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精）》是苏珊·桑塔格所著日记的第一部分，截取的是1947—1963年桑塔格早年的生活片断。她曾在日记中写到，日记的功能之一就是被人偷看的，“让那些在日记中才能诚实相对的人”。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她偷看了哈丽雅特的日记，了解到哈丽雅特对她的评价草率，苛刻，充满恶意，这种来自爱人的想法让她很受伤。我们通过那些充满睿智的见解，深刻的洞见，咄咄逼人的气势的文化批评和论文中得到桑塔格的印象在这本日记中得到了颠覆性的印证。

苏珊·桑塔格著的《重生（精）》是桑塔格日记第一卷，时间跨度从1947至1963年，这16年正是桑塔格从一个花季少女成长为一个青年作家以及单身母亲所走过的历程，其生命的中心内容就是不顾一切地去经历：如饥似渴地去阅读，竭尽全力地去“理解”，生活与写作密不可分，从而部分地回答了“桑塔格何以为桑塔格”的问题。

正文

为别人提供娱乐而写作的时代过去了。我不想写东西来娱人娱己。本书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它必须硬+形状像个工具，长，厚，钝。

这本笔记本不是一本日记。它不是记忆的一个助手，好让我记住在某某天，我看了布努埃尔的那部影片，或者因为J我有多不开心，或者加的斯似乎是美的，马德里却不美。

[作品]

……她觉得自己越来越嗜睡。早上醒来，她就想着什么时候她又可能躺下——上午上完课或者下午研讨课前——以及什么时候她会睡着。

她开始去看电影

他们婚后的第六个年头，李决定出国一年+因此申请了一笔奖学金。和往常一样，这个计划是合作的。马丁也会来，但到了最后一刻，他得到了这一年的一个更好的机会。她赢得了奖学金。他恳求她别走，但计划是官方认可的，其背后有着她事业的发展。要不然，她决不会有走的勇气。有哭泣，也有大吵大闹的场面，然后，突然就到了该走的时候了。一夜未眠，当晚，她最后离开他们的床，睡在孩子的房间，第二天早上，马丁、孩子还有保姆开车走了，几天后，李去了纽约，上了一艘船。

[决定离开的另一个版本]

“马丁，亲爱的，”一天，李来到他书房说，“我要离开一阵子。”马丁在一件T恤衫和一条未熨的斜纹棉布裤外面穿了件浴袍。

“去哪里？”他应道，一边推开膝盖上的打字机。

“你知道的，旅行——真正的旅行——到欧洲。”

“但是，宝贝儿，我们以前谈过这个的。明年，等这本书写完，我们一起申请到国外教书。这都说定了的。”

“但我等不了了！”她哭喊着。“总是明年，明年，而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毫无希望地坐在这个老鼠洞里，慢慢地功成名就、人到中年、大腹便便——”她不往下说了，因为她意识到她想说的根本不是“我们”，她完全是莫名其妙就发动了进攻。

和马丁结婚时，她一直是非常开朗活跃、温柔又爱哭的女孩；而现在，她成了个泼妇一样的、软弱的、没有了眼泪的妇女，一肚子提前产生的怨恨……马丁的那本书在多大的程度上要靠她帮忙呵……

[回到第一个版本]

在纽约，她认识一些人，出版商，大学教授——马丁的、她的熟人——但是，她独自一人时，从来不想去见他们，所以，她未让任何人知道她在这座城市，也就没人到船上来为她送行。不过，她起床迟了，差点误了11：00的轮船。

[离开的另一个版本]

……她有一种原始的欲望想来欧洲，关于欧洲的所有的神话都萦绕在她脑海中。堕落的欧洲、疲惫的欧洲、与道德无关的欧洲。她24岁了，一直习惯于早熟，她感觉自己是天真到了愚蠢和笨拙的地步，她要克服天真。

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天真之梦中，她夜复一夜在船上注视着波浪起伏、洒满月光的洋面，低声自语。

我的天真让我哭泣。

我是个病人，她说。我既是医生，又是病人。但是，对自己的了解不是我给自己开的药。我要尽可能多地了解自己——别让我被骗——但了解自己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力量，力量才是我想要的。不是去忍受的力量——这个我有，结果它让我变得软弱——而是去行动的力量——

[回到第一个版本]

她先去英国，在一所大学里度过了孤独而又愉快的一学期，和本科生混在一起，没干多少活，重新发现——仿佛她是16岁——调情和独居的乐趣。但是，这里的气氛太像她在美国知道的气氛了——学术界气氛紧张的追名逐利，还对此议论纷纷。她对谈话、对书籍、对知识界、对教授那难进的大门统统感到厌恶了。

12月，她去巴黎度假，打算六个星期之后回牛津，但她再也没回，而是在巴黎坠人爱河，其简单和毫无保留一如她这么多年来完完全全且毫无妥协地剥夺了她自己的性需求一样。巴黎的这个男人与马丁完全相反：他不爱她，完全缺乏身体上或语言上的温柔。但她因为他们猛烈的、完全是性的、无关个性的做爱而接受了。

啊，她心想，我现在讨厌那些老套的、两人黏糊在一起的、给予的、顺从的自我——包括我自己的；她慷慨大度地体谅了她的情人的冷漠。

巴黎的这个情人也是个美国人，他在那里住了差不多十年了——他本人是个被人忽略的知识分子，深度反智。他来巴黎画画，但现在画得很少了，却仍旧生活在那个圈子里，他的情妇都曾是画家或雕塑家……

P216-219

我向来认为，凡生者谈及逝者，最愚蠢的说法之一，便是讲“某某会乐意如此行事。”往最好处说，这是臆测；而多半，无论出于怎样的善意，这都是妄自尊大。你根本就无从得知嘛。所以，关于这本《重生》——即苏珊·桑塔格日记选的第一卷（共三卷）——的出版，无论还有多少别的话可说，它并不是一部她会出的书——即一开始就假设她生前就做过出版这三卷日记的决定。相反，无论是决定出版，还是着手遴选，都是我一人所为。即便不存在审查问题，这样的事业于文学之危，于道德之险，均不言自明。在此提请读者注意。

这决定我从来就不想做。但家母辞世，并没有留下什么嘱托，交代如何处置她的文件和未辑录、未写完的稿子。这看起来似乎与其个性不符——一个对自己的工作如此殚精竭虑的人，一个对于那些她只能算粗通的语言的译法都孜孜以求的人，一个对于全球的出版社和杂志都广知博闻并能对他们作出果断评价的人。然而，尽管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深具摧毁性，尽管白血病在2004年12月28日夺走了她的生命，直到其辞世前数周，她仍然相信自己能活下来。因此，她并未谈及一旦她无力亲自处置工作，则希望他人如何代劳——那些更顺命于死亡的人就会这么做——而是强调说要恢复工作，念叨所有那些她一出院就要写的东西。

就我而言，她当然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离世。当她为活下去而抗争时，并不亏欠子孙什么，更不欠我的。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她的决定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后果——眼下最重要的后果是，决定如何出版她的遗著就成了我的任务。事关她的随笔——它们在她去世两年后出版的《同时》中露面——选择相对要容易一点。尽管家母无疑更乐意在重新出版时大幅度修订原稿，但毕竟在她在世时，那些文字或是曾经刊印过，或是作为讲稿在演说中发布过。她的意图是明确的。

这些日记全然是另一回事。她纯粹写给自己，常记不辍，从豆蔻年华写到人生的最后几年——彼时，她从电脑和电子邮件里得到的乐趣似乎抑制了一点她写日记的兴致。其中没有一行字是她允准出版的，而且，与某些日记撰写者不同，她没有念给朋友听过，尽管与她亲近的人知道有这些日记存在，也知道她有个习惯，每写完一个笔记本，就跟之前那些本子归拢在一起，存放在卧室的步入式壁橱里，边上是其他一些珍爱物但某种程度上主要是私人物品，比如家人的照片和孩提时代的纪念品。

截至2004年春她最后一次患病，这样的笔记本已有近百本。她去世后那年，我和她最后一位助手安妮·江普、她最好的朋友保罗·迪洛纳尔多一起整理她的物件时，又有些笔记本冒出来。关于笔记本里的内容，我几乎一无所知。我跟母亲关于笔记本唯一的一次谈话是在她白血病第一次发作时；这辈子她先前已经两次罹患癌症，这一次，她尚未重燃其信念认为她能够像以前一样战胜白血病活下来。只有一句话，轻轻的一声：“你知道那些日记本在哪里的。”至于她想让我怎么处置它们，她只字未提。

我说不准，但我愿意相信，若全凭我裁断，我会等好久以后才出版日记，或者根本就不会出版。有几次我甚至想将它们付之一炬。不过那纯属妄想。事实上，无论如何，这些有形的日记本并不属于我。家母健在时，就把她的文件卖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图书馆，协议规定，她一旦辞世，那些日记就得和她的文件、书稿一道运过去——如今也确实运过去了。既然家母签署的合同并未就使用作任何重大意义上的限制，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情势已经替我做好了决定。我如果自己不筹划出版，别人也会做这件事。看来最好还是迎上前去。

我仍然心存疑惧。说这些日记揭示了自我，那实在是太轻描淡写。我最终决定将母亲的许多极为严苛的判语纳入书中。她是个伟大的“评判者”。然而，将她的这一特质暴露出来——而这些日记真是充满了“暴露”——就难免相当于邀请读者来评判她。做这件事，最叫人进退维谷的问题之一就是，至少在家母晚年，不管从哪方面看她都不是个乐意袒露自己的人。尤其，关于她的同性恋问题，关于她是否承认自己的雄心的问题，她都尽一切可能，在不否认的基础上避开任何形式的讨论。所以，我的决定当然侵犯了她的隐私。对此，再也没有比这更公正的描述了。

……

这让我的忧伤无以言表。家母年少时曾去过希腊。在那里，她在南方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一个圆形剧场里看过一出《美狄亚》。那次经历让她深为动容，因为就在美狄亚准备杀掉自己的孩子时，观众席上有好多人嚷起来：“别，别这么干，美狄亚！”“这些人压根儿就不觉得自己在看一部艺术作品，”她多次对我讲，“那都是真的！”

这些日记也是真的。我一边读，一边体会着与50年代中期的希腊观众们相差无几的焦虑。我想大声喊，“别那么干”或者“别对自己如此苛刻！”或者“自我感觉别这么好”或者“对她防着点，她不爱你”。但是，当然，我为时已晚：戏已演罢，主角已离场，而其他角色，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也走了。

留下的是痛苦与雄心。这些日记就游移在两者之间。母亲会乐意让它们面世吗？再说一次，我决定不仅允许其出版，而且由我自己担任编辑，是基于务实的考虑，即便日记里包含了让我痛苦的内容，还有许多我宁可不知道，而且也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东西。

我确切知道的是，作为一名读者和作者，家母热爱日记和书信——越私密越好。所以，或许，作家苏珊·桑塔格会同意我的做法。至少，我希望如此。

黄昱宁 译

2008年12月，在桑塔格去世四年后，由她儿子戴维·里夫亲自整理的三卷本桑塔格日记首卷《重生》出版，再次引起世人对她的热切关注。

从桑塔格的小说和评论中，我们看到了她作为小说家的敏感和评论家的犀利；从她参与的社会活动和发表的言论中，我们又见识了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在《重生》出版前，我们无缘一窥日记里的桑塔格。目前的几本有关传记有的是评传，有的是一般的传记。戴维2009年2月底来南京看我时说，在生平方面，这些传记均有其不尽可靠之处，他因此在考虑正式授权《桑塔格传》的撰写。我问过戴维他妈妈是否写有自传，他说没有。我们知道，研究一个作家的创作，总是离不开对其生平事迹的了解。桑塔格在写作前有些什么准备？她如何看待写作？她在写作中着力表现的主题与她本人的生活经历是否有关系？如果有，又是怎样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现在，戴维编辑出版了桑塔格的日记，而首卷的时间跨度从1947至1963年，正是桑塔格从一个14岁的花季少女成长为一个三十而立的青年作家所走过的历程，从而部分地回答了“桑塔格何以为桑塔格”的问题。

大约在她4岁那年，一次在公园里，她的保姆就跟别人讲苏珊这孩子弦绷得很紧。她心想，这倒是很有趣的说法。我的弦绷得很紧吗？《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里的这个细节是否真实，不得而知。笔者在翻译这本传记时，心想这是不是咱们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不过，如果把这个细节与《重生》联系起来看，桑塔格的保姆说得倒大致不错。概括地说，桑塔格的弦一直都绷得紧紧的，体现在这段时间她的性取向、家庭生活、自我审视，以及学业、事业诸多方面。

尽管桑塔格和肖像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的同性恋情在圈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她本人却从未在公开场合谈论过自己的性取向。现在，我们在她的日记里看到，其实她在少女时代就开始强烈地为自己的性取向而焦虑了。在1948年12月25日的日记里，她说她感觉自己有同性恋倾向，因此感到不安，她说“我是多么不愿意写这个啊”。这一年她才15岁。翌年2月，16岁的桑塔格就读于加州伯克利分校。尽管桑塔格人很聪明，在中学就连跳几级，但她入学后仍然发奋读书。可同时她也开始关注《夜林》等同性恋书刊，结识同性恋伙伴。改变她情感生活的是日记里的H，也即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哈丽雅特。大一新生桑塔格白天用功读书，晚上则随H在旧金山泡同性恋酒吧，并第一次和她发生同性关系：“我可能还是喝醉了；H开始和我做爱时，感觉那么美妙……我们上床前已经4：00了——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就在我完全意识到我要她时，她也知道了……”这是1949年5月底桑塔格的一则日记里记录的癫狂体验。桑塔格追求着同性爱欲给她带来的享受。她日后到牛津和巴黎，又和H联系上，可H经常把她独自撂在房间，自己出去。和她在一起，桑塔格感到快乐，但更多的是感到痛苦，因为她偷看H的日记时，发现H根本不喜欢她，之所以还和她在一起，是因为暂时没有更好的性伴侣而已。此后，H又把她自己的恋人，即日记中的I.介绍给桑塔格。桑塔格的这个新女友即玛丽亚·艾琳·福恩斯，《恩主》就是献给她的。同性恋让桑塔格很兴奋，也很痛苦。她说她期待快乐，她要发现快乐，拒绝痛苦；她发现到处都是快乐，她准备全身投入其中：“从此一切重新开始——我重生了。”

……

桑塔格2004年底去世以后，戴维悲痛之余，和她生前的助手与好友一起默默地做了许多事情。先是2007年创建了美国桑塔格基金会，设立桑塔格文学翻译奖，出版桑塔格的最后一部文集《同时》（2007）；然后撰写了记录桑塔格（当然也包括他本人）在她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与病魔抗争的《死海搏击》（2008）。接着，经过几年的犹豫，他又着手编辑桑塔格的日记。由于桑塔格生前已经将其所有的文档都卖给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不出，也早晚有人出。尽管作为儿子出版这样的私密日记要承担许多“文学风险和道德负担”，而且在相当的程度上侵犯了妈妈的隐私，因为第一，桑塔格的日记从少女时代一直记到差不多生命的最后几年，留下了近百本日记、笔记本，但从未发表过哪怕是一行字；第二，尽管身边的人都知道她有记日记的习惯，她却从未像有些人那样在朋友面前念过。戴维说，尽管日记里有他不想看到也不想让别人看到的内容，但是，想到他妈妈作为读者和作家，就很喜欢看名人的书信和日记，而且越私密越好，那么，也许作为作家的桑塔格会赞同他出版她的日记的。无论如何，我们感谢桑塔格和她儿子，因为了解和研究一个作家，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要顾及“全人”，而结合她的小说和评论作品，来见见日记里这个为了情感满足和写作成功而让自己的弦一直都绷得很紧、从来都不肯放松的桑塔格，想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姚君伟

2012年夏于南京月光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