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子善所著的《浙江籍/蠹鱼文丛》一书写了四十九位浙江籍现代作家，无论文章长短，均一人一篇，以求一视同仁。这些文字并非对这四十九位浙江籍作家文学道路的全面回顾或代表作品的详细评析，而只是查考他们文学生涯中的某段史实，发掘他们尚不为人所知的某篇集外文，或者对他们作品的选本加以说明，等等。书中所收，除了历年旧文，还有不少首次结集的新作，都只是我的一己之得，一孔之见而已。

全书分为“月旦之页”和“怀旧之什”两个部分。前者又分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戏剧家四小辑。这只是大致的归类，如戴望舒和邵洵美，无疑都是新诗人，但我讨论的是他们的小说，于是就把他们放在小说家小辑里，以此类推，相信不会造成误解。后者都是纪念我曾晤面又有所交往的浙江籍现代作家。值得一说的是，《胡愈之印象记》一篇当年发表的是编辑删节稿，我却一直记得是全文，待到去年网上拍卖此文手稿，一位浙汀友人拍下后送还我，我将之与发表的对照，才恍然大悟。

由陈子善所著的《浙江籍/蠹鱼文丛》一书为“蠹鱼文丛”的一种。全书评介49位籍贯为浙江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这些文章并非对作家们的文学道路进行全面回顾或详细评析其代表作品，而是或查考他们文学生涯中的某段史实，或发掘他们尚不为人所知的某篇集外文，或对其作品选本加以说明等等，是一部读来生动、资料丰富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搜集与研究的散文集。

自序／陈子善

辑一 月旦之页

 鲁迅识小录

 关于《达夫全集》及其他

 戴望舒的小说

 “赌博”小说和“影射”小说：邵洵美《贵族区》序

 各具特色的徐讦纪念集

 从柯灵的《粉蝶儿的故事》说起

 苏青的《结婚十年》

 “张派”小说家李君维

 董鼎山和他的《幻想的地土》

 《知堂杂诗抄》出版始末：周作人致郑子瑜书札初探

 “周越然作品系列”序

 茅盾的《美国人对中国新文艺的兴趣》

 丰子恺集外文《上海中秋之夜》

 朱自清笔下的鲁迅

 曹聚仁港版著作举隅

 倪贻德的《艺苑交游记》

 梁实秋与胎死腹中的《学文季刊》

 冯雪峰编《郁达夫选集》

 孔另境的《秋窗集》

 穆时英写“中年”

 王佐良的新文学观

 司明写上海人

 沈苇窗说“倾城”

 集诗人、文评家和翻译家于一身：《林以亮佚文集》编后

 略谈木心的《文学回忆录》

 刘大白的《桃花几瓣》

 徐志摩三题

 孙大雨和泰戈尔

 刘荣恩：迷恋古典音乐的新诗人

 自由，爱情：殷夫译裴多菲诗杂谈

 艾青的《土地集》

 陈梦家的《梦家诗集》

 《吴兴华全集》出版引起的思考

 宋春舫的《从莎士比亚说到梅兰芳》

 陈楚淮其人其剧

辑二 怀旧之什

 胡愈之印象记

 纪念许钦文先生

 历历前尘吾倦说：琐忆俞平伯先生

 最长寿的新文学作家章克标

 我与夏公的交往

 我与巴金老人的四次见面

 鲁迅称楼适夷为“适兄”

 怀念林淡秋

 葛岭之忆

 钱君匋与《钱君訇艺术随笔》

 记忆中的赵萝蕤先生

 唐弢先生关于《（申报·自由谈）杂文选》的通信

 侧写“听风楼主”

 我所知道的金性尧先生

附录：本书评论作家籍贯一览

从《呐喊》再版本说起

《呐喊》1923年8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初版，是鲁迅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划时代的经典之作，本不必我再饶舌。但最近见到《呐喊》再版本，觉得还可再说说。

《呐喊》再版本在初版本问世四个月之后，即1923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印行。封面装帧与初版本相同，深红色之上仅印书名和作者名，书脊上除了书名作者名，下部还印有“新潮社文艺丛书”，朴实无华。扉页也仍然与初版本相同，右侧印“文艺丛书周作人编新潮社印”，中间印书名“呐喊”，左侧印“鲁迅著”。版权页除了出版时间印作“一九二三年八月初版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再版”，“著者鲁迅编者周作人发行者新潮社”仍与初版本相同，但“印刷者”却已不同，初版本为“京华印刷局”，而再版本改作“京师第一监狱”。换言之，《呐喊》再版本是由“京师第一监狱”印刷的，看来北洋时期就已由监狱犯人印书了，十分有趣。为此，唐瞍后来在《闲话（呐喊）》中还说：“说句笑话，鲁迅先生和那时的‘囚犯’偏偏特别有缘。”此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版式不同，《呐喊》初版本是大32开毛边本，我所见再版本则是32开光边本，是否再版本全部都是光边本，抑或也是毛边本后来有一部分切成了光边，待考。

值得注意的是，再版本版权页上半部分印的“新潮社文艺丛书目录”。“目录”共有七种（第三种即《呐喊》，目录中未再列）：“一，《春水》，冰心女士诗集”；“二，《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剧，鲁迅译”；“四，《华鬘》，周作人译，希腊英法日本诗歌及小品三十余篇”；“五，《纺轮故事》，法国孟代作，cF女士译”；“六，《山野掇拾》，孙福熙作，游记八十二篇”；“七，《托尔斯泰短篇小说》，孙伏园译”。第七种后来未出版。引人注目却又使人困惑的是周作人译《华鬘》，在周作人生前出版的各种著译中找不到这本《华鬘》，那么《华鬘》到底出版了没有？“新潮社文艺丛书”中确实有一本周作人的翻译集《陀螺》，1925年9月由新潮社初版，已改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七”而不是第四种了，第四种由《纺轮的故事》取代。《陀螺》内容正是希腊日本及其他各国诗歌，共278篇。因此，可以断定《华鬘》是《陀螺》的原名，但未出版，出版了的《陀螺》正是《华鬘》的扩充版。有必要补充一句的是，《陀螺》也是“京华印刷局”印刷的。

当时，这种更改原定且已作了广告的新文学书名的做法并不鲜见，再举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李金发1926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的《雕刻家米西盎则罗》（“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中有“本书著者的其他作品”目录，第四种作“《荒年的食客》（诗集）（即出）北新书局出版”。但是在已经出版的李金发著作中，并无这本《荒年的食客》。实际情形是，八个月之后，即1927年5月北新书局出版了李金发的诗集《食客与凶年》，列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未标序号）。因此，也可以断定《食客与凶年》即为《荒年的食客》。不知李金发这个书目，也就不知《食客与凶年》还有个《荒年的食客》的原名。

《食客与凶年》为“新潮社文艺丛书”最后一种，这就不能不再说这套丛书了。研究者一直对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津津乐道，当然并不错，然而，孙伏园自1920年10月起主持新潮社出版部的历史功绩也不可没，现在却几乎无人提及。他倡议编选这套文艺丛书，得到了周氏兄弟的鼎力支持。周作人亲自出任丛书主编，这大概也是他唯一一次担任文学丛书的主编，列为丛书第八种的李金发的诗集《微雨》也是他亲编的。不过，《呐喊》是鲁迅自己编定的，这有鲁迅日记为证。1923年5月20日鲁迅日记云：“下午子佩来。伏园来，赠华盛顿牌纸烟一盒，别有《浪花》二册，乃李小峰所赠托转交者。夜去，付以小说集《呐喊》稿一卷，并印资二百。”同日周作人日记也有“下午伏园来”的记载，当天孙伏同一定在周氏兄弟家便饭，三人也一定谈兴甚浓。从中又可得知《呐喊》的印费二百大洋原来还是鲁迅垫付的。当然，孙伏同后来分两次归还了鲁迅。否则，《呐喊》就成了一本鲁迅自费出版的书了。

不幸的是，从某种意义讲，可以视为鲁迅和周作人合作推出的《呐喊》在出版之时，即1923年8月，兄弟已经失和。鲁迅日记1923年7月14日云“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7月19日云“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即为发端。尽管如此，《呐喊》初版和再版本的扉页和版权页仍赫然印着“周作人编”，为兄弟丽人的此次合作留下了一个珍贵但又十分遗憾的记录。

《呐喊》初版和再版本共印了多少册？两书扉页和版权页均无记载。但《呐喊》第三版于1924年5月改为鲁迅自己主编的“乌合丛书之一”由北京北新书局印行时，扉页上竖行印明“一九二四年五月三版，4501-7500本”，这是对初、再版印数的延续。也就是说《呐喊》初、再版本共印了四千五百册。这个印数今天看来很普通，但《呐喊》后来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和产生的深远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

鲁迅与毛边本新史料

中国新文学作品之有毛边本，出于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的倡导，鲁迅还自诩“毛边党”人，这早已有许多论者作过梳理。但是，鲁迅与毛边本因缘的具体细节，相隔约一个世纪，我们已难以知晓。

值得庆幸的是，有一个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作过追述，那就是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此书初名《鲁迅回忆断片》，1943年11月桂林上海杂志公司初版。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上海杂志公司又在1947年4月出版了此书“复兴一版”，书名改为《鲁迅回忆》。

荆有麟（1903-1951）是山西临猗人，1924年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求学时结识鲁迅，对鲁迅执弟子礼，《京报副刊》的创办与他的提议有关，他又参与鲁迅主持的《莽原》周刊的工作。《鲁迅回忆》是他1941-1942年间在重庆陆续写成，写的正是他1924-1926年间与鲁迅交往的点点滴滴，颇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在《鲁迅回忆》的第七章《鲁迅的严谨与认真》中，荆有麟专门写到了鲁迅与毛边本的关系。（P003-007）

自序

这本《浙江籍》能够编成出版，纯属偶然。

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四十余年，研究和关注过的现代作家还真不少，虽然大都浅尝辄止。但是，以前一直没有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去深入思考。我关注和研究的现代作家祖籍何处，生于何处，长于何处，他们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求学过程和生活经历，与他们的创作有无关联，如有，又是什么样的关联，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探究，周作人不是早就写过《鲁迅的故家》吗？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非我个人能力所及。

半年前，夏春锦等几位浙江爱好文史的年轻朋友拟编一套“蠹鱼文丛”，邀我加盟。我手头并无现成书稿，正欲谢绝，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丛书既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何不把我写过的关于浙江籍现代作家的长短文字结集成一本书？《浙江籍》就此应运而生。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我的创意，郑绩博士已经出版了洋洋三十万言的《浙汀现代文坛点将录》（2014年8月海豚出版社初版），我不能掠首创之美。

《浙江籍》写了四十九位浙江籍现代作家，无论文章长短，均一人一篇，以求一视同仁。这些文字并非对这四十九位浙汀籍作家文学道路的全面回顾或代表作品的详细评析，而只是查考他们文学生涯中的某段史实，发掘他们尚不为人所知的某篇集外文，或者对他们作品的选本加以说明，等等。书中所收，除了历年旧文，还有不少首次结集的新作，都只是我的一己之得，一孔之见而已。

全书分为“月旦之页”和“怀旧之什”两个部分。前者又分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戏剧家四小辑。这只是大致的归类，如戴望舒和邵洵美，无疑都是新诗人，但我讨论的是他们的小说，于是就把他们放在小说家小辑里，以此类推，相信不会造成误解。后者都是纪念我曾晤面又有所交往的浙江籍现代作家。值得一说的是，《胡愈之印象记》一篇当年发表的是编辑删节稿，我却一直记得是全文，待到去年网上拍卖此文手稿，一位浙汀友人拍下后送还我，我将之与发表的对照，才恍然大悟。此文被删节部分大都与文学直接有关，所以我有充分理由将被删节部分全部复原，以真正的原貌与读者见面。

书末附录的《本书评论作家籍贯一览》则为读者检索提供方便。朱自清、巴金等几位作家祖籍都在浙江，把他们归入“浙汀籍”作家之中论列，我以为是完全可以的。从中又可看出，我所写过的浙江籍现代作家虽然为数还不可观，却已几乎遍及浙江全省，尤以杭州、绍兴、桐乡三地人数最多，这又是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

还需说明的是，本书封面借用了浙江籍画家、书籍装帧家陶元庆的一幅名画《大红袍》。当年鲁迅见到这幅画后十分欣赏，将之作为陶元庆挚友许钦文处女作《故乡》的封面，从而成为“现代书籍装帧史上的经典之作”（姜德明语）。我也很喜欢《大红袍》，这次就再把它移作本书封面，以为增色。

毫无疑问，鲁迅、周作人、茅盾、郁达夫、徐志摩……那么多重要的现代作家都是浙江籍，这是现代中国其他省份难以比拟的。因此，从某种意义讲，浙江是中国新文学的发源地，也是中国新文学的大省。如果我这本《浙江籍》的问世，也能对浙江籍现代作家的研究有所助益，这正是我所期待的。

我的第一本书话集《捞针集》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第一本现代文学论集《文人事》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现在，《浙江籍》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不能不感到由衷的高兴。谨向“蠹鱼文丛”编委会和浙江古籍出版社深深致谢。

陈子善

2017年5月1日于海上梅川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