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心中的怨恨，必须背负社会的缺陷——奥斯维辛幸存者的彼岸何在？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精)》作者让·埃默里是奥地利著名哲学家、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关于道德勇气的回忆录，带着诗人的耳与小说家的眼，埃默里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哲学家的生存奇迹。在这本书的每一个转折和每一个停息处，都刻着真相的印记，为我们书写了一份超越问责和救赎的人性诊断。

人的尊严是什么？我们需要多少个故乡？知识分子的受难比普通人更值得同情吗？让·埃默里在《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精)》这本短文集中以坦白和沉思的方式，对奥斯维辛受害者的生存处境做了一次探究。他写集中营生活，写自己所受的酷刑，写怨恨背后的哲思，也反思做犹太人的必然性与不可能。在埃默里所描述的令人吃惊的历史细节与难以言表的苦痛情感中，读者能够以同样的节奏跟随他穿越这片他一步步点亮的黑暗。

代序：理解他人的可能与不可能/ 杨小刚

1977年新版前言

1966年初版前言

精神的界限

酷刑

人需要多少故乡？

怨恨

做犹太人的必然与不可能

译后记

精神的界限

“您得小心些。”一位好心的朋友听说我准备谈谈奥斯维辛里的知识分子后，这样建议我。他恳切地跟我说，尽量少谈奥斯维辛，多谈思想问题。他还认为，可能的话，应该放弃把奥斯维辛放到标题里：公众对这个地理的、历史的和政治的概念过于敏感。毕竟已经有足够多关于奥斯维辛的著作和各种各样的奥斯维辛档案，讲述暴行的人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我不确定我的朋友是否正确，所以我不会听从他的建议。我不觉得关于奥斯维辛人们已经说了很多，比如像说电子音乐和波恩的联邦议会那么多。我一直在考虑，把一些关于奥斯维辛的著作作为必读书目引入高等中学的高年级是否没有必要，在处理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是否不需要总是有很多顾虑。真的，我在这儿不打算单纯地谈论奥斯维辛，不想提供什么文献报告，而是计划谈论奥斯维辛与思想的对峙。但我不会完全围绕人们所说的暴行，围绕那些事件过程。面对它们，布莱希特说过，心肠是硬的，神经是脆弱的。我的主题是：精神的界限。这些界限刚好沿着让人厌恶的暴行延伸，这不是我的过错。

我想要谈论奥斯维辛里的知识分子，或者按以前的叫法，那些“从事精神活动的人”(den geistigen Menschen)，首先就必须对我的对象，也就是那些知识分子加以定义。按照我所使用的含义，什么样的人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一个从事精神活动的人？肯定不是每一个进行所谓脑力劳动的从业者。正规的高等教育也许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肯定不是充分条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到律师、工程师、医生，很可能还有语文学家，他们虽然聪明，甚至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内非常杰出．但鲜有被称作知识分子的。一个知识分子，如我理解的，是一个在广义上的精神脉络里生活的人，与其相联系的是一个本质上人本的或者说人文学科的世界。他有良好的审美意识，秉性和能力驱使他进行抽象思考。思想史上的一系列景象在每一个合适的时机都会在他脑海中浮现。如果有人问他，哪个名人的名字以“Lilien”开头，他想到的不会是滑翔机设计者奥托·冯·利林塔尔(Otto von Lilienthal)，而是诗人德特勒夫·冯·利里恩克龙(Detlev von Liliencron)。给他一个关键词“Gesellschaft”，他理解的不是世故、善社交，而是社会学。引起短路的物理过程他没有兴趣，对宫廷田园诗人奈德哈特·冯·罗恩塔尔他却了如指掌。

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一个这样的人，伟大诗篇的诗行烂熟于胸，对文艺复兴和超现实主义的名作了如指掌，对哲学史和音乐史如数家珍——我们把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置于如此境地，在那里他所面对的，要么是证明自己精神的现实性与效力，要么将其看作一无是处，那是一个极限处境，那是在奥斯维辛。

我自然也把自己置身于此。我曾经以双重身份，作为犹太人和比利时抵抗运动成员，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伯根一贝尔森和其他一些集中营，除此之外还在奥斯维辛，准确地说，在附属集中营奥斯维辛一莫诺维茨(Auschwitz-Monowitz)待过一年。所以在本书中，只要我愿意的话，“我”这个小词必然常常出现，也就是在那些我不能将个人经历直接代入其他人身上的地方。

在我们的语境中，首先要考虑的是知识分子与所有人，包括那些脑力工作的从业者特有的外部处境。一个糟糕的处境，以极为戏剧化的方式在强制劳动下面临的生死抉择的问题中凸显出来。奥斯维辛一莫诺维茨中的工匠，只要没有被以一个这里用不着细说的随便的理由赶进毒气室，就会得到相应的职业分配。比如有个锁匠被赋予了特权，因为当时待建的染料工业集团工厂需要他，他就有机会在有遮挡的、无须暴露在恶劣天气中的工棚里干活。电工、装修工、造家具的和盖房的有同样待遇。谁要是裁缝或者鞋匠，也许就有机会到专门侍奉党卫军的房间里去干活。泥瓦匠、厨师、无线电工人和汽车技师也有最微小的机会，获得一个可以忍受的工作岗位，从而幸存下去。P17-21

1964年，漫长的奥斯维辛审判在法兰克福拉开序幕时，我写下以我在第三帝国的经历为背景的第一篇文章。那是在二十年的沉默之后写下的。我最初没有打算继续这一工作，仅仅想弄清一个特殊的问题——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的处境。这件工作完成后，我发觉，事情不可能就这样结束。奥斯维辛，我究竟怎么到了那里？以前发生了什么？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今天我又该如何自处？

不能说，在那段沉默的时光里我遗忘或者“压抑”了德国和我命运里的十二年时间。在二十年的岁月里，我一直在探索那段无法丢弃的时光，只不过，谈论它们对我而言异常艰难。不过现在，在写下关于奥斯维辛的一篇文章后，一条幽暗的道路打开了，我忽然想说出一切，所以就有了这本书。我发现，我虽然思索了很多，但说清楚的其实很少。有些想法，我之前模模糊糊意识到了，但因为语言表达的门槛而迟疑，只有在写作这本书时，我在思考中隐隐约约瞧见的东西才揭去了自己的面纱。

很快，我又意识到写作的方法问题。在写下奥斯维辛一文的最初几行时我相信，我能小心翼翼，保持距离，以严格的客观性面对读者，但现在我体会到，这根本不可能。应该在哪里完全避免这个“自我”，反而表现为唯一可用的思考契机。我计划了一个夹杂沉思和描述的工作，于是一份时不时被沉思打断的个人供述产生了。我也很快明白，在许许多多同一主题的历史记录中再添一本没什么意义，这些著作中有一部分非常优秀。以坦白和沉思的方式，我对奥斯维辛受害者的生存处境做了一次探究，或者，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可以说是一次对本质的描述。

这是一场缓慢、劳心费神的摸索，在那些人们如此熟悉以至于厌烦，却又一直让人感到陌生的事情中的摸索。故而书里的文章没有按照事件的编年顺序来安排，而是按照它们写作的顺序。只要愿意，读者们就可以参与进来，与我结伴而行，但也必须以同样的节奏伴随着我穿越这片我一步步点亮的黑暗。他们会遭遇我也曾陷入的矛盾。比如在关于酷刑的文章里，我完全没弄清“尊严”一词有何意义，而后来在关于犹太人身份的文章里，我轻轻松松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自认为已认识到，尊严就是由社会给予的生活的权利。同样，我写了奥斯维辛和酷刑，但没有足够清楚地看到，我的处境并非完全包含在“纳粹受害者”这个词里。直到我最后反思做犹太人的必然与不可能时，才在犹太受害者的图像里发现了自己。

这些文章尚不充分，但我可以保证，它们是真诚的。这些文章谈了很多罪责，也谈了很多赎罪，因为我不想体谅别人的敏感，就像我也没打算顾及自己的一样。然而我相信，作为一份诊断，这份工作超越了罪责与赎罪。它如其所是地描述了一个受迫害的人的处境，这就是一切。

这本书不面向与我命运相同的同伴。他们知道一切，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承受那些经历的重负。我自然是想对那些占绝对多数，觉得自己和第三帝国最黑暗也最独特的事件没有或者不再有关系的德国人说些事情，这些事情以前他们或许还不知晓。最后我也希望，这份工作可以有好的结果，那样它就会与所有愿意相互共处的人相关。

翻译让·埃默里的著作纯属偶然。上海三辉图书的编辑联系我翻译埃默里的《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因为一直对关于奥斯维辛的写作抱有兴趣，也因为我一直研究哲学上的恶的问题，便欣然应承，后来又顺手接下另一本《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这两本书的翻译伴随我博士论文提交后等待答辩直到入职工作的大半年时间——正是我人生告一段落、不知道下一个目标何在的一段时间，充实了不少我不知所以的时光。最初上手，觉得埃默里的文字并不艰深，有时候有些干瘪，显得哕唆，随着翻译的深入，越发觉得他的文风颇合我的脾性：冷峻、硬朗，不带丝毫的温情，一个句子写下来就像一个拳头挥出去。我知道，经历过奥斯维辛的人，对这个世界已不存多少幻想，他经常穿戴盔甲，防备周遭的再次侵犯。但他是内心存着热火的人，他始终关心战后的各种社会进步运动，即便对运动人士，也常有批评，但他渴望的是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一书则更切入我的个人生活。乍一看，变老这个主题和一个正值壮年的人没有什么关系，但翻译这本书时，正是我离家四载后再一次与父母一同生活的一段时间。父母明显老去的容颜和各种发作的疾病，让我感受到时间真实的力量。翻译的过程中我不时唏嘘、感叹乃至悲从中来，我想要体会他们的艰辛，可事与愿违，由于两代人之间的观念差异以及长久没在一起生活，我与父母之间不时生出抵牾，甚至父母靠他们的身体感知对我表示出的种种关心也让我烦不胜烦，有时甚至会说出“我的身体又不像你们一样”这样残忍的话来。这正是埃默里写下的变老的残酷之所在。后来看到友人说的，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在所难免，可我们至少应该努力让这些困苦显得没那么艰难。这也是埃默里写作的用意吧。

在这本书的每一个转折和每一个停息处，都刻着真相的印记。

——欧文·豪（美国著名文学家、社会批评家）

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关于道德勇气的回忆录。带着诗人的耳和小说家的眼，埃默里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哲学家的奇迹，一个在纳粹统治及其大屠杀拼出的“黑暗谜语”之下的生存奇迹。

——美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