深圳大学

“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办公室

2016年元月6日

读书的六种目的取向

编辑先生：

你曾经好几次非常诚恳地邀请我给你的版面写写如何读书，几年过去了，我到现在都没给你写，不是因为我对你的这个邀请不接受，完全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我是对你的这个邀请太重视了、太看重了，用英文来讲，就是value it too much了，给予太高的价值投射了。所以到现在为止，都没给你写。

你提出的问题没多少字，看起来很简单，就是“你读过的书中间，你认为哪些书非常好，值得向比较年轻的大学生们做推荐？”仅仅这个问题的“前奏”，就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来回答，就是说在给出一串书名之前，就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呢？根据我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经验，也根据我观察到的身边人读书的现象，我至少可以这么说：在今天、在现时代读书，同样的一个人，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目的。有些书好还是不好，值得读还是不值得读，怎么读，该不该推荐，不仅仅取决于这个读书者本人，更切近的、更相关的是他或她的读书的目的，而读书的目的，我刚才讲，是多重的，不是单一的。不讲清楚这些读书的目的取向（purpose-orientatiOn），你哪能开得出书单子来？

多重的目的在我本人身上怎么体现的？我可以诚恳地告诉你，也想通过你告诉读者们，我之读书从懂事开始，这么多年来，在中国读书，在国外读书，读中文的、读英文的，所有的读书，大概能分成这么六种目的取向：

第一种目的取向，是出于学习某种知识。这个知识本身，它当然同我自己的专业挂着钩——无论是我做学生时选取的专业，还是毕业以后教书做研究工作相关的专业，在专业的眼光看来那些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在这个为了寻取专业知识的目的之下，我能开给你一系列的书名。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我本人以前在国内学的是两个不同的专业，到海外学习的专业又不同，那么至少到现在为止，在这三个不一样的大的专业领域里边，有些知识性的东西我必须读，如果不读，我在这个专业领域里就可能被人认为是在知识上有很多基本的、重要的甚至是致命的空白点。这是不行的，对不对？所以在我这个专业里边，在我看来属于基本的知识，比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发展的经验知识，包括跟中国相关的，也包括跟中国不直接相关的，跟东亚、跟美国、跟前苏联和东欧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的知识性研究成果，这些我要读。这就是第一类的目的取向，为了寻求知识而读书，为此必须要读那些非常重要的书。

与这个密切相关的还有第二类，这是在一个更具体的工具的水平上来讲的，就是为了获得一种技能要读的书。技能和知识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说你要学电脑方面的技能，如果你不是把电脑当做一种专业，电脑只是你工作过程中的一个手段，你写东西也好、寻找资料也好，为了这些需要，与你使用的和电脑相关的技能你要学。又比如，假使你是一个做社会调查、市场研究的，统计方面的技能你也得要学。为了学习这些技能，你得读一些书。在一个更具体的意义上说吧，有些人想学会怎样烹饪，烹调方面的书你要去读。有的人要学会开车、修车，这方面的书也要读一点。随着现在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这种目的性的读书越来越多。许多人喜欢旅游，假如你要去云南或者新疆，事前你会翻翻介绍这些地方的历史、风土人情、地方特产、饮食等等方面的书；去过以后，你也许就不会再读云南和新疆地方志方面的书了，因为你不打算成为这些地方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我的专业来说，技能方面的东西不需要学太多，因为我谋生的手段主要不是取决于这些技能，这些都是非常辅助性的。所以这方面的书要读，但不需要读得太多，不需要读得太系统，不需要读得太深。当下暂时不太熟悉的先读一读，学到那种技能以后，其他跟它相关的就用不着管了。所以第二种读书是一种纯粹工具性目的的读书。

……

编辑先生，简要地讲，我要给你的版面写一篇读书的文章，在把书单子拉出来之前，我必须把这些给读者讲清楚。在目的取向已经比较清楚地分类的情况之下，我才能够推荐一些书，或者讲讲自己读书的体会。比如第一次我会讲几本书，为什么是这几本？我读过几年了，甚至二十几年、三十几年了，到今天为止，它们对我还有那种不可忘怀的、深刻强烈的影响，以至于眼睛闭起来就会想到当年读那书时的情景，那个感受、那个震撼。

我现在讲到这一步，如果你非常想知道我要推荐哪些书，劳驾你把读书的六种取向先发表出来。这部分是头等重要的。

我这里分出来六种读书的目的取向，可能有些人是四种，有些人是七种，因人而异。这是我的读书的目的取向的哲学，每种目的取向上都有我认为是对我影响大、值得与读者分享的读书体验。当然，以后推荐书的时候，技能方面的我不会推荐。因为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技能，比如我很好吃，你不爱吃，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菜谱，这些我不会推荐。还有就是到国外申请读书，怎么样找资料，怎么样找奖学金这些工具性的东西，虽然当年经历过，虽然很多人急切想知道，我也不会费神推荐这方面的书目。我以后会在其他五种目的取向之下，每种推荐一两本，甚至三本。当然还有些书是如此的丰富——丰富倒不一定很厚，就是它的内涵丰富——以至于在五种目的中它一本书就具备了两种、三种甚至四种的目的相关性，这样的书也是有的，当然凤毛麟角。

初述于2005年初春，深夜于海边月下

修订于2009年初秋，公民读书会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