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天马歌》以来，至李、杜集中诸马诗始皆超绝，苏、黄及张文潜画马诗亦然，他人集所无也。学者宜自检观。

刘曰：仿佛老成，亦无玄黄，亦无牝牡（“所向”二句下）。

唐云：咏物诗最雄浑者。

赵子常曰：此诗词气落落，飞行万里之势，如在目中。区区模写体贴以为咏物者，何足语此。

“有如此”三字，挽得有力（“骁腾”句下）。期房立功万里之外。结处必见主人，此唐贤一定之法（末句下）。

钟云：读此知世无痴肥俊物（首二句下）。谭云：赠侠士诗。钟云：肚人疑“与人一心成大功”句，请从此五字思之（“所向”二句下）。

“风入四蹄轻”，语俊。“真堪托死生”，咏马德极矣。……“万里横行”则并及兵曹。

赵云龙曰：以雄骏之语发雄骏之思，子昂《画马》恐不能如此之工到。

冯舒：落句似复，冯班：力能扛鼎，势可拔山。何义门：第五、马之力；第六，马之德。纪昀：后四句撇手游行，不局于题，妙。仍是题所应有，如此乃可以咏物。无名氏（甲）：凡经少陵刻画，便成典故，堪与《史》、《汉》并称。

张鋋曰：此四十字中，其种其相，其才其德，无所不备，而形容痛快，凡笔望一字不可得。赵汸曰：前辈言咏物诗，戒粘皮着骨。公此诗，前言胡马骨相之异，后言其骁腾无比，而词语矫健豪纵，飞行万里之势，如在目中。所谓索之骤黄牝牡之外者。区区模写体贴，以为咏物者，何足语此！

“竹批”句小巧，对得飘忽，五、六，便觉神旺气高。

子美诗神化乃尔。

少陵咏马及题画马诸诗，写生神妙，直空千古，使后人无复着手处。

孤情迥出，健思潜搜，相其气骨亦可横行万里，此与《画鹰》二篇，真文家所谓沉著痛快者，李因笃曰：五、六如咏良友大将，此所谓沉雄。

句束住（“骁腾”句下）。前半论骨相，后半并及性情。“万里横行”指房兵曹，方不粘著题面。

五言律亦可施议论断制，如少陵“胡马大宛名”一首，前四句写马之形状，是叙事也；“所向”二句，写出性情，是议论也；“骁腾”一句勒；“万里”一句断。此真大手笔。虽不易学，然须知有此境界。

结“万里”句与“所向”句稍复，虽云五着马，八着人，细看终有复意。前半先写骨格神俊，后半能写出血性。王渔洋云：“批”、“峻”字令人以为怪矣。西樵云：落笔有一瞬一里之势。

此与《画鹰》诗，自是年少气盛之作，都为自己写照。……字字凌厉。其炼局之奇峭，一气飞舞而下，所谓啮蚀不断者也。

行神如空，行气如虹，与歌行名篇一副笔墨。

三、四工警，人尽知赏。五、六作白话，用旺气出之，质而能壮，雄时不枵，此关气魄，跃跃然，都无笔墨，不知者将无目之学究语？结亦乃称。

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注家一般认为作于开元二十八年（740）或二十九年，正值诗人漫游齐赵，飞鹰走狗，裘马清狂的一段时期。诗的风格超迈遒劲，凛凛有生气，反映了青年杜甫锐于进取的精神。
诗分前后两部分。前面四句正面写马，是实写。诗人恰似一位丹青妙手，用传神之笔为我们描画了一匹神清骨峻的“胡马”。它来自大宛（汉代西域的国名，素以产“汗血马”著称），自然非凡马可比。接着，对马作了形象的刻画。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提出“六法”，第一为“气韵生动”，第二即是“骨法用笔”，这是作为气韵生动的首要条件提出来的。所谓“骨法”，就是要写出对象的风度、气格。杜甫写马的骨相：嶙峋耸峙，状如锋棱，勾勒出神峻的轮廓。接着写马耳如刀削斧劈一般锐利劲挺，这也是良马的一个特征。至此，骏马的昂藏不凡已跃然纸上了，我们似见其咴咴喷气、跃跃欲试的情状，下面顺势写其四蹄腾空、凌厉奔驰的雄姿就十分自然。“批”和“入”两个动词极其传神。前者写双耳直竖，有一种挺拔的力度；后者不写四蹄生风，而写风入四蹄，别具神韵。从骑者的感受说，当其风驰电掣之时，好象马是不动的，两旁的景物飞速后闪，风也向蹄间呼啸而入。诗人刻画细致，维妙逼真。颔联两句以“二二一”的节奏，突出每句的最后一字：“峻”写马的气概，“轻”写它的疾驰，都显示出诗人的匠心。这一部分写马的风骨，用的是大笔勾勒的方法，不必要的细节一概略去，只写其骨相、双耳和奔驰之态，因为这三者最能体现马的特色。正如张彦远评画所云：“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历代名画记》）这就是所谓“写意传神”。
诗的前四句写马的外形动态，后四句转写马的品格，用虚写手法，由咏物转入了抒情。颈联承上奔马而来，写它纵横驰骋，历块过都，有着无穷广阔的活动天地；它能逾越一切险阻的能力就足以使人信赖。这里看似写马，实是写人，这难道不是一个忠实的朋友、勇敢的将士、侠义的豪杰的形象吗？尾联先用“骁腾有如此”总挽上文，对马作概括，最后宕开一句：“万里可横行”，包含着无尽的期望和抱负，将意境开拓得非常深远。这一联收得拢，也放得开，它既是写马驰骋万里，也是期望房兵曹为国立功，更是诗人自己志向的写照。盛唐时代国力的强盛，疆土的开拓，激发了民众的豪情，书生寒士都渴望建功立业，封侯万里。这种蓬勃向上的精神用骏马来表现确是最合适不过了。这和后期杜甫通过对病马的悲悯来表现忧国之情，真不可同日而语。
南朝宋人宗炳的《画山水序》认为通过写形传神而达于“畅神”的道理。如果一个艺术形象不能“畅神”，即传达作者的情志，那么再酷肖也是无生命的。杜甫此诗将状物和抒情结合得自然无间。在写马中也写人，写人又离不开写马，这样一方面赋予马以活的灵魂，用人的精神进一步将马写活；另一方面写人有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现。前人讲“咏物诗最难工，太切题则粘皮带骨，不切题则捕风捉影，须在不即不离之间”（钱泳《履园谈诗》），这个要求杜甫是做到了。
(黄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