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湘鹏著的《迷失印度》为作者游历印度的随笔游记，文笔轻松幽默，其间穿插了作者亲笔绘制的油画、水彩、素描等绘画作品，可读性较强。全书以地点为线索，通过记述在印度的种种所见所闻所想，分别从不同角度解读印度这个国家。作者对文本的把握之深刻、之灵动，令人印象深刻。

陈湘鹏著的《迷失印度》讲述了：奈保尔对其怒气冲冲，新一代弥散着失败情绪萨义德对其自足自爱充满感情……孰是孰非？恒河，究竟是圣河，还是藏污之地？贫穷，是真实的裸露，还是落后的标志？信仰，是精神寄托，还是对消费主义的抗击？……印度，一段正在变形的历史，一个消费和娱乐的新世界，一支正在消逝和重生的文明，一个在愚昧和恶习中打滚的地方，一个在神性与人性中升腾的圣地，一个幽暗迷离的国度，一个实实在在的印度。

气味从天而降

tutu噩梦

穷人的风流

文明的元素

享受迷失

最后一个觉醒者

生于历史

遇见中国人

印度列车

我们是镜子

美丽旧世界

拼凑的知识

寻找落点

迷失的星球

后记

我随着队伍走了一会儿，游离了出去，独自走往空中那个谷仓般的高塔。丽丽一定喜欢在这个时刻独处一会儿，两年前，我和丽丽去西安寻访寺庙，我四处看风景时，她就在蒲团上祈愿。当我闲逛回来，看她坐在长椅上休息，我问她磕了多少个，她说我没数。我发觉她哭过了。来印度更是她的主意。

“印度治安不好，到处脏兮兮的。就我从互联网上得到的信息来看，我宁肯在东五环待着。”

她看了互联网上那些有关印度的照片后，也犹豫了。“错就错吧。”

现在，我走到高塔边的石道上，加入绕塔的人流里，随着大家的步履轻快地走几圈，是一番趣味。但幻觉很容易就消失了，你发现自己在一个普普通通的上午，在灌木丛围绕的小路上，与一只飘来的蝴蝶一起做徒劳的圆周运动。丽丽在人群里拎着鞋，光脚走在前面。我们看到了对方，陌生人一样互相扫视一眼，仍然保持着各自的步速，又互相消失了。

我离开塔座，走到佛塔前一块宽阔的草坪上。草叶鲜嫩，我也脱下鞋，光脚接触着清新的土地。丽丽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

“感觉好吗?”我问。

“太好了。”

“是啊!”

她从手腕上取下皮筋，把头发挽起来，盘起腿闭上眼睛。她穿着蓝色牛仔裤，白色T恤外套着一件深蓝色的毛衫，头发在明亮的额前摇晃。我可以感觉到她的平静。我们对佛教最着迷的那一年，她经常在室内的一只台灯前打坐。有时她睁开眼睛，告诉我刚才她仿佛飞了起来。

“怎么个飞法?我怎么没有?”

“像一个很快的电梯，迅速地把我抬升到很高很高的地方。”

“那是不是天上?”

“不知道。”

除了腿麻眼花，我什么都没得到。几个月之后，我就放弃了练习。她继续练了一段时间也不堪重负，到家里倒头就睡。

丽丽打坐醒来，我已闭目打坐。我打坐醒来，她已经开始冥想。我也跟着起身、俯身、磕头，放松了思维对身体的控制，有远处林木中闪亮的树叶，有空中一道羽状的云朵，有对于存在的清晰自觉。

我和丽丽另有故事，我十分犹豫是否该把这一私人故事讲出来。

我来自西北，她来自东北，我们在中国最大的都市里相会。这种流动直接来自国家改制了多数国有企业、取消了分房制度、取消医疗和教育福利而产生的挤出效应。被挤出的一代人，已然是数量众多的散开的个体，只有进行快速重组，才能在社会的变形中落脚。我们和古巴比伦时期首批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工匠一样，遇到了孤独、挫折、无法承担的渺茫感。许多事物并不是一个创意，而是文明的需要。在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决定了今天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形态)，思想体系纷纷降临，形成了人类的四大文明基础。

在东五环金台路的一个办公室里，我们遇到了一个陌生人。她让我们写下姓名、出生日期、家庭住址，随后开始漫谈。每一条信息在我们听来都是奇迹。她说13岁那年丽丽的母亲离开了她，丽丽姑姑家里有个双胞胎，天折男孩的灵魂还滞留在家里。她描述丽丽的健康，丽丽易受惊吓，睡不着觉，容易生气。这些是虚病，医院没法治疗。

P93-94

我出生于一个纪律严格、小心谨慎的家庭，在放学路上的滞留都会引起父母亲的担心。但成长的过程，正是和出生地分裂的过程。小学时，我冒险去了市中心；上中学时，我坐长途车去了省里的风景区；大学时，我攒了点钱到了杭州；上班后，我开始坐飞机，戴着一副蛤蟆镜到了三亚。对一个郊区工厂里长大的孩子来说，大海和草原就是想象的尽头。你的见识，就像是一个产品的出厂设置：来自于你的家庭、你的想象、你的能量。去过丽江后，旅行的指向不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缩小为一个小小的休憩处。对我来说，我也看够了山水，心生厌倦，我的好奇心、野心和条件用完了。某种程度上，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我已经不知道我有什么不知道了。

我们是已知信息的塑造物，其实更是未知的塑造物，这一点得在边缘状态上才看得出来。2015年，在印度旅行的时候，我就适逢这种已知和未知状态的边缘，被一种来自于两边的强大力量所动摇。

这是我碰到的一个未知结构。以烟火、街头、神话的语言，叙述着一种现实生活。对于生于中国某个城市的一个男孩而言，像是遇到了燃烧的恒星，站在了更大的事物面前。家庭和工作那种单一的模式已经烧着了，你和你所见到的一起进入历史熔炉之中。 在那以后，我开始经常性地旅行。我沿着深深的疑问行进，每次探往未知的过程中，所有事物都有着精致的序列变化：政治、文化、历史、生活、地理、生物都有着博物馆式的丰富和秩序，那里有着某种含义。在吉隆坡，一队队的欧洲人、中国人、印度人、穆斯林、佛教徒像鱼群一样在航站楼里穿梭；在仰光，保留着昔日中国、印度、伊斯兰和欧洲文明的斑斓色彩；印度和日本则提供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成就与新困境；在大不列颠帝国，这个古老文明也在重新界定自我。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走向世界的特殊时机，集中和泛滥的当代问题实际是历史发出的邀请，因此我使旅行成为一个走向混乱的计划，也是一个进入世界秩序的计划。我在异国间寻找画面：世界的发展样式是怎样的?不同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会如何选择?这个星球的目标是什么?或者它的确没有目标?中国在这个文明地图中的位置和姿态?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在某个遥远的时间和地点，但其实它所在之处甚多，在精微的历史观察和人性观察之中，像星空一样散布着，而这条问题长链的起点正在我们手中。

这本书要献给我的母亲和我的女友，她们对我的旅行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2015年的印度之旅是丽丽的主意。在我被出厂设置所限，实际上困在自己的现实中时，这位东北的女朋友，用一套综合了地方性情、坚韧品格、知识结构、尤其是对陌生的觉知的新模式升级了我的世界。我们现在的双核处理器具有更强大的扩张性。

她其实是一个文弱、善良的女生。在游记中，已经有一些读者捕捉到了她的风范，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是丽丽塑造了一部分的我。如果不是丽丽，我会去哪里?在朝阳区的咖啡馆里看书。一年半以后，我才向她承认了这一点，如果不是她带我去看世界，我可能会更土。

对于我的母亲而言，我的每次旅行都让她提心吊胆，而我的成长其实就是一件内含冲突的故事，这是一个孩子走出家庭的故事，更是一个孩子如何回家的故事。我从小就从反锁的房间里爬出来，到外面溜达，在下班前再爬回房间。这种难以禁止的贪玩的个性，让母亲费尽了苦心。有时，我选择春节长假出门旅行，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意味着错过团圆的时刻、放弃家庭责任、背叛传统生活。由于察知这种农业时代的习俗与真实生活的分离，我会像一个批评者那样反应，每个人都应该创造自己的生活，应该把自己放到全世界和全历史的维度中去，成为世界的继承人。对于个人来说，这是一种走出出生地、破解出厂设置、获得更大的自由旅行。我偶尔会想到一个漂浮在空气中的选项，我属于胡家庙，还是属于世界?每次出门旅行时，母亲还是往我背包里塞满了茶鸡蛋、炸带鱼、苹果和烧饼。我们都知道，这是小学、中学、大学和工作后，经过时间积淀的我的五星食谱。站在胡家庙送别的路口，母亲说的话更令我痛苦，她不再说别去了，她说，你去吧。

记得上小学时，母亲教会了我熬稀饭。放学时，我独自打开房门，屋里有一块斜向的阳光照射地。我把炉门开到一个食指的缝隙，往铝锅里接自来水，水面贴到一条深褐色的水线上。水开后，我把一碗米倒进锅里，直烧得泡沫顶开锅盖。那时，我跑到窗户边去，等母亲回家。我身后的房间里充满了稀饭的香气。望着天际线上的工厂烟囱，我心里想，妈妈，快回来吧，外面的世界多糟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