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清晨，卢沟桥畔枪声响起，迄今已过去了80个年头。潘越著宋毅主编的《1937年的日本/铁血文库》以近代军国主义日本作为研究对象，以发动侵华战争的1937年作为其剖析点切入，并以全新视角和分析，观察1937年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前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为读者还原一个更为直观和真实的历史绘卷。

潘越著宋毅主编的《1937年的日本/铁血文库》从昭和初年日本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入手，在全书的第一部分首先为读者完整还原了日本国民风貌；随后在第二部分系统剖析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的军事、外交策略；第三部分阐述军国体制为何能全面侵蚀日本政体，并最终驾驭着日本陆军、海军盲目“暴走”、泥足深陷于中国战场的全过程。

1937年的日本社会、经济与文化/ 潘越

1937年的日本政治与外交/ 尹胜蓝 齐重岩

1937年的日本陆军与海军/ 尹胜蓝 齐重岩

金鯱失窃案

公元1937 年（昭和十二年），元旦刚刚过去数日，日本就发生了一起重大刑事盗窃案——1月6日，名古屋城建筑局的技师发现这座古城堡屋檐上的金鯱鳞片被盗了！数量多达58枚！价值高达80万日元，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案件发生的实际时间是在1月4日。爱知县刑事课迅速展开调查，并向全国发出通缉令，于同月27日在大阪一家贵金属店的赃物转卖现场将嫌疑人逮捕，据说嫌疑人为40岁的佐佐木贤一。但是爱知县刑事课在捉到疑犯前全面禁止媒体报道这起案件。为何如此紧张？让笔者从头说起。

日本战国时代，在今日名古屋城附近有一座小城堡（理解为一个山寨也可以），是为尾张国织田家所拥有的那古野城（发音与今日名古屋一致：NAGOYA），据说织田信长就出生于这座小城中。织田信长经过奋斗转去岐阜城、安土城发展，于统一日本前却突然被叛变的明智光秀杀死，其继承人丰臣秀吉的天下也被德川家康夺取。之后，德川家康的九男义直来到织田信长的老根据地上另筑新城，这就是名古屋城。德川义直成为“德川御三家”之一的尾张德川家鼻祖，江户时代传十七代，名古屋可谓天下一座雄城。

名古屋城大天守直屋檐顶上两端装饰有金鯱，这成为其知名标志。因此名古屋城除了可简称为“名城”以外，也可称“金鯱城”，并进而可简称“金城”。“鯱”，日文发音“しゃちほこ”（shachihoko），江户时代所著充满各种奇怪事物的《和汉三彩图会》中将其称为“鱼虎”，这种空想的生物具有老虎的头和鱼身、鱼尾，被当作保佑平安的神兽，据说在建筑物发生火灾时会喷水灭火。建筑历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古建筑的“正脊鸱吻”是其源头所在。所谓龙生九子，鸱吻是其中之一。这种装饰至今在中国各地古式民居上仍然是非常常见的。有学者认为此物在日本建筑顶端装饰中普及之开始，乃织田信长在琵琶湖畔修筑的安土城天守阁。不过讽刺的是，安土城在织田信长死后毁于火灾。

一开始“鯱”还只是黏土材料制作，外表没有什么处理。丰臣秀吉一统日本后，凡事喜欢炫耀夸张，金鯱就出现了，广岛城、冈山城、松本城天守阁上据说都出现了金鯱。德川家康所造初代江户城天守被认为是最早在木质鯱上贴金箔片，此后德川义直在名古屋城天守上放置金鯱的做法一样，可以说就是抄袭他老爹的江户城。史籍记载1612年名古屋城天守竣工时，一对高2.74米的金鯱共耗费庆长大判金1940枚，折算成纯金达215.3公斤！初代江户城又被火灾烧光了，“金鯱城”却幸存至德川幕府倒台。最后一位尾张藩主德川庆胜（幕府末期很有名的“高须四兄弟”中的长兄）归顺明治新政府，于1870年提出拆除名古屋城，并将天守上金鯱身上的金子熔化，换成钱来支付武士的安置费用——这些幕府末期的大名也实在是穷得走投无路了。  但是维新干将、“国军之父”山县有朋站出来，驳回了这一提议，由新政府出资将名古屋城及金鯱都保存了下来。1888年日本陆军改为师团制（便是由山县有朋主持），驻扎名古屋的第三师团便将师团大本营设置于名古屋城本丸。1891年发生浓尾大地震，名古屋城本丸一部分建筑倒塌，本丸御殿也遭到很大破坏。陆军省于是将这座古代城堡移交给宫内省，成为日本皇室的一座离宫。1930年，名古屋离宫又被宫内省下赐给名古屋市，开始向市民开放参观。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日本警察为何对发生金鯱鳞片被盗案如此紧张了，不仅仅因其价值巨大，更因其在数年之前还是皇室财产啊！这座名古屋城，此时还被叫作“恩赐元离宫”啊！

整整80年之后，当我们回望令东亚大地陷入一片血雨腥风的公元1937年，被盗的金鯱恰好成为走到这一年的“大日本帝国”之完美隐喻。在屋檐上放置“神兽”是从中国流传到日本的建筑习惯，正如漫长历史长河中日本向中国学习的无数其他知识一样。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看上去光辉灿烂的只是日本，而中国却变得积贫积弱、黯淡无光。人们已经忘却，这条漂亮的、高高在上的虎鱼，原有功能只是灭火祈福，现在却无时无刻都炫耀着满身金光。不法之徒正在窥伺。自明治维新以来顺风顺水、每次进行战争都获得胜利的日本，1931年通过“九一八事变”将中国东北一口吞下，日本控制的土地一举扩张许多倍。日本军部强硬派正在策划更多“事变”，金灿灿的鳞片正在不断脱落，直到最后露出腐烂的木头。

1937年日本军部发动的侵华战争，至1941年导致更大规模的太平洋战争爆发。1945年5月14日，美军轰炸机群投下的燃烧弹将名古屋城全部化成白地，金鯱也被烧得只剩下一点儿金渣滓，好不容易从废墟中扒拉出来。今日的名古屋城完全是重建的，金鯱也是重新制作的（这一次用去黄金88公斤）。让我们回到1937年，看一看昭和日本身上的金鳞片是如何开始脱落的？

阿部定情杀事件

1937年初的名古屋城金鯱被盗案，放在今天也是一等大案，在街头巷尾将被议论许久。然而当时的日本民众，在获知案件情况之后只关注了不长时间，便去回味1936年发生的事情了——头等大事当然是石破天惊的“二二六事件”，但人们对此事又颇有些讳莫如深。人人都放在嘴边不停反复咀嚼的是另一起惊天大案——阿部定情杀事件，发生在“二二六事件”之后仅仅三个月的1936年5月18日，当时东京还处于肃杀的戒严状态下。阿部定事件猛然间打开了所有人紧闭的喉舌，谈论这件事占去了日本人几乎所有的空暇时间。这股热潮被无数的猎奇小说、影视作品渲染，说其影响持续至今，亦不为过。

阿部定出生于1905年5月28日，在东京都神田区新银町（今千代田区神田多町）一家榻榻米店铺“相模屋”中出生，父亲阿部重吉是这家店的老板。刚出生的阿部定处于假死状态，好不容易活了过来，直到4岁都不会说话，成人后也有癫痫症状，这一点后来在受审时经过再确认。阿部定的前面还有几个兄弟姐妹，她是末女，很小的时候就跟母亲开始学习三味线弹奏等传统技艺，“相模屋的阿定”成为住所附近挺有名的美少女。生活在一个具有“下町”风情的地方，阿部定后来自供说：“10岁的时候就看过春宫画，知道那是怎么回事。”父母认为这个末女只要三味线弹得好，以后嫁得出去就行了。但阿部定15岁时，不幸被其兄长的某大学朋友强奸，于是她高小便退学了——这个时代的日本女性遇到这种事，基本都是“家丑不可外扬”，躲回家里去了事。

阿部定觉得不可能嫁个好人家，人生也就完了，悲愤之心进而演化为自暴自弃。因为哥哥和姐姐闹起了家产继承纠纷，她便借机从家里拿钱出去玩，在浅草一带混成了典型的不良少女（战前的浅草是东京最繁华处），父亲屡屡斥责也没有用。最后父亲在盛怒之下将阿部定软禁了将近一个月时间，而家中长男也从家里拿了大笔钱后人间蒸发，家店关门。阿部定之后生活状态更加不堪，父亲只得放弃希望，又提出一个奇妙的理论，说“这孩子大概在性方面是有病的，恐怕会被坏人给卖了，那不如先去当艺伎吧”。阿部定从此沦落风尘，从艺伎堕落成为真正的妓女，挥霍无度，并留下大笔欠债，大阪、名古屋、神户都有她的足迹，据她自己说是“从那些事中获得快感，一个人睡就很寂寞”。1934年正月，正在东京某商人家中做小妾的阿部定接到父亲病重通知，赶回家里照顾了10天直至其去世。她父亲的临终对其说的话是：“没想到最后是受你的照顾。”

不过已经将近31岁年纪的阿部定不改劣迹，继续不断地更换情人，甚至还有被情人起诉骗婚然后出逃的情况。1935年4月，阿部定在名古屋遇到过去曾有过交往的一名市议员大宫五郎，希望大宫会纳她做小妾。但是大宫加以拒绝，严正教育阿部定说无论娼妇还是小妾都非人间正道，劝她找个正经行当重新做人，然后找关系将阿部定介绍到位于东京中野的鳗鱼料理店“吉田屋”中去做女招待，店主名叫石田吉藏。阿部定来到吉田屋是1936年2月1日，并且用了个假名：田中加代。可见她当时境遇已经到了非得躲避熟人不可的地步了。然而大宫这一番苦心的回报却是残酷的。

几乎是闪电般的速度，阿部定立刻与鳗鱼店主人石田好上了，可是石田原本是有老婆的。4月23日两人私奔，先是到涩谷，5月11日来到位于尾九地区的一座旅馆“满佐喜”。两人在这个小旅馆里度过了一段“爱欲生活”——要么在床上，要么就是在喝酒。然而阿部定已经看出石田并不像她一样是个可以随时抛弃一切的人。店中的服务员看到这对男女，男方似乎50岁出头（实际42岁），一张长脸，好玩之人的相貌；女方30岁出头，颇有风情女子的姿色。18日早上，这个过去一周从不早起的女人却很早起床了，来到前台说：“稍微出去一下，老公在还在睡觉不要叫醒他，我很快回来。”然后她急急忙忙出门去了，再也没回来。数小时后服务员进入房间一看，男人仰面躺在被窝中，已经死了。当然这还只是简单的杀人案，但猎奇的部分在这里：地板上一大摊血，男人的性器被切掉了，其左腕用刀刻了一个字“定”，另外还用血在其大腿写了“定、吉二人同在”。

警方接报后迅速赶往现场，很快判明死者身份与同住女子身份，立刻行动搜查，在东京市内搜索重大嫌犯阿部定，搜索范围扩大至其曾经居住过的各个城市，包括热海、名古屋、大阪等地，散发配有照片的通缉令超过两万张，使得这一案件迅速成为超热社会新闻，时称“阿部定狂热”。凡是长着一张瓜子脸、身材姣好等特点的女性在街上走，就有很大的概率被人举报：“街上看见了阿部定！”于是搞得东京、大阪的繁华街道上一片混乱。全国百姓一上街就睁着一对血眼，面面相觑地寻找阿部定。

阿部定本人呢？18日早上她（杀完人）从旅馆出来相当优哉游哉地坐出租车来到东京上野，在和服店中买了新和服，做了头发，然后在神田向大宫五郎打了电话，约定见面。在“绿屋旅馆”见面之后，阿部定不断向大宫说对不起，当然大宫并不知道定杀了人，还以为不过是因同情人私奔一事而道歉，随后与阿部定发生了关系。天还未晚，阿部定便又离开了，在芝新桥的和服店买完衣服后出现在滨町公园。她买了一份晚报，报纸上还没有此次事件的报道，她放心了些，当晚在浅草一个名为上州屋的旅馆住宿。浑然不知的大宫回到中京商业学校（他是校长）召开校长会议，此时警方已经知晓阿部定曾经写信给大宫，于是在晚间马上赶到学校将大宫作为证人带去警局。到此时才知真相的大宫立即辞去了校长职务，后来他在法庭上讲述了与阿部定的关系，并深觉无面目见人，此后半生都在隐居状态下度过，连过去的学生也一概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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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清晨，卢沟桥畔枪声响起，迄今已过去了80个年头。在这段足以令出生婴儿成长为耄耋老叟的时间里，那场深刻改变中华民族命运乃至世界政治格局的战争，始终为国人所铭记。

过去我们常说的“八年抗战”，如今已修正为“十四年抗战”，是由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强占中国东北并扶持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由此激起中日两国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只是暂时未导致全面战争的状态而已。而纵观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局势，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法西斯势力在欧亚大陆迅速崛起，中国军民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与西班牙内战、埃塞俄比亚抵抗意大利入侵等遥相呼应，这正是正义力量在当时世界上所发出的最强音之一。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虽然中国军队在华北战场、淞沪战场接连失利，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折磨，但是中国打破了日军高层“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痴心妄想，将日本拖入其不愿意看到的长期消耗战中，为这个邪恶帝国走向灭亡打开了第一扇门。

关于这段历史，长期以来国内外各种历史著作如汗牛充栋，不仅专业研究者的挖掘越来越深入，非专业的研究者也多有建树。但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中、日两国的学者大多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并且局限于一些孤立的历史事件。而英、美等西方史学家与东方文化存在着先天的隔阂，不免有诸多误读。鉴于此，本书尝试另辟蹊径，以更宏观的视角，观察1937年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前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最终为读者还原一个更为直观和真实的历史绘卷。

为什么日本国内那些热衷于在东京咖啡店里与女招待调情的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买辆福特小轿车的文化精英，会在中国的领土上端着刺刀烧杀抢掠、恶贯满盈，成为恶兽一般的“日本鬼子”？

为什么世界外交舞台上曾给予中华民国政府以诸多军事援助的纳粹德国、曾热衷于采用绥靖政策而姑息日本做大的英国、新崛起的美国以及始终冷眼旁观事态发展的苏联，都会在1937年不约而同地调整了外交策略？

正是为了给上述问题以全新视角的分析和解答，本书从昭和初年日本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入手，在全书的第一部分首先为读者完整还原了日本国民风貌；随后在第二部分系统剖析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的军事、外交策略；第三部分阐述军国体制为何能全面侵蚀日本政体，并最终驾驭着日本陆军、海军盲目“暴走”、泥足深陷于中国战场的全过程。

1937年的日本沉浸于明治时代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作战的辉煌胜利之中，同时又饱受着大正年间各种政治风波、经济下滑的煎熬。把持政坛的元老宿将日益衰老，终日考虑着如何才能免于被激进分子“天诛”；军队中的少壮派则凭着低微的军衔，对着世界地图推演着如何建功立业；不断从政府那里领取各种补贴的企业主不得不计算着在中国设厂可以增加多少个纱锭，以便应对美国日益提升的关税；而普通的民众虽然挣扎于温饱线上，却憧憬着存在政府宣传之中的“满洲乐土”。

由于时间线的拉长和视野的放大，本书许多细枝末节的处理，可能存在着疏漏和偏颇，对此本书的创作团队并不讳言。只要读者能够在阅读本书之余，可以静下心来以史为鉴、思考未来，或许我们便已心满意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