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华明主编的《致青春--同济大学广播台（1952－1966）》展现出的前辈校友们深深的家国情怀和同济大学厚重的历史文化精神，时时刻刻激励着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前辈校友们在同济大学求学的年代，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同济大学师生们积极投身建设新中国的时代。前辈校友们身体力行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精神，就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神最直接的体现，是同济大学“同心同德同舟楫，济人济事济天下”传统价值观的生动写照。

章华明主编的《致青春－－同济大学广播台（1952－1966）》弥足珍贵，以60多年前“同济大学广播台”为主线，收录了近70篇题材多样、内容丰富的回忆文章，以及一系列历史图像和文字资料，凝聚了前辈校友们对母校的深情厚意。文集在编写过程中，几易其稿、反复修改，凝聚了前辈校友们大量心血，反映了他们严谨求实的优秀作风。文集是对同济大学校史研究的又一个重要贡献。

序一 用青春热情的声音，每天唤来火红的朝阳／江波

序二 时代、青春和友谊的一面镜子／余安东

绪言／季学李陈绍庆

 从起床号到熄灯号

 我是王瑞华的接班人／徐吉浣

 我在广播台的日子／石沅

 印象中的同济广播台／石沅

 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同济广播台二三事／余安东

 广播台三年／姚大镒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同济广播台／季学李

 广播台与大草棚／季学李

 心声／邬振庭

 岁月凝友谊琐事记心里——记在同济广播台的日子／刘桐林

 亲吻和平楼／刘桐林

 我的回忆／王锡武

 校园中的笔杆子

 同济广播台是个奋进温暖的集体／刘长寿

 随游行队伍作实况转播／谢丽生

 同济广播台——一个多彩多姿的集体／施雅珍

 广播台的编辑工作使我受益匪浅／刘静慧

 我曾经是同济广播台年龄最小的编辑／李霞娟

 我曾是广播台的一名编辑／吴寿岭

 重拾记忆碎片——忆同济广播台／庄宝琦

 《同济新闻》花絮／杨孝先

 下乡劳动期间广播台的活动／裴捷

 关于同济广播台的记忆／杨申仲

 现在开始播音

 忆在同济广播台当播音员的点点滴滴／叶文津

 我曾是同济广播台的一员／胡鼎茂

 我的点滴回忆／乔治

 我们是“徐和尚”／徐建成尚展云

 美声如斯／郑新业

 济济一堂忆年华／向隆万

 同济广播台，我的家／甘正常

 我的同济广播台情结／何正渝

 不能磨灭的爱——我的广播台情结／袁继洪

 广播台工作点滴回忆／李桂珍

 影响我一生的同济广播台情缘／陆莲

 在广播台成长／刘茵珊

 广播台，慢慢滋长的回忆／陶端

 那三年／宋瑞环

 张组长的笔记本／宋瑞环

 我的点滴回忆／庄筱荫

 我们是机务工作者

 喇叭声就是我们的冲锋号／吕光达

 感谢“神”／钟建平

 我是同济广播台第一位女机务／陈凤敏

 从学六楼广播站说起／冯桂烜

 机务群英谱／冯桂烜

 个人专栏

 同济广播台情缘／陈绍庆

 难忘同济广播台／张城

 三年与六十年／王亚勇

 台友情谊

 我与台友乔治／石沅

 酒趣／何正渝

 南京落难多亏周伯母收留／何正渝

 且看51年前的“青春寄语”／刘桐林

 台友周倩／刘茵珊

 人物追忆

 我的姐姐王瑞华——我心目中的共产党员／王胜华

 怀念广播台的好领导——朱国云／石沅

 忆丁文魁组长／陈绍庆

 永远年轻的潘霞／石沅

 忆潘霞／胡鼎茂

 德华的创作轨迹／余安东

 观画忆旧／张宝玮

 忆林芸／叶文津

 追思王文元台友／吕光达

 诗歌抒怀

 告别诗——留在告别晚会上／谢丽生

 同济广播台组诗／季学李

 梦仙抒怀／刘桐林

 听众来稿

 广播站和听广播／张为诚

 布谷鸟又叫了／曹炽康

 同济广播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兼谈学生会文艺部及文工团／吴念劬

附录

 广播节目选登／张城、宋瑞环等提供

 张城日记记载的播出节目

 何善权工作笔记选(1962)

 谢丽生日记几则(1961—1964)

 冯桂烜日记摘抄(1963—1965)

 台友名录(部分)／陈延年、老寿鸿整理

 《同济报》部分报道

后记

我是王瑞华的接班人

我祖籍浙江嘉兴，1935年出生于杭州浣纱路。母亲告诉我，家门前原有条河，相传西施曾在河中浣纱，浣纱路因此得名。母亲喜欢这地名，在我出生后就选用了“浣”字作为纪念，“吉”当然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

我父亲是浙江大学农学院蚕桑系毕业的，是一家缫丝厂的厂长。我两岁那年，日本鬼子打进来了。杭州沦陷前，父亲接到一项重要任务：把缫丝厂的主要专业人员、技术资料和设备都转移到大后方去，不能让它们落到日本人手里。于是，我们家开始转辗前往云南。一路上生活十分艰难，没好吃、没好睡，还要躲避敌机的轰炸。警报一响，要赶快逃进防空洞，否则就可能没命了。当时我才两岁，弟弟刚出生，拖儿带女的，可想而知我们的母亲是多么的辛苦和操劳。所以她特别憎恨日本鬼子，弟弟也因此有了一个大名：“徐抗敌”。

在昆明西郊，有好几所内地迁来的工厂，他们联合起来开办了“西山五厂职工子弟小学”，我和弟弟都是在这里读书的。学校不大，但我们的老师大多为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他们说北京话，提倡爱国抗日、自由民主，反对迫害，对我们这些小学生影响很大。学校里每天都在唱着抗日的歌曲，歌颂抗日的英雄。三年级时，教音乐的刘天露老师教我们唱聂耳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和冼星海的《黄水谣》《河边对话》《在太行山上》，等等。天哪！这些歌简直太好听、太感人了！《毕业歌》里第一句就唱着：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在太行山上》最后一句唱道：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哪里灭亡。唱歌和音乐本身就是宣传和教育。我们在这种环境下学习、生活，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当然我们也萌生了对作曲家聂耳和冼星海的喜爱，他们是我们最好的音乐老师。

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回到故乡杭州。1953年，我从杭州高级中学毕业，考入同济。那个时候，大学不多，考上大学的人也比较少。物以稀为贵，所以《人民日报》还刊登了各个大学录取的新生名单。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我。

我到同济报到后，先是参加了新生入学培训班。当时学校把新生分成好多中队，每个中队有二三十名学生，每个中队都有一位指导老师。我所在中队的指导老师是翁仲二。她是一位非常认真负责的好老师。她向我们介绍了同济的基本情况，并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希望我们要听毛主席的教导，做“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三好”学生。和现在新生进校时的情况差不多，当时每个同学都在中队里作了自我介绍，翁老师还认真作了记录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翁老师后来通知我代表1953级新生在全校迎新大会上代表新生作了个发言。那时，同济已有了大草棚，吃饭都在大草棚，迎新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我记得陈铁迪当时是学生会文艺部部长，她还作为老生代表在欢迎会上发了言。

我们是进同济门后再选的专业，因此每个系的领导都在欢迎大会上介绍了本系的大致情况和专业特色。我本来打算学建筑的，但巢庆临老师说的“暖通专业的人是制造人类春天的工程师”这句话打动了我，我就选择了暖通专业。

入学不久，一名高年级女生，叫王瑞华的，来找我。她先作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铁路工程专业三年级学生，学校广播站负责人。她问我：“听说你以前在广播站工作过，愿不愿意到同济广播站来工作？”响应毛主席号召，至少做一项社会工作，做到“工作好”，是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奋斗目标之一。我们都认为每个青年人将来都要用大半生的时间去为公共事业服务，所以必须养成为集体劳动的习惯和学习组织工作才行。现在王瑞华找到我，我当然不能贸然拒绝，何况我这个对一切都感到陌生的大学新生，正需要好好锻炼，所以我就答应了。

那个时候，同济刚完成院系调整，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汇聚在一起，而学校又没有任何通讯工具，广播站的地位和作用可想而知。当时广播站设在“一·二九”大楼二楼，只有播音组和机务组，还没有编辑组，广播用的稿子全是校党委宣传部下属的通讯员和编辑直接提供的。进广播站后，王瑞华把我安排在播音组。她告诉我，广播站是党的宣传阵地，校园里有几十个大喇叭，直接面向老师和同学，广播的内容来不得半点差错；学校没有派专职人员来管理广播站，每天三次的广播靠同学们自己解决，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阵地。当时我就感觉到责任重大。

那个时候，我们上班、下班，都规规矩矩，时间性、纪律性非常强。早上学生要做早操的，广播站值班的人是不能迟到的，王瑞华说得更干脆：绝对不能迟到。尤其是早上，一个播音，一个机务，必须提前一小时左右到，先要把机器预热，播起床号。轮到我值班的那一天，早上也要很早起来，不吃饭就赶到广播站，先放起床号，然后开始播音。和很多女生一样，大清早起来，我们还很害怕，尤其是在冬天。那个时候，大多数学生都穿着棉袄，不少学生还带着围巾，我也有条围巾的。中饭是在上完六节课以后吃（早上7：30开始上课，系学习苏联的做法，中间发一只馒头），晚饭则是提前吃的。在正式播音之前，我们先要把稿子读两遍，并在稿子上作好笔记，什么时候停顿都要做上清楚的标记提醒自己，避免读破句子，“吃螺蛳”。宣传部每天都会派通讯员送来稿子，其中也包括《人民日报》社论的节选、书记校长讲话稿、反映学校情况的各系新闻、社团消息等。P2－4

用青春热情的声音，每天唤来火红的朝阳——祝贺《致青春——同济大学广播台（1952—1966）》出版

《致青春——同济大学广播台（1952—1966）》（以下简称“文集”）即将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继2016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致青春——同济大学学生文工团（1952—1970）》之后，又一部承载同济文化和精神的记忆文集。文集出版的时间恰逢同济大学111周年校庆，这是前辈校友们送给母校的一份厚礼。

文集弥足珍贵，以60多年前“同济大学广播台”为主线，收录了近70篇题材多样、内容丰富的回忆文章，以及一系列历史图像和文字资料，凝聚了前辈校友们对母校的深情厚意。文集在编写过程中，几易其稿、反复修改，凝聚了前辈校友们大量心血，反映了他们严谨求实的优秀作风。文集是对同济大学校史研究的又一个重要贡献。

在此，我谨向前辈校友们致以崇高敬意，向文集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同时，向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同事们表示衷心感谢！

当我逐篇研读《致青春——同济大学广播台（1952—1966）》样稿时，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我被前辈校友们朝气蓬勃、昂扬向上、同舟共济、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精神深深感动。

文集展现出的前辈校友们深深的家国情怀和同济大学厚重的历史文化精神，时时刻刻激励着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前辈校友们在同济大学求学的年代，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同济大学师生们积极投身建设新中国的时代。前辈校友们身体力行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精神，就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神最直接的体现，是同济大学“同心同德同舟楫，济人济事济天下”传统价值观的生动写照。

文集展现出的前辈校友们的蓬勃朝气、热血青春和万丈豪情，时时刻刻感染着我。文集的文章都出自当年参与“同济大学广播台”工作的前辈校友们之笔。他们当年有的是编辑，有的是机务，有的是播音员……用今天的时髦话，都是“志愿者”！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们都以饱满的热情，努力把工作做到最好。他们身上洋溢的青春活力、才情志趣、真诚友爱、睿智博学……60多年来，一直都不曾改变。正是因为拥有共同的青春，共同的价值观，并肩战斗共克难关的精神，耄耋之年，他们又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共同回忆、写作，再次奏响了青春之歌。这份源自同济的深厚友谊，同样也是学校的宝贵财富。文集的出版将会激发更多校友对母校的回忆，对青春岁月的回忆，增进他们和母校间的情感交流，丰富他们的人生。  我相信，文集的出版将会进一步促进同济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今天的中国与60多年前相比，已经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一代同济人有每一代同济人的使命和责任。当前，111岁的同济大学正在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要求，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我们这代人要学习和继承前辈校友的优秀文化精神，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把同济大学建设得更好，为祖国和人民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同济智慧和同济力量。为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学校校史研究、挖掘“同济故事”，加强学校文化建设和文化育人工作，落实好大学建设发展中的文化传承功能。我热切希望“《致青春》系列”成为传承同济大学历史文化精神的品牌，有更多的类似的文集不断地奉献给同济人和广大读者。

我相信，虽然文集记录的时代里，那些遍布大街小巷和偏远农村的广播电台今天已踪迹难寻，虽然信息传递手段和方式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但在今天的同济大学校园里，我们仍然能够听到校园广播的甜美声音，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一张张校友青春的面庞，我们仍然在传承和发扬60多年前“同济大学广播台”所承载的优秀文化精神！就像文集里《同济广播台组诗》中写下的：“用青春热情的声音，每天唤来火红的朝阳”！

祝“同济大学广播台”青春精神永驻，祝所有校友们永远年轻！并再次衷心祝贺《致青春——同济大学广播台（1952—1966）》的出版！

江波

同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作为当年同济校园里的明星社团之一，同济广播台（1952—1966）的部分台友早就酝酿着要编写一部台史或者回忆录。

2016年1月6日，由原台长陈绍庆等发起，部分在上海台友召开了首次台史编写工作筹备会议，台史编写工作筹备小组正式成立。4月19日，部分台友在母校“校友之家”聚会，推选季学李为台史编写工作筹备小组组长，并向国内外广大台友发出倡议，得到积极而热烈的响应。他们还和校史馆取得了联系，希望校史馆能够帮助他们达成心愿。5月17日，部分台友应邀参加《致青春——同济大学学生文工团（1952—1970）》首发仪式。受该书首发式成功举行的鼓舞，台史编写工作加快了步伐。6月17日，《致青春——同济大学广播台（1952—1966）》编委会和编委会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各地以及部分定居美国、加拿大、德国的台友，都被动员起来了。石沅、余安东等台友闻讯后不仅积极撰写回忆文章，还积极帮助联络其他台友，提供线索。作为同济出版社首任社长，余安东的专业素养和毫无保留的悉心指导，为本书的质量提供了重要保障。2017年3月3日，为了弄清楚同济第四届运动会究竟是在1954年还是在1955年举行，徐吉浣来到了档案馆，而她提供的同济广播站的部分早期照片和文稿，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本书的历史完整性，弥补了本书的缺憾，使得本书的结构更加合理，可读性更强……作为执行编委，陈延年、吴寿岭、冯桂烜3位台友全身心投入，效率也非常高。他们多次回到同济，和章华明、张静等一起讨论全书的框架结构、修改书稿、挑选照片，研究下一阶段工作。他们既有合作又有明确分工，确保了本书的整体进度和质量。陈延年的眼睛意外受伤后，稍作休息，视力尚未完全恢复，他便在夫人的陪同下回到母校参加了最后的修订、统稿工作。在最后关键时刻，庄宝琦克服困难，加盟执行编委。她发挥自身特长，认真审读，修改了全部书稿。

本书编写过程充分体现了老校友对母校的感情，完美地表现了老校友群体和母校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以及同济广播台自身强大的凝聚力与号召力。这是本书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的最重要原因。也正因如此，本书在文稿征集和修改过程中极富特色，也很有效率。当决定编辑出版《致青春——同济大学广播台（1952—1966）》后，编委会就通过各种途径征集稿件；征集来的稿件，经过执行编委的初步修改后，再由章华明修改、转载到新浪实名博客（http：／／blog．sina．corn．cn／w2471），然后再转发到同济广播台台友微信群，请大家尤其是作者本人帮助修改、完善。这个过程，充分利用了现代网络科技，提高了效率，也扩大了影响。等到稿件征集工作告一段落，主编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博客上的文章转载下来，按照一定的逻辑梳理、编辑成书稿。当然，关于整本书的框架结构甚至标题，也都经过反复讨论，并在微信圈中征求意见。在此过程中，经反复动员，多方征集，还发现了部分日记、笔记，最后征集到的稿件数也大大超过预期。“听众来稿”、“台友情谊”等栏目的增设正得益于此。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当然也更加完整、完美地再现了当年的同济广播台，也增强了本书的历史感和可读性。2016年11月18曰，编委会又利用部分台友在上海聚会之际，将经过初步整理的书稿送到他们手上，再次请他们帮助修改。可以说，选题独特，征稿与改稿方式新颖，也算得上是同济人的创新，必将受到兄弟高校乃至文化界、各类校友圈的关注。

2016年11月，台友余安东从德国回到同济，受到校长钟志华的亲切接见。后江波副校长又召集档案馆、校史馆负责人开会，表示全力支持《致青春——同济大学广播台（1952—1966）》的编写工作，强调要克服困难，尽最大努力，争取在110周年校庆前夕完成本文集的出版发行工作。在档案馆馆长慎金花的大力支持下，台友当年入校照片的收集工作也进展顺利。

感谢诸多提供资料、接受电话采访和咨询的老校友。感谢程如心、戈文智、薛秋真、杨崇等在会务安排、照片及资料搜集、文稿整理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很多工作都是他们利用休息时间完成的，难能可贵。没有他们的热心支持和参与，本书也不可能如期出版发行。

编者

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