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蒲柳人家子弟
寻根
三千里京杭大运河的北端起点，是我那生身之地的通州。清《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百零八写道：“通州在府东（顺天府，今北京）四十五里。本禹贡冀州之域。春秋战国皆属燕。秦属渔阳郡。两汉本潞县及安乐县地，皆渔阳属邑。潞，高阳氏后，□姓。魏晋以降，属幽州。后魏置潞郡。隋开皇初省入涿郡。唐武德二年于此置元州，领潞、临洵、无终等县三。贞观元年，省元州，后为潞县，以水患徙治安乐故城。历五代皆因之。至金天德三年，升为通州。元因之。领县二：日潞，日三河。明洪武元年闰七月并潞县入于州，仍以三县隶焉。属北平府。清顺治十六年，漷县裁并入州。通州上拱京阙，下控天津。潞、浑二水夹会于东南，幽燕诸山雄峙于西北。舟车辐辏，冠盖交驰，实畿辅之襟喉，水陆之要会也。”
《日下旧闻考》是康熙二十五年朱彝尊编辑的。从一千六百多种古籍中选录历代有关北京的记载和资料，共分十三门，四十二卷。十三门为星土、世纪、形胜、宫室、城市、郊垌、京畿、侨冶、边障、户版、风俗、物产、杂缀。通州名列京畿门之首。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帝弘历命经筵讲官、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于敏中，经筵讲官、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步军统领和坤，和坤的政敌内阁学士、工部尚书刘墉等为总裁，选任知名学者多人进行增补考证。乾隆五十年到五十二年出版，题为《钦定日下旧闻考》，从四十二卷扩为一百六十卷。通州仍列京畿门之首，篇幅增至一百零八卷、一百零九卷、一百一十卷。这本书，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和学术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这本书：“……履勘遗迹，订妄以存真。千古舆图，当以此本为准绳矣。”
乾隆帝弘历还给此书题诗，称赞此书补齐挂漏所缺，在校勘淆讹上精益求精。因之，称之“钦定”。《钦定日下旧闻考》对通州的“潞，高阳氏后，□姓”还有补充，说是轩辕黄帝封四子于此。黄帝邑于涿鹿，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涿鹿距离通州一百多公里。这位中华民族的始祖，派遣他的四子经营通州（当时还没有这个地名），是完全可信的。自金定为通州，便成为京东首邑。元明清三朝更成为“上拱京阙，下控天津，实为畿辅之襟喉，水陆之要会”。
从天津到我们通县这段运河，历史上称作北运河。我的父老乡亲们另有爱称，管它叫“铜帮铁底运粮河”。
“铜帮铁底”是夸张了点儿，可这是儿女对养育自己的母亲的赞美，那么这四个字就一点也不过分了。
大运河从北到南，北运河是大运河的龙头；大运河从南到北，北运河就是大运河的凤尾。整个大运河的风水都聚汇到了这儿，我们家乡人民怎能不以大运河的凤子龙孙自居？ 想当年，这条河上，光是运粮的漕船，每年就有将近两万艘，押运漕船的兵十二万人次；连同官府的水师船和大量的商船，多达三万。这是古书上写着的。如果算上沿河村庄的打鱼船、摆渡船和短途运输船，那就多乎哉如过江之鲫了。
京广、津浦两条铁路通了车，夺走了大运河那“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生意，北运河上的船一下子少多了。后来，又有了京津公路，北运河也就更加萧条。不过，倒退五十多年，在我的童年时代，北运河上也还有货船和渔船过来过去。我在小说中所写的情景，都是我亲眼得见，不是无中生有。是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和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造成北运河的衰落。
北运河上的南来北往的千帆万船，已被京津公路上往返奔驰的卡车、轿车、客车、吉普车和各种型号的拖拉机所代替。京津公路上的车流滚滚，不能不使人联想当年那三万艘漕船、商船、水师船在北运河上扬帆竞进的盛况。但是，车越来越多，京津公路也就显得越来越窄；开车的一出城圈儿，就像摘了笼头的野马，京津公路可就变成北京大栅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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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一本毛边书
我曾多次写过和讲过，今生今世我绝不写自传。一是不愿自我美容，二是更怕再尝“二遍苦”。这几年看过几本名人自传，使我产生了一个偏见，那就是写自传的人嫌职业美容师的手艺不高，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给自己涂脂抹粉，巧妆改扮，顾盼自怜，其实是欺世盗名，假冒伪劣产品。留传（？）后世，谎言坐实，歪曲历史，贻害青年，应以伪证罪论处。我这一生，不但不曾过五关斩六将，而且不止一次“走麦城”。如果偏要扮演亘古一人关圣帝君，真可谓厚颜无耻之极也。这位关圣帝君，自身便是个冒牌货。他曲线投降曹操，有何“忠臣不事二主”可言？他狂妄大意失荆州，坏了大哥基业，更是罪莫大焉。他好色成性，为了争夺一位美如天仙的县长太太而跟曹操闹翻，偏被说成千里走单骑回归旧主，真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正因如此，凡是正史官书的歌功颂德之词，我都存疑。茅坑里洒香水，欺骗了嗅觉却蒙蔽不了眼睛。撒谎术也有限，早晚会水落石出，暴露无遗。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关老二好色，一点也不“圣”？我一非五霸二非七雄，不值得自吹自擂写自传，不如节省点时间多写一部小说。
在解放军围攻北平的炮声中我参加了革命，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我走上了文坛。我欢呼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但是，当一批批革命进步文化人一个个挨整的时候，我感到了困惑。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把我这个童心未泯的年轻共产党员也划了右，而且进行全国大批判。我是多么委屈，多么痛苦。当时主持反右斗争的一位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将右派分子杀一批、关一大批。我自知难逃监狱、刑场这一关，曾经准备自杀，不愿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一九五八年三月受到处理，胡耀邦问我可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我没有说实话。这是因为，已经传达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于右派分子一个不杀，基本不抓。那个时候，共产党员不管是何原因，自杀就是叛党。我虽已被开除党籍，但在胡耀邦面前仍然自以为是共产党员，也就以曾有自杀念头为羞耻。一九六六年大革文化的命，那些曾经整过我的人，主张杀“右”派的人，比我遭到更大的凌辱和折磨。对于那些整过我的大人物挨了整，我曾有过短暂的幸灾乐祸。但是，多亏我稍知一点外国史。“文化大革命”对“黑九类”胡作非为的一招一式，多么酷似纳粹残暴迫害犹太人！翦伯赞、老舍、傅雷的遭遇，又与马门教授多么相似。怎么法西斯的阴魂附了我们的体？我“幸”不起来、“乐”不出来了。
我对马列主义理论知之甚少，但我是个如醉如痴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在一九五七年被划右以前，我对党怀有宗教狂热一般的激情和信奉。随着我的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理智和冷静多了。然而，每一忧虑党的前途和命运，我满腔子的鲜血仍然像开了锅。 新潮的朋友骂我“极左”，说得客气一点，他们是“创造病”患者。有如当年创造社诸君子，谁不咸与“创造”（新潮），便是不革命，不革命便是反革命，便是封建余孽，必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与红卫兵作风如出一辙。我觉得，倒是“左家庄”的朋友们给我定性准确。他们说：“刘绍棠是个中派。”因而，对我实行“统战”，控制“使用”。我想，他们应该不仅在政治立场上找到跟我的共同点，还应该在恩格斯的艺术倾向性观点上，跟我取得共识。我一直闹不明白，为什么我坚信恩格斯的艺术观点却算不得正统？他们的文艺主张，其实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究竟恩格斯正确还是斯大林管用，至少应该进行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
我一不“左”，二不右，三也不中，只要一个正。
自白不是自传。有感而发，即兴而作，也就不讲究结构布局，顾不上疏密浓淡。这是一本毛边书。
生活就是毛边的。我的六十年的人生经历，便是力证。人人都是维吾尔姑娘，小辫子一抓一大把。彩焗、隆鼻、隆乳、割双眼皮等美容术，纯属造假。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
所以，鲁迅先生说，文学创作要“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一九九六年二月
于红帽子楼
《我是刘绍棠》是我国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带有自传性质的文集，本书囊括了刘绍棠先生不同时期所作的文章，详细记录了作者波折起伏、潜心创作的一生。全书分十一个章节，由作者的生身之地写起，他出生、成长于北京通州运河岸边的儒林村，幼时经历荒乱年月，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长大，少年成材，走上文学之路，上世纪50年代被称作“神童作家”。
作者后进入北京大学深造学习，这一时期备受名师指点，为之后文学上的专业创作打下基础。特殊时期，刘绍棠先生返回京郊乡村生活，在家乡村民的佑护之下维持创作，这段经历将他与乡土生活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日后乡土文学创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改革开放“右派”平反后，作者重返文坛，创作才情愈加喷薄，连续创作出长篇、中篇小说数百万字，作品屡次获奖，深受群众喜爱。晚年，刘绍棠先生因长期写作积劳成疾，突发脑血栓导致左体偏瘫，但大病之后他又开始顽强地创作。
刘绍棠大运河乡土文学书系。
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
京东大运河畔的田园风情画。
刘绍棠先生始终致力于“乡土文学体系”的创立，秉持“中国气派，民族风俗，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创作思想，是大运河文化、当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
《我是刘绍棠》是“刘绍棠文集”系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