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太白与、杜子美诗皆掣鲸手也。余观太白《古风》、子美《偶题》之篇，然后知二子之源流远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则知李之所得在雅。

李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

此今古诗人断案也。

萧士赟注：观此诗则太白之志可见矣。斯其所以为有唐诗人之称首者欤！

舂陵杨齐贤云：唐兴，文变极矣，扫魏晋之陋，起骚人之废，太白盖以自任矣。览其著述，笔力翩翩，如行云流水，出乎自然，非思索而得，岂欺我哉！

此诗自负，良亦不浅。

统论前古诗源，志在删诗垂后。以此发端，自负不浅。

周敬曰：朱子谓太白诗不专是豪放，如“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今诵之，和缓中实多感慨激切，发一番议论，开一番局面，真古韵绝品。结二句有胆有志。

“大雅久不作”诸诗，非太白断不能作，子美亦未有此体。

昌黎云“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太白则云“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是从来作豪杰语。

王琦注：“吾衰竟谁陈”，是太白自叹吾之年力已衰，竟无能陈其诗子朝廷之上也。杨氏（齐贤）以斯文衰萎为释，殊混。唐仲言《诗解》引孔子“吾衰”之说，更非。徐昌谷所谓首二句为一篇大旨，“绮丽不足珍”以上是中第一句意，“圣代复元古”以下是申第二句意。其说极为明了。

“正声”六句，识高论卓。“建安来”，指建安以后言。末二句志在夫子删述以乘教也。

《古风》诗多比兴，此篇全用赋体，括风雅之源流，明著作之意旨，一起一结，有山立波回之势。昔刘协《明诗》一篇略云：两汉之作，结体散文，直而不野，为五言之冠冕。又云：建安之初，五言腾踊，不求纤密之巧，惟取昭晰之能。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观白此篇，即刘氏之意。指归大雅，志在删述，上溯风骚，俯观六代，以绮丽为贱，清真为贵，论诗之义，昭然明矣。举笔直书所见，气体实足以副之，阳冰称其“弛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惟公一人”，洵非阿好，其纂《草堂集》以古风列于卷首，又以此篇弁之，可谓有卓见者。

青莲一生本领，即在五十九首《古风》之第一首。开门便说：《大雅》不作，骚人斯起，然词多哀怨，已非正声；至扬、马益流宕，建安以后，更绮丽不足为法；迨有唐文运肇兴，而己适当其时，将以删述继获麟之后，是其眼光所注，早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直欲于千载后上接《风》、《雅》。盖自信其才分之高，趋向之正，足以起八代之衰，而以身任之，非徒大言欺人也。

李仙、杜圣固已。李则曰：“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杜则曰：“别裁伪体亲《风》、《雅》，遐哉邈矣！学语仙圣语，当思仙圣何所有。有仙圣胸中所有，称心而言，不已足乎？

首章以说诗起，若无与于治乱之数者。而以《王风》起，以《春秋》终，已隐自寓诗史。自后数十章，或比或兴，无非《国风》、《小雅》之遗。

严沧浪云：初声所噫，便悲慨欲绝。又云：“王风”以齐，是申前语，是递起语；“正声”二句，又是一慨。又云：以建安为“绮丽”，具眼。又云：当郑重炫赫处，着“清真”二字，妙。又云：“秋旻”有眼，若读《尔雅》太熟，但认作有来历，作知诗者。

宋朝程颢曾把《论语》的文章比做玉，《孟子》的文章比做水晶，认为前者温润，而后者明锐。一般说来，李白的诗偏于明锐而有锋芒的一路，但这首诗却气息温润，节奏和缓，真正做到了“大雅”的风度。
开首二句“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是全诗的纲领，第一句统摄“王风委蔓草”到“绮丽不足珍”，第二句统摄“圣代复元古”到最后“绝笔于获麟”。这样开门见山，分写两扇，完全是堂堂正正的笔仗。这两句虽则只有十个字，可是感慨无穷。这里的“大雅”并不是指诗经中的《大雅》，而是泛指雅正之声。雅声久矣不起，这是正面的意思，是一层。然则谁能兴起呢？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落出“吾”字，表出诗人的抱负，这是第二层。可是诗人这时候，已非少壮，而是如孔子自叹一样“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即使能施展抱负，也已来日无多了，这是第三层。何况茫茫天壤，知我者谁？这一腔抱负，究竟向谁展示、呈献呢？这是第四层。这四层转折，一层深一层，一唱三叹，感慨苍凉，而语气却又浑然闲雅，不露郁勃牢骚，确是五言古诗的正统风度。
首两句点明正意以后，第三句起，就抒写“大雅久不作”了。春秋而后，以关雎麟趾王者之风为代表的诗三百篇已委弃于草莽之中，到了战国，蔓草更发展为遍地荆棘。三家分晋，七雄争强，虎斗龙争直到狂秦。四句一路顺叙下来，托出首句的“久”字，但如再顺叙下去，文气就未免平衍了，所以“正声何微茫”一句，用顿宕的问叹，转一口气。“正声”即是“大雅”，“何微茫”即是“久不作”，一面回应上文，一面反跌下句的”哀怨起骚人”。《诗经》本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说法，这里把屈原宋玉，归之于哀怨，言外之意，还是留正声于微茫一脉之中。屈宋都是七雄中楚国的诗人，论时代在秦以前，这里逆插一句，作为补叙，文势不平。于是再用顺叙谈到汉朝，“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说明扬雄、司马相如，继楚辞之后，在文风颓靡之中，激起中流，可是流弊所及，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所说：“竞为侈靡闳衍之辞，没其风喻之义”，和梁刘协《文心雕龙·辨骚篇》所说“扬马沿波而得奇”一样，荡而不返，开出无边的末流。诗人写到这里，不能象帐册一般一笔一笔开列下去了。于是概括性地总束一下，“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说明以后的变化虽多，但文章法度，总已沦丧。尤其“自从建安来”，三曹七子之后，更是“绮丽不足珍”，这与《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大意相近。诗人反对绮丽侈靡，崇尚清真自然的文艺主张是显而易见的。诗写到这里，自从春秋战国直到陈隋，去古不可谓不远，写足了“大雅久不作”句中的“久”字，于是掉转笔来，发挥“吾衰竟谁陈”了。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这六句铺叙唐代的文运，诗人故弄狡狯，其实半是假话。唐代是近体律绝诗新兴的时代，何尝有所谓“复元古”？唐太宗以马上得天下，高宗、中、睿之间，历经武后、韦后之变，又何尝有所谓垂衣裳无为而治天下？王、杨、卢、骆、沈、宋的诗，虽各有胜处，但用“清真”两字，也只是李白个人的说法，而不足以代表初盛唐的风格。文才处休明之世，乘时运而飞跃，有如鲤鱼踊跃于龙门，繁星罗布于秋天。这里写唐代的进士科，比较真实，但唐代主要以诗赋取士，文胜于质，又何尝有所谓“文质相炳焕”？这些还是枝节的问题，如果唐朝统治者真能如李白这六句诗所写的那样，李白应该早就复兴“大雅”，重振“正声”，何至于“吾衰竟谁陈”呢？这六句与“吾衰竟谁陈”之间的矛盾，说明了诗人这六句是故布疑局，故意地正反相形的。所以下文从“众星”中跃出“吾”来，用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申说自己已无创作之意，只有把“废兴万变”之中的那些作品，象孔子删诗一般，把它整理一下，去芜存菁罢了，这样庶几还可以“垂辉映千春”。可是孔子毕竟不是仅仅删述而已，赞周易、删诗书、定礼乐之外，最后还是作了流传千载的《春秋》，直到哀公十四年猎获麒麟时才绝笔。诗人的抱负，亦正是如此。最后两句，从“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的较消沉的想法，又一跃而起，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的斩截之辞，来反振全诗，表示愿意尽有生之年，努力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诗人以开创一代诗风为己任，自比孔子，正说明他对自己期许很高。这一“立”字又遥遥与起句的“作”字呼应，气足神完，于是乎“大雅”又“作”了。
由于这首诗的主意在复振大雅之声，所以诗人在写作时，其胸襟风度，也一味的大雅君子之风，不能骏发飘逸，也不能郁勃牢骚，完全用中锋正笔。因此，即使在“吾衰竟谁陈”的慨叹之中，对当代有所不满，而只能以“圣代复元古”等六句正面颂扬之辞，来微露矛盾之意，这并非诗人故作违心之论，而是写这首诗的立场使然。千古以来，对此诗都是顺口随便读过，未尝抉出其矛盾之处的用心所在，未免辜负了诗人当时以此诗冠全集卷首的苦心了。
全诗一韵到底，音节安雅中和。最后两句，由于立意的坚决，音调也不自觉地紧急起来，“立”、“绝”、“笔”三个入声字，凑巧排列在一起，无意中声意相配，构成了斩钉截铁的压轴。
（沈熙乾）

萧士赟注：白意若曰：仙者清净自然，无为而化，秦皇之所为若此，求仙者岂如是乎？宜其卒为方士之所欺而不免于死也。

既期不死，而又筑高陵，自相矛盾矣。

极写其盛，正为中间转笔作地。“茫然使心哀”五宇，多少包含。借秦以讽，意深旨远。

收两义合并。

此亦刺明皇之词，而有二意：一则太白乐府中所谓“穷兵黩武有如此，鼎湖飞龙安可乘”。二则人心苦不足，周穆、秦、汉同一辙也。

严云：雄快。又云：“尚采”二语紧接，方警动；若蓄而不露，只就下文委蛇去，便气漫不振矣。

此诗主旨是借秦始皇之求仙不成，以规讽唐玄宗之迷信神仙。就思想内容而言并不算李白一人之特见卓识，但就其动荡开合的气势、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而言，实堪称独步。全诗大体可分前后两段，前段为宾，后段为主。主要手法是欲抑先扬，忽翕忽张，最后盖棺论定。
前段从篇首至“骋望琅邪台”，颂扬秦王之雄才大略和统一业绩。头四句极力渲染秦始皇消灭六国平定天下的威风。不言平定四海，而言“扫”空“六合”（包天地四方而言之），首先就张扬了秦王之赫赫声威。再用“虎视”形容其勃勃雄姿，更觉咄咄逼人。起二句便有“猛虎攫人之势”。紧接着写统一天下的具体情事，也就有如破竹了。三句“浮云”象征当时天下混乱阴暗的局面，而秦王拔剑一挥，则寰区大定，一人“决”字，显得何其果断，有快刀斩乱麻之感。于是乎天下诸侯皆西来臣属于秦了。由于字字掷地有力，句句语气饱满，不待下两句赞扬，赞扬之意已溢于言表。“明断”句一作“雄图发英断”，但不管“明断”、“英断”也好，“雄图”、“天启”、“大略”也好，总算把对政治家的最高赞词都用上了。诗篇至此，一扬再扬，预为后段的转折蓄势。紧接“收兵”二句写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采取的巩固政权两大措施，亦是张扬气派。一是收集天下民间兵器，熔铸为十二金人，消除反抗力量，使“天下莫予毒也已”，于是秦和东方交通的咽喉函谷关便可敞开了。二是于琅邪台、会稽山等处刻石颂秦功德，为维护统一作舆论宣传。“会稽岭”和“琅邪台”一南一北，相距数千里，诗人紧接写来，有如信步户庭之间。“骋望“二字形象生动地展示出秦王当时志盈意满的气概。秦之统一措施甚多，择其要者，则纲举目张，叙得简劲豪迈。对秦王的歌颂至此臻极，然而物极必反，这犹如《过秦论》的开篇，直是轰轰烈烈，使后来的反跌之笔更见有力。
后段十二句，根据历史事实进行生动艺术描写，讽刺了秦王骄奢淫侈及妄想长生的荒唐行为。先揭发其骊山修墓奢靡之事。秦始皇即位第三十五年，发宫刑罪犯七十多万人建阿房宫和骊山墓，挥霍恣肆，穷极民力。再揭发其海上求仙的愚妄之举。始皇二十八年，齐人徐市说海上有蓬莱等三神山，上有仙人及不死之药，于是始皇遣徐市带童男女数千人入海追求，数年无结果。此即“采不死药”事。“茫然使心哀”是担心贪欲未必能满足的恐惧和空虚。这四句对于前段，笔锋陡转，真如骏马注坡。写始皇既期不死又筑高陵，揭示出其自私、矛盾、欲令智昏的内心世界。但诗人并没有就此草草终篇，在写其求仙最终破产之前，又掀起一个波澜。据史载徐市诈称求药不得，是因海中有大鱼阻碍之故，于是始皇派人运着连续发射的强弩沿海射鱼，在今山东烟台附近海面射死一条鲸。此节文字运用浪漫想象与高度夸张手法，把猎鲸场面写得光怪陆离，有声有色，惊险奇幻：赫然浮现海面上的长鲸，骤然看来好似一尊山岳，它喷射水柱时水波激扬，云雾弥漫，声如雷霆，它鬐鬣张开时竟遮蔽了青天……。诗人这样写，不但使诗篇增添了一种惊险奇幻的神秘色彩，也是制造希望的假象，为篇终致命的一跌作势。长鲸征服了，不死之药总可求到吧。结果不然，此后不久，始皇就在巡行途中病死。“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这是最后的反跌之笔，使九霄云上的秦王跌到地底，真是惊心动魄，以此二句收束筑陵、求仙事，笔力陡健，而口吻冷隽。想当初那样“明断”的英主，竟会一再被方士欺骗，仙人没做成，只留下一堆寒冷的骨灰，而“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让方士大讨其便宜。历史的嘲弄是多么无情啊。
此诗虽属咏史，但并不仅仅为秦始皇而发。唐玄宗和秦始皇就颇相类似：两人都曾励精图治，而后来又变得骄侈无度，最后迷信方士妄求长生。据《资治通鉴》载：“（玄宗）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这种蠢举，结果必然是贻害于国家。可见李白此诗是有感而发的。全诗史实与夸张、想象结合，叙事与议论、抒情结合，欲抑故扬，跌宕生姿，既有批判现实精神又有浪漫奔放激情，是李白《古风》中的力作。
（胡国瑞）

萧士赟注：此时戚里骄纵逾制，动致高位，儒者沉困下僚，是诗必有所感讽而作。

李白诗信笔舒卷，妙合天则，不似他人刻画求工而反拙，所以擅场。

感慨逖荡，归于和平，所谓有大力者不动。

王琦注：唐仲言曰：此刺戚里骄横而以子云自况，所谓“绿帻”必有所指。

世所谓晓事者及时行乐耳。而至老矻矻者，晚节末路，又复可叹。白气骨自负，岂愿以辞人终老？两两夹照，不是漫作诙调语。

此言少年乘时，贤者无位。

严云：悲愤语不堪再读。谢叠山云：此篇见人情可悲。

萧云：白平生豪迈，藐视权臣，浮云富贵。此诗盖有慕乎鲁仲连之人也。

按太白素有高尚之志意，出山之后，不为时相所礼，悔恨而作是诗。

曹植诗“大国出良材，譬海出明珠”、即“明月出海底”意。白姿性超迈，故感兴于鲁连。

青莲少奸学仙，……然又慕功名，所企羡者，鲁仲连、侯赢、郦食其、张良、韩信、东方朔等。总欲有所建立，垂名于世，然后拂衣还山，学仙以求长生。

此托鲁连起兴以自比。

严沧浪曰：倜傥与澹荡，绝不相类，而看作一致。始知有意倜傥者，非真倜傥也。惟澹荡人乃可与同耳。

萧云：太白亦有高尚其事之意。此诗有所慕而作也。

咏史亦人所同，气体高妙则独步矣。

不著议论，咏古一体。

起句本之《荀子》，直揭本指，严羽所谓“开门见山”者也。与左思《咏史》作风格正复相似。

严云：“昭昭”二字，为隐人生光焰，妙，妙。又云：“身将”四句、何等傲逸！

萧云：此篇当为哥舒翰败石堡而作，其旨微而显欤！

此亦约略言开、天数十年间用兵吐蕃之概，叹中外之骚敝耳。指石堡一役言，则非也。

天宝中，上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言：坚守难攻。董延光自请攻之，不克。复命哥舒翰攻而拔之，获吐蕃四百人，而唐兵死亡略尽。其后，世为仇敌矣。诗为开边垂戒。

此诗极言边塞之惨，中同直人时事，字字沉痛，与与杜甫《前出塞》参看，别本多四句，语尽而露。诗词意已足，不当更益。

述用兵开边之事，讥明皇黩武，则天宝初年事也。

叙来凄惨，使人肝胆凛烈。严沧浪曰：此首可与老杜《塞上》诸篇伯仲。

萧士赟注：太白少有高尚之志，此诗岂出山之后，不为时相所礼，有轻出之悔欤？不然，何以曰“方知黄鹄举，千里一徘徊”？吁！读其诗者。百世之下，犹有感慨。

叹权贵之不重贤才也。

唐孟庄曰：“珠玉”二语，骂世亦直。

严云：“珠玉”二句慨痛，一字一泪。

这是一首以古讽今、寄慨抒怀的五言古诗。诗的主题是感慨怀才不遇。
前四句用战国时燕昭王求贤的故事。燕昭王决心洗雪被齐国袭破的耻辱，欲以重礼招纳天下贤才。他请郭隗推荐，郭隗说：王如果要招贤，那就先从尊重我开始。天下贤才见到王对我很尊重，那么比我更好的贤才也会不远千里而来了。于是燕昭王立即修筑高台，置以黄金，大张旗鼓地恭敬郭隗。这样一来，果然奏效，当时著名游士如剧辛、邹衍等人纷纷从各国涌来燕国。在这里，李白的用意是借以表明他理想的明主和贤臣对待天下贤才的态度。李白认为，燕昭王的英明在于礼贤求贤，郭隗的可贵在于为君招贤。
然而，那毕竟是历史故事。次四句，诗人便化用前人成语，感讽现实。“青云士”是指那些飞黄腾达的达官贵人。《史记·伯夷列传》说：“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者！”意思是说，下层寒微的士人只有依靠达官贵人，才有可能扬名垂世，否则便被埋没。李白便发挥这个意思，感慨说，无奈那些飞黄腾达的显贵们，早已把我们这些下层士人象尘埃一样弃置不顾。显贵之臣如此，那么当今君主怎样呢？李白化用阮籍《咏怀》第三十一首讽刺魏王语“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尖锐指出当今君主也是只管挥霍珠玉珍宝，追求声色淫靡，而听任天下贤才过着贫贱的生活。这四句恰和前四句形成鲜明对比。诗人在深深的感慨中，寄寓着尖锐的揭露和讽刺。
现实不合理想，怀才不获起用，那就只有远走高飞，别谋出路，但是前途又会怎样呢？李白用了春秋时代田饶的故事，含蓄地抒写了他在这种处境中的不尽惆怅。田饶在鲁国长久未得到重用，决心离去，对鲁哀公说：“臣将去君，黄鹄举矣！”鲁哀公问他“黄鹄举”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鸡忠心为君主效劳，但君主却天天把它煮了吃掉，这是因为鸡就在君主近边，随时可得；而黄鹄一举千里，来到君主这里，吃君主的食物，也不象鸡那样忠心效劳，却受到珍贵，这是因为黄鹄来自远方，难得之故。所以我要离开君主，学黄鹄高飞远去了。鲁哀公听了，请田饶留下，表示要把这番话写下来。田饶说：“有臣不用，何书其言！”就离开鲁国，前往燕国。燕王立他为相，治燕三年，国家太平。鲁哀公为此后悔莫及。（见《韩诗外传》）李白在长安，跟田饶在鲁国的处境、心情很相似，所以这里说“方知”，也就是说，他终于体验到田饶作“黄鹄举”的真意，也要离开不察贤才的庸主，去寻求实现壮志的前途。但是，田饶处于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逞霸，士子可以周游列国，以求遂志。而李白却是生活在统一强盛的大唐帝国，他不可能象田饶那样选择君主。因此，他虽有田饶“黄鹄举”之意，却只能“千里独徘徊”，彷徨于茫茫的前途。这末二句，归结到怀才不遇的主题，也结出了时代的悲剧，形象鲜明，含意无尽。
《古风》五十九首都是拟古之作。其一般特点是注重比兴，立意讽托，崇尚风骨，气势充沛，而语言朴实。这首显然拟阮籍《咏怀》体，对具体讽刺对象，故意闪烁其词，但倾向分明，感情激越，手法确似阮诗。这表明李白有很高的诗歌艺术素养和造诣。但从诗的构思和诗人形象所体现的全篇风格来看，这诗又确实保持着李白的独特风格。如上所述，首四句是咏历史以寄理想，但手法是似乎直陈史事，不点破用意。次四句是借成语以慨现实，但都属泛指，读者难以猜测。末二句是借故事以写出路，但只以引事交织描叙，用形象点到即止。总起来看，手法是故拟阮籍的隐晦，而构思则从理想高度来揭露现实的黑暗，表现出李白那种热情追求理想的思想性格，和他的诗歌艺术的一个主要的风格特征。
（倪其心）

建安诗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得风雅骚人气骨，最为近古。惟李杜有之。

萧云：此篇叹时。贵宠者不知退，安得无李斯、石崇之祸乎！

语直而意婉，不厌其多。

太白五言古长篇，如“门有车马宾”、“天津三月时”、“忆昔作少年”……等篇，兴趣所到，瞬息千里，沛然有馀。然与子美各自为胜。未可以优劣论也。或以此倾倒为嫌，而取其含蓄蕴藉者，非所以论太白也。

自开一境，不必古人。

历言权贵豪侈，沉溺不返，而有李斯、石崇之祸，不如范蠡扁舟归去之为得也。前用兴起。

此刺当时贵幸之徒，怙侈骄纵，而不恤其后也。杜甫《丽人行》其刺国忠也微而婉，此则直而显，自是异曲同工。……《诗眼》以为建安气骨，惟李杜有之，良然。

此讽开、宝朝贵作，前用兴起，同警情逸。

李太白《古风》一卷，上薄《风》《骚》，顾其间多隐约其事。……“天津二月时”为（李）林甫斫棺而作。

严云：承流变声，见古意（“朝为”六句下）。严云：“双双”句以上，政须多言之；荣华处皆是断肠处。

白自比叔卿，辞翰林供奉，亦不臣幺宗，因得免禄山之难，俯视天下之流血，而豺狼冠缨也。

有情可观，无迹可履，此占人落笔佳处。

王琦注：此诗大抵是洛阳破没之后所作。“胡兵”，谓禄山之兵；“豺狼”，谓禄山所用之逆臣。

皆遁世避乱之词，托之游仙也。《古风》五十九章，涉仙居半，惟此二章（按指本诗及“郑客西入关”）差有古意，则词含寄托故也。世人本无奇臆，好言升举，云螭鹤驾，翻成土苴。太白且然，况触目悠悠者乎？

这是一首用游仙体写的古诗，大约作于安禄山攻破洛阳以后。诗中表现了诗人独善兼济的思想矛盾和忧国忧民的沉痛感情。诗人在想象中登上西岳华山的最高峰莲花峰，远远看见了明星仙女。“明星”本是华山玉女名，但字面上又给人造成天上明星的错觉。首二句展现了一个莲峰插天、明星闪烁的神话世界。玉女的纤纤素手拈着粉红的芙蓉，凌空而行，游于高高的太清，雪白的霓裳曳着宽广的长带，迎风飘举，升向天际。诗人用神奇的彩笔，绘出了一幅优雅缥缈的神女飞天图。
美丽的玉女邀请李白来到华山云台峰，与仙人卫叔卿长揖见礼。据《神仙传》载，卫叔卿曾乘云车、驾白鹿去见汉武帝，以为皇帝好道，见之必加优礼。但皇帝只以臣下相待，于是大失所望，飘然离去。这里用卫叔卿的故事暗暗关合着李白自己的遭遇。天宝初年，诗人不是也曾怀着匡世济民的宏图进入帝阙吗？而终未为玄宗所重用，三年后遭谗离京。所以没奈何，只好把卫叔卿引为同调，而与之驾鸿雁游紫冥了。
正当诗人恍惚间与卫叔卿一同飞翔在太空之上的时候，他低头看到了被胡兵占据的洛阳一带，人民惨遭屠戮，血流遍野，而逆臣安禄山及其部属却衣冠簪缨，坐了朝廷。社会的动乱惊破了诗人幻想超脱现实的美梦，使他猛然从神仙幻境折回，转而面对战乱的惨象。诗至此戛然而止，没有交代自己的去留，但诗中李白正视和关切现实，忧国忧民的心情，是十分明显的。
在这首《古风》里，诗人出世和用世的思想矛盾是通过美妙洁净的仙境和血腥污秽的人间这样两种世界的强烈对照表现出来的。这就造成了诗歌情调从悠扬到悲壮的急速变换，风格从飘逸到沉郁的强烈反差。然而它们却和谐地统一在一首诗里，这主要是靠诗人纵横的笔力、超人的才能和积极的进取精神。
李白后期的游仙诗，常常在驰骋丰富的想象时，把道家神仙的传说融入瑰丽奇伟的艺术境界，使抒情主人公带上浓郁的谪仙色彩。这是和他政治上不得志，信奉道教，长期过着游山玩水、修道炼丹的隐士生活分不开的。但他借游仙表现了对现实的反抗和对理想的追求，使魏晋以来宣扬高蹈遗世的游仙诗获得了新的生命。《古风》其十九便是一个例证。
（葛晓音）

萧云：此篇言人功成当去，奈何恋世不足而谬用心，几百年之内，唯及时行乐耳！识者观之，岂不可笑欤？盖白之言不尽意，意在其中。非圣于诗者，孰能与于此乎？

《唐风·蟋蟀》之篇，感兴如此。诗之神韵，与古为化，拟之《十九首》，可谓波澜莫二。结处与通篇一意相贯，即《桃李园序》之意。萧曰：“三万六千日”，虽太白造辞如此，然其意却祖《左传》，所谓夺胎换骨，使事而不为事使者。

凌云摇岳之气，稍为沉敛。

言岁时易尽，而自苦思，亦放意也。

萧士赟注：此篇讽刺之诗，盖为贾昌辈而作。末句谓世无高识者，故莫知此等之为蹠行，而太白辈之为贤人也。亦太白不遇而自叹欤！

（郭云鹏重刊本）：徐祯卿云：此篇刺时贵也。

铺张斗鸡之贾昌，则开元中事也。

叙得有气势，如见其轻薄夸张之状。

唐玄宗的后期，政治由开明转为腐败。他宠任宦官，使这些人凭藉权势，大肆勒索，“于是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新唐书·宦者传上》）唐玄宗还喜好斗鸡之戏，据唐人陈鸿《东城老父传》云，当时被称为“神鸡童”的贾昌，由于得到皇帝的爱幸，“金帛之赐，日至其家”，有民谣说：“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这些宦官和鸡童恃宠骄恣，不可一世。其时李白在长安，深感上层统治者的腐败，这首《古风》就是针对当时现实而作的一幅深刻讽刺画。
诗的前八句写宦官、鸡童的豪华生活和飞扬跋扈的气焰。诗人对这些得幸小人的生活并没有进行全面描写，只是截取了京城大道上的两个场景，把它巧妙地勾画在读者眼前。
第一个场景写宦官。诗一开始，就象电影镜头一样，推出了一个尘土飞扬的画面：“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亭午”是正午，“阡陌”原指田间小路，这里泛指京城大道。正午天最亮，却暗然不见阡陌，可见尘土之大。而这样大的尘土是“大车”扬起来的，这又写出了大车之多与行驶的迅疾。这是写景，为后面即将出现的人物作铺垫。那么，是谁这样肆无忌惮地飞车疾驰呢？诗人指出：“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中贵”，是“中贵人”的省称，指有权势的太监。“甲宅”，指头等的宅第。“连云”状其量，宅第高而且广，直连霄汉。诗人不仅写出了乘车人是宦官，而且写出了他们为什么能如此目中无人，因为他们有势，有钱，他们正驱车返回豪华的宅第。这里诗人既没有直接描写车中的宦官，也没有描写路上的行人，只是通过写飞扬的尘土、连云的宅第，来渲染气氛、显示人物，有烘云托月之妙。
另一个场景写鸡童，又换了一副笔墨。写“中贵”，处处虚笔烘托；对“鸡童”却是用实笔从两个方面进行正面描写：一是写服饰。“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斗鸡人与宦官不同，他是缓辔放马而行，好象故意要显示他的权势和服饰的华贵。在“亭午”阳光的照耀下，他们的车盖衣冠何等光彩夺目！二是写神态。“意态由来画不成”，一个人的神情本来是很难描绘的，尤其是在短小的抒情诗里。但李白写来却举重若轻，他先用了一个夸张的手法，把笔墨放开去，“鼻息干虹蜺”，虹蜺即虹霓，鼻息吹动了天上的云霞，活现出斗鸡人不可一世的骄横神态；继而，诗人又把笔收回来写实：“行人皆怵惕”，行人没有一个不惶恐的，进一步用行人的心理把鸡童的势焰衬托得淋漓尽致。真是传神写照，健笔纵横。
最后两句写诗人的感慨。“洗耳翁”指许由。据皇甫谧《高士传》说，尧曾想让天下给许由，许由不接受，认为这些话污了他的耳朵，就去水边洗耳。世上没有了象许由那样不慕荣利的人，谁还能分得清圣贤（尧）与盗贼（蹠）呢？诗人鄙夷地把宦官、鸡童等佞幸小人看成是残害人民的强盗，同时也暗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不辨“尧与蹠”。
这首诗通过对中贵和斗鸡人的描绘，深刻讽刺了佞幸小人得势后的嚣张气焰，对当时的黑暗政治表示了愤慨。
诗的前八句叙事，后两句议论。叙事具体、形象，饱含讽刺，最后的议论便成为愤慨的自然喷发，一气贯注，把感情推向了高潮，由讽刺佞幸小人，扩大为放眼更广阔的现实，丰富了诗的内容，提高了主题思想的意义。
（张燕瑾）

萧士赟注：此篇荷与华池，比也。谓君子有绝世之行，处于僻野而不为世所知，常恐老之将至，而所抱不见于所用，安得托身于朝廷之上而用世哉？是亦太白自伤之意也欤！

伤不遇也。末二句情见乎辞。白未尝一日忘事君也，求仙采药，岂其夺心哉！严羽云：观白诗，要识其安身立命处，此类是也。

君子履洁怀芳，何求于世？然而未尝忘意当世者，惧盛年之易逝，而思遇主以成功名也。

“秦人相谓曰”，乃史中叙事法，谁敢人之干诗？吾不难其奇，而难其妥。尝叹李长吉费尽心力，不能不借险句见奇，孰若太白用寻常语自奇！

赏其风调致佳。

衍古高妙。

严云：寻常新逸，力搜不得，偶撮亦不得；当是才兴所至，无复典格存于胸中，乃有此耳（“秦人”四句下）。

欲知李白这一首诗的妙处，且先看诗中这一故事的由来。《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镐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另外，《汉书·五行志》引《史记》云：“郑客从关东来，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与客曰：为我遗镐池君，因言今年祖龙死。”《史记》所载的故事前后比较完整，用了一百零三个字。《汉书》抓住故事的中心，只用了五十个字，而且由于素车白马从华山而下这一点染，增强了神话色彩，但仍然只是文章，而不是诗。
李白翻文为诗，主要以《汉书》所载的故事为根据，写成了这一首诗的前六句。其中第二句是原文所没有的，实质上诗人把原文凝炼为二十五个字，字数压缩了一半，却无损于故事的完整性，并且诗意盎然，诗情醰永。这就不能不佩服诗人以古为新的手法了。一起“郑客西入关”一句，为什么不依原文写为“郑客关东来”呢？这是因为是“关东来”只表明出发地，却不能表出目的地，而“西入关”则包括了“关东来”，平平五字，一石两鸟，极尽简括之能事。第二句“行行未能已”原文没有的，诗人增添了这一句，便写出了郑客“行行重行行”的旅途生活，“未能已”三字则又点出了道远且长，言外还暗示秦法森严，行路程期有所规定，不敢超越期限的那种惶恐赶路的心情，就这一句平添了无限的情意，也就是诗之所以为诗。接下去“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两句与文章的叙述次序恰恰相反。这并不是因为受押韵的牵制，而主要是用倒笔突接的方法，先把鲜明的形象送到读者的眼前：“唉！来了一位白马神人！”然后再补叙原委。这样写法接法，也是诗的特征，而非文章的常规。第五句“璧遗镐池君”把原文“持璧与客曰：为我遗镐池君。”十一字删成五字，凝缩得非常精致。镐池君指水神，秦以五行中的水德为王，故水神相当于秦朝的护国神，华山神预将秦的亡征，告知水神。第六句“明年祖龙死”，祖龙即指秦始皇。不必点明，即知为华山君传语，简洁了当地预报了秦始皇的死耗。
以上六句，只是李白复述故事，其长处也不过是剪裁点染得宜，而还不足以见此诗之特点。此诗精神发越之处，主要在后四句，李白的超人之处也在后四句。
东晋诗人陶潜曾写过一篇《桃花源记》，后来的诗人极喜引用，“世外桃源”几成为尽人皆知的成语。李白想象力过人，把这一故事和上面六句中的故事，掺和在一起，似乎桃源中人所以避秦隐居，就是因为他们得知郑客从华山君那儿得来祖龙将死、秦将大乱的消息。所以七八两句用“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轻轻地把两个故事天衣无缝地联系在一起了。“秦人相谓曰”之前省去了郑客传播消息，因而行文更加紧凑。“相谓”二字写出秦人传说时的神情，活跃纸上：“吾属可去矣”一句则写出了他们坚决而又轻松的感情，这些都是此诗神妙之处。
最后诗人以“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两句结住全诗。“春”字，承桃花春开，取春色美好之意。用“千春”而不用千秋，说明他对桃花源的赞美。这两句反映了李白对桃花源的向往和对尘世生活的厌恶。是啊，一旦进了世外桃源，就永远与这混浊纷乱的人寰相隔绝了。
诗人写诗时可能预感到安史之乱的某些征兆，所以引喻故事，借古喻今，以表遁世避乱的归隐思想。结笔悠然而止，不再写入桃源后的如何如何，不但行文简洁，而且余音袅袅，也令人起不尽之思。
（沈熙乾）

刘云：非蹊涉是境，不知其妙。若模写及此，则入神矣（“群鸟”句下）。

此篇咏付南诏事，责三公非人，黩武丧师，有慕益禹之佐舜。

王琦注：萧士赟云：此诗盖讨云南时作也。首即征兵时景象而言。当此君明臣良、天清地宁、海内澹然、四郊无警之时，而忽有此举。问之于人，始知征兵者，讨云南也。乃所调之兵，不堪受甲，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如以困兽当虎，穷鱼饵鲸，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师之入矣。末则深叹当国之臣不能敷文德以来远人，致有覆军杀将之耻也。

当天宝之世，忽开边衅，驱无罪之人，置之必死之地，谁为当国运权衡者？“白日”以下四句，国忠之蒙蔽殃民，二罪可并案矣。

炎月出师，而又当炎方，能无败之（“渡泸”四句下）？

“群鸟夜鸣”，写出骚然之状；“白日”四句，形容黩武之非。至于征夫之凄惨，军势之怯弱，色色显豁，字字沉痛。结归德化，自是至论。此等诗殊有关系，体近《风》《雅》；杜甫《兵车行》、《出塞》等作，工力悉敌，不可轩轾。宋人罗大经作《鹤林玉露》，乃谓：“白作为歌诗，不过狂醉于花月之间，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视甫之忧国忧民，不可同年语。”此种识见，真“蚍蜉撼大树”，多见其不知量也。

严云：“长号”一段，写得惨动，

这首诗是反映征讨南诏的事。南诏（在今云南大理一带），是唐时我国西南地区民族建立的一个政权，其王受唐朝廷的册封。据《资治通鉴》记载，天宝九载（750），杨国忠荐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仲通专横粗暴，失南诏人心，而云南太守张虔陀又对南诏王阁罗凤多所凌辱和征求，遂激起南诏反抗。次年夏，鲜于仲通发兵八万征讨，阁罗凤遣使谢罪，仲通不准，与阁罗凤战于西洱河，惨败，伤亡六万。杨国忠为他隐瞒败迹，又在东西两京和河南、河北地区大肆征兵。诗即以这一事件为背景，却不拘泥于其事，而是通过艺术的概括，深入挖掘事件的根源，将矛头指向唐王朝的国策。
开头四句展现了一幅紧急军事行动的场面：军书飞驰，征调急切，一片喧呼救边的叫嚷声，连栖鸟也不得安巢。短短几句诗渲染出一种紧迫的气氛，“羽檄”，已是紧急文书，又以流星喻之，更显出十万火急。“喧呼”，已见催迫之状，又以群鸟惊鸣烘托之，愈见其督驱骚扰之甚，使人有鸡飞狗跳之感。这些都是以夸饰的笔墨，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从事情的原委上看，下文“借问”四句言在楚地征兵，远征南诏，才是叙事之始。但是诗人没有从这里开头，而是截取一个惊人心目的镜头以为开端，将本事留到下面再补叙，避开平铺直叙的写法，使诗起得警动有势，能一下子抓住读者，是很巧妙的结构。
“白日”四句，突然逆转，勾勒出一幅承平景象，与前面的战争气氛形成鲜明的强烈的对照。前两句全以天象为喻。以“白日”、“紫微”、“三公”、“权衡”象征皇帝和朝廷大臣，描绘一幅玉宇清平的景象。语语言天象，即语语言人世。人世的内容通过形象的天象展现出来，确是一种妙运。“天地皆得一”是从《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二句熔铸而成，即寰宇清平安宁之意。你看，白日辉耀，可谓君明；三公执枢，可谓臣能；四海清澄，可谓天下安定。如此承平盛世怎么会突然发生战争呢？诗人虽然没有当即回答，而其不满之心，指责之情，讥讽之意，已尽在不言之中。
“借问”四句，把兴兵讨伐南诏的本事补叙明白。古来相传泸水有瘴气，至五月方可渡。“渡泸及五月”，一个“及”字把统治集团急不可耐的征伐情绪，和盘托出。下面侧重写统治者驱民于死地的罪恶。“怯卒”以下十句是诗人用浓墨重笔着力刻画之处。前六句写征行别离之惨。与役者都是未经战阵的百姓，是为“怯卒”，本不堪行；南方又多瘴疠，触之则毙，尤不可去。而朝廷必驱而往之，不啻白白送死，所以生离亦即死别。日月都带上凄惨色调，可见悲怨之气冲天之状；泪尽继之以血，心碎哭亦无声，足见悲痛欲绝之情。“困兽”四句写驱遣有去无回之势。以困兽、穷鱼喻怯卒，以猛虎、奔鲸喻悍敌，使不敌之势，跃然纸上。虎而云猛，鲸而云奔，兽而云困，鱼而云穷，有意使桀悍与疲弱相对，更为鲜明。虎为兽中之王，一般兽所难当，何况疲困之兽；鲸为鱼中之巨，一般鱼所难逃，何况力穷之鱼。这两句充满夸饰色彩、形象鲜明的比喻，是下文最好的铺垫，使“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身”二句一下子便深印人心。李白的诗笔善夸张，十句诗把驱民于虎口的惨象写得怵目惊心，可谓对穷兵黩武的血泪批判与控诉。
末二句用舜的典故，披露全诗主旨。据《帝王世纪》记载，舜的时候，有苗氏不服，禹请发兵征讨。舜说，不，我修德还不深厚，擅动刀兵，不合于道，于是进一步修明政教。过了三年，他只举行一次以干（盾）戚（斧）为道具的舞蹈，有苗氏便服威怀德而归顺。作者慨叹这样的原则不见了，等于说当时“当国之臣不能敷文德以来远人”（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这正是本诗的主旨所在。现在可以回顾一下“白日”四句，在那一片清平气象中，似觉缺少点什么，缺少的就是这“敷文德以来远人”的国策。这就是前面留给读者的悬念的答案。至此，主旨已明，悬念已解，诗也就戛然而止。从这一方面看，诗的前后呼应关锁，也是非常紧密的。
(孙静)

萧士赟注：此篇盖讥世之作诗赋者，不过藉此以取科第、干禄位而已，何益于世教哉？太白尝论诗曰：“将复古道，非我而谁？”《雅》《颂》之作，太白自负者如此，然安得《雅》《颂》之人识之，使郢中之质能当匠石之运斤耶？

讥世之文章无补风教，而因追思《大雅》也。

萧云：此篇谓君子在下，小人在上。识时之士，唯有归去来而已。

王琦注：即景而寓感叹于间，以见不得不动归来之念。意者，是时太白所投之主人，惑于辟小而不见亲礼，将欲去之而作此诗。旧注以时世昏乱，阴小用事为解，专指朝政而言，恐未是。

“白日”二语，喻谗邪惑主。“梧桐”二语，喻小人得志，君子失所。

这首诗从内容上看，当作于天宝初李白在长安时期。唐代从开国到这时共一百二十多年，与诗所言年数不合，“四十”二字可能有误，以古人诗文中常举成数而言，当为“二十”或“三十”。
开元、天宝年间，进入了历史上所称的“盛唐”。一方面唐王朝登上了繁荣昌盛的顶峰，另一方面也渐次呈露出由盛转衰的危机。诗人以特有的政治敏感，以他的诗笔，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繁盛中充斥着腐朽的真实的历史画卷。
诗从唐王朝一百多年发展历史入手。开篇四句是一节，重点在勾勒盛唐时期大唐帝国的辉煌显赫面貌。诗人只用“一百四十年”五个字，便将“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丰富的历史内容，推入诗句的背后，而用“国容何赫然”一句赞叹，启示人们自己去体味、领会，这是虚写的方法，非常经济的笔墨。然而虚多则易空，故下文“隐隐”二句又转用实写的方法，选择一个极富有表现力的侧面──长安都城宫室建筑的雄伟壮丽，来给人们以“赫然”“国容”的具体感受。十个字，字字精实。“隐隐”，见出宫室的层叠深邃；“峨峨”，见出楼观的巍拔飞骞；“五凤楼”，见出其精工华美之巧；“横三川”，见出其龙蟠虎踞之势。诗人有意将宏丽建筑安放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上，以增其壮伟雄浑之感。短短四句诗，虚实结合，使经过百多年发展的大唐帝国，以其富丽堂皇的面貌、磅礴的气势屹立在我们面前，令人不能不佩服诗人巨大的艺术概括力量。
“王侯”以下六句，转入对权势者的描写。“王侯”二句言其众盛。以灿然罗列的星月状王侯，亦似见其华耀骄贵之相；以弥漫聚散的云烟状宾客，亦似见其趋走奔竞之态。都极善用比，有传神尽相之妙。“斗鸡”二句言其行径。“金宫”、“瑶台”都是指帝王所居，“斗鸡”、“蹴鞠”都是一种游戏玩好，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凭藉侍从游乐以邀宠幸。“举动”二句言其气焰。“摇白日”、“回青天”，以夸张的笔墨刻画其权势之大，气焰之盛，也隐含可以左右帝王之意。六句诗分三个层次，把王侯权贵的腐朽骄横形象一笔笔勾勒完足，笔墨很有分量。在章法的承接上，由辉煌的国势一下子过渡到势焰熏天的权贵，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在那繁荣昌盛的背景上，活动着主宰着的竟是一群腐朽的权贵，不禁使人有大好河山、锦绣前程将被活活断送之感，而这也正是诗人悲愤之所在。
末四句巧妙地运用扬雄的故事表明诗人的鲜明态度。“当涂”二句熔炼扬雄《解嘲》中的话：“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班权贵不会有好结局，得意的日子不会长久。“翕忽”是飞速之意，形容青云直上。“独有”二句诗人以扬雄自比，向权贵们投以轻蔑的目光。借用这个典故，简约而有力地表现了诗人清操自守和对权贵们鄙视与决绝态度。扬雄闭关草《太玄》时，有人嘲笑他得不到官职，扬雄做《解嘲》以答。其中大讲得士、失士同国家兴亡的关系：“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归而周炽，子胥死而吴亡，种蠡存而越霸”。这不正是唐王朝当时面临的问题吗？看来诗人用此典还有更深的含义。
本诗首二句纵观历史，次二句横览山河，都如登高临深，有俯视一切的气概，见出其吞吐千古、囊括六合的胸怀与气魄。“王侯”六句，一气贯下，刻画权势者们的形象，笔墨酣畅，气完神足。而正当把权势者们说到十分兴头上的时候，“当涂”二句却兜头一盆冷水浇了下来，使人有一落千丈之感。末二句只客观地摆出扬雄的典实，冷然作收。但冷静平实的笔墨中隐含怒目横眉之气，柔中有刚。不长的一首诗，写得腾跃有势，跌宕多姿，气势充沛，见出作者独具的艺术特色。
(孙静)

萧云：此篇谓士无实行，偶然荣遇，其宠衰则易于弃捐，孰若君子有持操而不改节哉！

首句用阮句。

叹庸愚之富贵幸得，终不可长，以松柏自况也。

《国风》云：“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贵也。《古诗》云：“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李太白云：“皓齿终不发，芳心空自持。”皆无愧于《国风》矣。

曹植诗：“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址。时俗薄朱颜，谁来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白此诗全用之。

王琦注：萧士赟云：此太白遭谗摈逐之诗也。去就之际，曾无留难。然自后人而观之，其志亦可悲矣。

亦“绿萝”篇之意。但前篇寓意十君，此则谓张堆辈之谮毁也。

屈子“众女”之旨。

可悲不悲，其悲弥甚。

萧士赟注：此诗，比兴之诗也。其作于贬责张九龄之时乎？……太白此诗哀思怨怒，有感于时事而作。

此叹明皇拒直谏之臣，张九龄、周子谅俱窜死也。

忠不见容。

萧士赟注：此篇首两句乃居高见远之意也。三句、四句比小人据高位而君子在野也。五句至八句盖谓当时君子亦有用世之意，而在朝无君子以安之，反不如小人之得位，呼俦引类至于万族之多也。末句借晋为喻，谓如此则君子道消，风俗颓靡，居然可知，若阮籍之途穷后恸哭，毋乃见事之晚乎！

（郭云鹏本）：徐祯卿云：穷途恸哭。萧解未善。言风既颓矣。途既穷矣，方可恸哭而已。

天宝以还，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矣。物亦各从其类也。篇中连类引象，杂而不越，途穷恸哭亦无可如何而已。

李太白《古风》二卷，近七十篇，分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蹑太清，或欲挟两龙而凌倒景，或欲留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游八极，或欲结交王子晋，或欲高挹卫叔卿。或欲借白鹿于赤忪子。或欲餐金光于安期生。岂非因贺季真有“谪仙”之目，而固为是以信其说邪？抑身不用，郁郁不得志，而思高举远引邪？

《古风》两卷，多效陈子昂，亦有全用其句处。太白去子昂不远，其尊慕之如此。

此六十八首，与陈拾遗《感遇》之作笔力相上下，唐诸人皆在下风。

朱子云：太白《古风》自子昂《感遇》中来。然陈以精深，李以鸿朗。而陈有意乎古，李近自然。

太白《古风》，其篇富于子昂之《感遇》，俭于嗣宗之《咏怀》，其抒发性灵，寄托规讽，实相源流也。似嗣宗诗旨渊放，而文多隐避，归趣未易测求。子昂淘洗过洁，韵不及阮、而浑穆之象，尚多包含。太白六十篇中，非指言时事，即感伤己遭，循径而窥，又觉易尽。此则役于风气之递盛，不得不以才情相胜，宣泄见长。律之德制、未免言表系外，尚有可议；亦时会使然，非后贤果不及前哲也。

太白《古风》八十二首，发源于汉魏，而托体于阮公。然寄托犹苦不深，而作用间尚未尽委蛇盘礴之妙，要之雅道时存。

阮嗣宗《咏怀》、陈子吊《感遇》、李太白《古风》、韦苏州《拟古》，皆得《十九首》遗意。于麟云：“唐无古诗而有其古诗。”彼仅以苏、李《十九首》为古诗耳；然则子昂、太白诸公非古诗乎？余意历代五古，各有擅长。

太白《古风》较伯玉《感遇》似过为激楚之间，而韵度少减。“糟糠养贤才”、“浮云蔽紫闼”，允涉径露。

《古风》五十九首非一时之作，年代先后亦无伦次，盖后人取其无题苦汇为一卷耳。

太白《古诗》五十九首，是被放后蒿目时事，洞烛乱源，而忧谗畏讥，不敢显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