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公梓著的《决不妥协》以一起引起巨大社会反响，而又扑朔迷离的碎尸案为暗线，以法官的日常为明线，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观察、思考、评价周遭的人与事。集悬疑、风趣、文艺、哲思多种风格于一体，错落呈现青春的理想、职场的现实、行业的生态以及人生的选择。

桂公梓著的《决不妥协》是一长篇小说，主人公系一年轻法官，精巧的情节设计，深度揭示真实的司法，打黑、接访、越狱、供……虽然尽数展示司法顽疾，却仍然充满正能量，号称首部反映中国法官生存现状的小说。

正文

那是2006年，在省公安厅与市公安局联合进行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中，称霸涂城多年的以高玉龙、高玉虎兄弟为首的黑社会团伙被彻底摧垮。在行动中发生了激烈的枪战，两名警察殉职。高玉龙当场被击毙，高玉虎及其情妇落网。查封两兄弟名下的洗浴城、夜总会、酒店十余处，冻结款项6000余万元。随之落马的官员不计其数。涂城市检察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窝藏枪支、弹药罪，组织卖淫罪，洗钱罪等十余项罪名向涂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这是我承办的第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自然要十分慎重，看侦查卷宗就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因为实在是太多了，两百多本，堆在我的办公室墙角，一米多高堆起了三摞。

案子开了三次庭，每次都在电视上全程直播。旁听席爆满，群众在法庭门口排起长队。

最终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高玉虎数罪并罚，判处死缓；其情妇周敏将开枪打死警察的罪责都揽到了自己身上，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宣判那天我带着书记员小潘去看守所。在会见室里，隔着铁丝网，高玉虎穿着囚服，双手被铐在身前，被剃光的脑袋上刚刚长出青色的发茬。身后一左一右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民警。

在小潘宣读判决书的过程里，高玉虎一直低着头，安静地坐在那里。面前的这个男子，看上去只是个30多岁的普普通通的年轻人，皮肤自皙，五官端正。如果不是那两百多本卷宗和无数如山的铁证，真没法让人相信他曾经是称霸一方无恶不作的黑社会老大。

高玉虎一直听到判决书的最后一句。然后他抬起头，似乎对自己将要面临的刑罚并不关心，他问：“高敏怎么样？”

我如实告诉他，高敏抗拒抓捕，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

高玉虎一下子焦躁起来，额头上的青筋突出，两眼通红。他嘶哑着嗓子说：“我哥哥都已经死了，你们不能放过我的女朋友吗？”

我感到于心不忍。高玉虎情绪激动，浑身颤抖。看来对恋人的关切，魔鬼与普通人也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我穿着制服，戴着法徽，没有同情的权利，只能按照法律的规定告诉他，他女朋友犯了重罪，罪无可赦。

高玉虎哭了，铁笼里的他哭得像个大孩子。

在场的人都不作声了。等他哭完，狱警让他在送达回证上按了手印，拉起他，押着往门外走。

在出门前，高玉虎回过头来，看向我的眼神忽然变得异常恶毒阴冷。

他说：“桂法官，我会记得你的。”

那是八月份，看着他的眼神，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感觉浑身冰冷。

半年后，最高院下达了核准死刑裁定书，高敏被枪决。

作为案件承办人，我去了刑场，因为行刑前需要我给死囚核对身份。那不是我第一次目睹犯人被枪毙，但是看到一个风华正茂的女人即将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不光彩地结束短暂的生命，心里还是十分别扭的。

高敏跪在沙地上，头发凌乱，面容清秀，两只手臂被反绑在身后。我站在她的正面十米远处，风扬起了沙尘，我看不清她的眼光看向何处。她的家人没有得到许可，此刻也许正在刑场的铁门外哭泣。

在行刑前，高敏请求武警能够尽量保留她的容貌。以往的枪决为了减少犯人痛苦，力求一枪毙命，通常都会瞄准犯人的后脑勺，经常将脑袋打爆，面容全非。家属收尸的时候看到这副死无全尸的惨状往往悲从中来，痛不欲生。

行刑的武警轻轻点了点头，端枪站在高敏身后。他说：“低头，张嘴。”

高敏乖乖地低下脑袋，张开嘴巴。

武警继续说：“再张大些……好，你准备好，我数到三。”

高敏没有动。武警数道：“一、二……”

“二”刚出口，一声闷响，子弹从高敏的后脑勺贯穿，从张开的嘴巴里钻出，钉入松软的沙地里。

血迹很少。高敏的身体向前方倾倒，姣好的面孔上没有一丝皱纹。

P3-4

这本书我从2009年开始动笔，中间由于工作繁忙，俗务缠身，兼之拖延病犯，懒癌发作（当然，后面这个是主要原因），几度想要半途而废，幸而得到亲朋的鼓励，网友的督促，以及出版社的催稿（同样，后面这个是主要原因），一直拖到2010年底，才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把草稿交付给出版社，感觉像还清了陈年老账般的轻松，电子稿存入硬盘，样书分送给朋友，我连回头翻检一遍的兴趣也没有了。

写作的人，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自己最虔诚的读者，生平最熟稔的作品便是自己写的书，可以轻而易举地征引“我在《×××》一文中曾经写过的……”，仿佛陶醉于镜中姿色的女人，除了自己之外，几乎找不到看得入眼的美女。另一类是写完便像患上失忆症，从来没想过要重温自己的文字，发表出去的文章就像过季换下的旧衣服，多年后从橱柜的角落里发掘出来，还要犹疑上半天：“这是我什么时候买的？”

我大概介于这两者之间。当中国法制出版社的赵宏女士联系我，要再版这本《决不妥协》的时候，我感到欣喜和快慰，这表示我并没有忘记这本书是由自己胡乱写成的。但是当我时隔数年再次翻开这本书稿，心里却感觉到一阵奇怪的陌生和莫名的羞赧——不想承认而又无法否认充斥书中的那些肤浅的文字、粗糙的故事、混乱的逻辑、幼稚的评论乃是出自自己之手，就像陆家嘴的女白领忽然看到青春期时在老家影楼拍的艺术照，一边辨认着，一边窘迫着。

我几乎是红着脸把书读完的，中间几次差点打消了再版的念头。但随着阅读，陌生感逐渐褪去，羞耻心逐渐淡漠，当初写下这本小说的那个“我”逐渐恢复了生命力，像农夫怀里的蛇，再次在记忆里鲜活起来。

那个“我”刚研究生毕业，到法院工作不足一年，在审监庭当书记员兼法官助理，每天处理大量信访案件。心中曾经的构想遭遇扑面而来的现实，像清水滴进了油锅，嘈杂翻腾得令人心绪不宁。对于中国司法来说，那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对此无需举太多证明。我那时候对司法政策有许多腹诽，但圈内一片颂声气氛祥和，没有抱怨的环境；圈外只关注八卦和房产，对司法漠不关心，没有发牢骚的对象。无处安放这些抱怨和牢骚，于是我便开始上网写小说。这样想起来，最初支持我在一整天忙碌于献身司法事业之后，不顾身体的疲惫和精神的劳顿，夜里还要涂鸦不辍雌黄不止的动力，居然是抑制不住的吐槽欲。

这便是年轻和年长的一大区别——年轻的时候，看到什么不顺眼的事情，会不加思考地大声说出来：“这样不对！”“你们错了！”甚至“你们这些傻×！”但在年齿渐长之后，遇到这种时刻往往会变得犹豫和迟疑，尽管心里还在厌恶着，脑子却不由自主地开始想：“既然存在着，是不是就有其合理之处呢？”“也许错的人是我呢？”“会不会我才是那个傻x呢？”于是愈加变得不自信起来，就像看见满街迎面而来的车辆，会本能地怀疑自己才是那个逆行的傻瓜。

人不就是这样一步步成熟起来的吗？从最初的嘴比脑子快，成长到先过脑子再张嘴，再成长到干脆紧紧地闭上嘴。中间不是跌过几次跟头，就是挨过几个巴掌。渐渐学得和老大哥们一样警醒，一样乖觉，并颇以此洋洋自得，忽然某一天翻开旧日的文字，对照年轻的模样，才发觉自己言语乏味，面目可憎，早已不可救药地变成了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

这成了我不吝冒着献丑的风险而愿意将本书再版的原因——一方面，虽然只是那个时代里微不足道的一种声音，幼稚固然幼稚，但毕竟发自真切，有敝帚自珍的理由；另一方面，对于年轻时的那股子莽勇，虽然不再完全称赏，但毕竟也有几分怀念。就好比被招安后的顺民，会忍不住怀念绿林草莽的岁月，以此安慰自己曾经也是一条好汉。

本书出版后，读者和出版社都多次询问过续集的计划，我也确实起过几次动笔的念头，但这些念头都如同台风天里的烛火，轻而易举地就被扑灭了。钱钟书说过，我们常常会把写作的冲动当做写作的能力。我看完自己凭着冲动写下的文字后，越发认清了自己不具备写作的能力，于是干脆连这一点冲动也鼓不起来了。更何况，赞美诗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精于此道的人物已经有那么多，想凑热闹都寻不到缝隙，于是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