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前哨圣母塔上的嘹望员发出信号，示意法老号三桅船到了；它从士麦那出发，经过的里雅斯特、那不勒斯而来。
如同往常一样，一个海岸领港员立即跳上小船，从港口出发，擦过伊夫堡，在莫尔季翁海角和里翁岛之间登上三桅船。
也同往常一样，圣让要塞的平台上立即聚满了看热闹的人，因为在马赛，—艘大船抵港总是一件大事，尤其是像法老号这样一条在弗凯亚人的古城的造船厂建造和装备的船，船主又是本地人。
这时，法老号已顺利地越过卡拉萨雷涅岛和雅罗斯岛之间由某次火山爆发形成的海峡，并且绕过了波梅格岛，继续向前行驶。它借助三张主桅帆、一张大三角帆和一张后桅帆，渐渐驶近，不过速度缓慢，显得无精打采的样子，以致看热闹的人们本能地预感到有某种不幸的事情，纷纷打听船上会发生什么意外。不过，海上行家一眼便能看出，假如果真发生了什么不测事故，也决不是海船本身出了故障；因为从各方面来看，大船被操纵得稳稳当当，并无任何偏差：大锚正准备抛下，艏斜桅的支索已经脱钩；领港员正把法老号引向马赛港的狭窄通道。站在他身旁的是一个年轻人，目光炯炯有神，动作敏捷，他密切注视着船的每一个运行动作，重复着领港员的每—个指令。
人群里隐隐约约弥漫着一种不安情绪，站在圣让嘹望台上的一位观者尤为焦虑，他不等海船进港，便跳上一只小艇，下令向法老号划去，在雷瑟夫湾的对面靠上了大船。
年轻水手看见这个人来到，便离开了领港员身旁的岗位，脱下帽子，拿在手里，走上前去倚在船舷上。
这个年轻人看上去有十八九岁的样子，身材颀长而强健，长着一对漂亮的黑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他身上具有一种沉静而坚毅的气质，这是从小就习惯于同风险搏斗的人所特有的。
“啊！是您，唐泰斯！”小艇上的人大声说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您的船上显得那么死气沉沉？”
“真是太不幸了，莫雷尔先生！”年轻人答道，“太不幸了，尤其是对我：在船驶到奇维塔韦基亚附近时，我们失去了好心的勒克莱尔船长。”
“那么货物呢？”船主急忙问道。
“货物完好无损，平安抵港，莫雷尔先生，我想这方面您会满意的，不过可冷的勒克莱尔船长……”
“他出了什么事？”船主问道，神情明显轻松多了，“嗯，这位好心的船长究竟出了什么事？”
“他死了。”
“掉进海里了？”
“不是的，先生；他得脑膜炎死了，临终时痛苦极了。”
说完，他转身面向手下的人。 “嗨！”他说道，“各就各位，准备抛锚！”
船员马上照他的吩咐行动起来。霎时间，船上总共八到十名水手迅速分散，有的去船的下后角帆索处，有的去转桁帆索处，有的去吊索处，有的去三角帆帆索处，还有的去主桅帆索处。
年轻的海员不很经意地用目光扫视了一下，看见大伙都已开始干活，命令正在执行，便又转回到那人身边。
“这件不幸的事是怎么发生的？”船主又提起那个被年轻船员中断了的话题，继续问道。
“天啊，先生，完全出乎意料！勒克莱尔船长与那不勒斯港的总管交谈了好久，离开时情绪非常激动；二十四小时后，他开始发高烧，三天后就死了……
“我们按惯例为他举行了海葬仪式，把他平放在一张吊床上，端端正正地裹好，在他的头、脚处各系上一只三十六磅重的铁球，在埃尔季利奥岛附近把他海葬了。我们带回了他的十字荣誉勋章和他的剑，准备交给他的遗孀。他这一生也值得了，”年轻人露出一丝苦笑说道，“他在英国打了十年仗，最后还能和大家一样躺在床上离开人世。”
“噢！有什么办法呢，爱德蒙先生，”船主接着说道，他显得愈来愈宽慰了，“人总有一死，年老的人总得让位给年轻的人，否则，就没有升迁的机会了；既然您向我保证货物……”
“完好无损，莫雷尔先生，我向您担保。这次航行，我想您可以预计赚进两万五千法郎以上。”
这时，年轻船员见船已经驶过圆塔，便大声喊道：
“准备收主桅帆、三角帆和后桅帆！”
如同在战舰上一般，他的命令迅速被执行了。
“全船下帆，收帆！”
在他最后一道命令下达后，所有的帆都降落下来，海船只是凭借自身的冲力在滑行，几乎感觉不到是在前进了。
“现在，莫雷尔先生，您想上来就请吧，”唐泰斯看见船主有些不耐烦，便说道，“那位是您的会计员唐格拉尔先生，他从船舱走出来了，您想问什么，他都能回答您。我么，我得照应抛锚，并给船挂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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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文学史上有两位著名的仲马：一位是本书和《三个火枪手》的作者大仲马（1802-1870）。同欧仁·苏一样，大仲马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潮流中另一个类型的杰出作家，他在当时报刊连载通俗小说的高潮中，用浪漫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创作了故事生动、情节曲折、处处引人人胜的长篇小说，把这种文学体裁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新境界。另一位是《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马（1824-1895），他是法国戏剧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期间的重要作家；他是大仲马的私生子，当他把小说《茶花女》改编成剧本首演成功时，曾电告其父：“就像当初我看到你的一部作品首演时获得的成功一样。”大仲马回电道：“亲爱的孩子，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
这里且说大仲马。一八〇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大仲马诞生于法国北部的维莱一科特雷镇。他的父亲曾是拿破仑手下的陆军少将，母亲是科特雷镇上一家旅馆的老板的女儿。大仲马才四岁，父亲就离开了人间，因此他在幼年、少年以至青年时代始终生活在穷困之中。大仲马的母亲希望儿子能学得一技之长，节衣缩食为他请了小提琴教师，但他学不下去；后来母亲又要他去神学院就职，他也安不下心来。然而他是个有天赋的孩子，而且有他自己的抱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跟撞球店老板赌输赢，结果赢了九十法郎，他把这笔钱用作到巴黎去的旅费，开始了他的新生涯。到巴黎以后，他凭借父亲的人事关系，在奥尔良公爵的私人秘书处寻到了个抄抄写写的差事。与此同时，他狂吞乱咽般地大量读书，广泛涉猎了文学、历史、哲学和自然科学等知识领域，为日后的多产创作奠定了基础。看了伦敦的剧团在巴黎演出的莎士比亚戏剧以后，他激动不已地感到“精神上受到强烈的震动”。他花了五个星期写出了第一个剧本《克里斯蒂娜》，而且得到了内行人的好评。但由于一个演惯了古典主义剧目的名演员的阻挠，剧本未能如期上演。现在我们熟知的《亨利三世及其宫廷》，是大仲马写的第二个剧本。这个剧本之所以负有盛名，一则由于作品充分显示了作者卓越的才华，二则由于它是法国第一部突破古典主义传统的浪漫主义戏剧。经过很有戏剧性的一番周折以后，这个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剧本终于在古典主义固守的堡垒——法兰西剧院上演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它上演的时间，比雨果的《欧那尼》还早一年，不仅开创了历史剧这个新的文学领域，而且体现了一些浪漫主义戏剧的创作原则，这正是大仲马在法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功绩。
一八三〇年七月，大仲马投入了推翻波旁王朝的战斗，不仅参加巷战，而且独自把三千五百公斤炸药从尚松运到巴黎，奥尔良公爵接见了他。前者不久成了国王，但并未采纳他的建议，还嘲笑他道：“把政治这个行当留给国王和部长们吧，你是一个诗人，还是去做你的诗吧！”后来他参加了以共和观点著称的炮兵部队，并在历史剧《拿破仑·波拿巴》的序言中公开了他与国王的分歧。这下他就闯下了大祸，因此被指控为共和主义者，于是被逼经常到瑞士、意大利等地去旅行，看来他不光是到国外去游山玩水，其中也还有着“避风头”的苦衷。但他毕竟是带着戏剧家的心和眼睛踏上旅途的，一路上难免会有意识地观察风俗人情，收集奇闻轶事，甚至深更半夜也会到教堂里去听故事。凡此都在有意无意之间为日后的小说创作作了充分的准备。
三十年代初，法国报刊大量增加，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往往开辟文学专栏，连载的通俗小说便应运而生。大仲马是喜欢司各特的。他仔细钻研了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及其特色后，便运用自己编织故事的神妙技巧和丰富充沛的想象力，从历史上取材，写了不少通俗而引人人胜的长篇小说，在报刊上连载，成为当时法国首屈一指的通俗小说专栏作家。一八四四年，（（三个火枪手》的巨大成功，已为他奠定了历史小说家的声誉；一八四五年秋开始在《辨论报》上连载的《基督山伯爵》又轰动了整个巴黎。稿费源源而来，他这时真可以说得上是富埒王侯了。一八四八年，他竟然耗资几十万法郎建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府邸，并把它命名为“基督山城堡”。
大仲马巨大的工作热情和毅力，超乎常人的充沛精力，也许同他祖传的优异体质不无关系。他热爱写作，而且写作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文思如涌，一泻千里。大仲马成名后，在创作过程中经常有一些合作者，他们有的为大仲马查找文献资料，有的向大仲马提供故事的雏形，有的甚至与大仲马共同执笔，参与初稿的写作，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形下，主骨和灵魂总是大仲马。在这一点上，一直有人对大仲马颇多微词，讥讽他是“写作工厂”的老板。但大仲马是很坦然的，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莎士比亚也是借用了别人作品的主题进行创作的，难道他就不是伟大的作家了吗？瞧我的这只手吧，这就是我的工厂。”
大仲马生性落拓不羁，爱开玩笑，他的一生也像他的作品一样充满着传奇色彩。譬如说，有一回他在俄国旅行时，有个年轻人要求做他的仆役。大仲马不仅一口应允，而且还写了一份由他签署的“护照”给他，并附了张纸条，申明这个年轻人沿途的一应花销都可将账单径寄巴黎，由他付账。结果，这个年轻人果然一路通行无阻地到了巴黎。
还有一次，大仲马到西班牙去旅行，一个海关职员要检查他的行李。这时，旁边不知是谁说了句：“你要检查大仲马先生的行李？”那个职员一听，忙不迭地赶快放行，一边嘴里还喃喃地说：“原来是三剑客先生！”得知大仲马来访，西班牙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人们像迎接凯旋归来的英雄般地欢迎他。面对这动人的情景，就连一直对父亲耿耿于怀的小仲马也觉得这次随父亲去西班牙是“不虚此行”。
大仲马虽然天生有强健的体魄，但由于长年超负荷工作，再加上生活放荡，他的精力消耗太大，所以到一八六七年，他就经常头晕目眩，无力再从事文学创作。一八七O年十二月，大仲马卧床不起，五日晚上，他死在女儿的怀里，时年六十八岁。维克多·雨果得知噩耗后，说了下面这段话：‘他就像夏天的雷阵雨那样爽快，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他是浓云，是雷鸣，是闪电，但他从未伤害过任何人。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像大旱中的甘霖那般温和，为人宽厚。”
……
福楼拜呢，他的父亲有个学生，是个乡村医生。医生的美貌的妻子有了外遇，结果把丈夫弄得倾家荡产，她自己也服毒自尽。福楼拜决定把这个普通的桃色事件写成一部充满人情味的小说。从一八五二年起，他花了约四年时间写成了《包法利夫人》。作者用他那支细腻而犀利的笔，刻意写出了社会是怎样把一个热情、浪漫的农村姑娘一步步地推向绝境，最后把她吞噬掉的。他满怀激情地说过：“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作为一个严格得近于苛刻的文体学家，他要求自己笔下的文字要像音乐那样抑扬顿挫，因此他的写作实在是一种惨淡经营的艰苦劳动。
司汤达也好，雨果也好，福楼拜也好，他们当然也都要写故事。故事是一部小说的骨架，或者按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的说法，是小说共有的“最大公约数”。如果故事的情节引人，角色动人，就能抓住读者的兴趣，攫住他们的心。然而我们可以看出，编情节写故事，决非他们创作的最终目的。他们只是把故事和情节作为一种载体，一种手段，他们的目的是要说明一个社会现象，反映一个社会侧面，揭示一个社会问题，他们有着一种更崇高的使命感，因此他们的作品就其广度、深度，特别是就其典型意义而言，跟单纯以情节取胜的通俗小说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他们笔下的于连、让·瓦勒让和包法利夫人，达到了通过特殊的个体去显现它的—般意蕴的境界，因此他们都是反映现实生活本质的艺术形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大仲马笔下的唐泰斯，却毕竟是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不够真实的形象。
形象的表现手法，是和作家的气质、趣味、个性以及感受生活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大仲马笔下的唐泰斯，一旦拥有基督山岛上的财富，仿佛顿时就变成了一个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超人”，似乎整个社会都在围着他转。这固然也有它揭示人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现象的积极意义的一面，但也从另一面反映了大仲马本人的“拜金主义”的思想观念。与他同时代的巴尔扎克，以他犀利的笔，写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罪恶，而在大仲马的笔下，却时时透露出金钱可爱、金钱万能的观念。
大仲马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过：“在文学上我不承认什么体系，也不属于什么学派，更不对什么旗帜，娱乐和趣味，这就是唯一的原则。”他之所以在文学史上不能得到更高的地位，归根结底恐怕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五
最后，我们想谈谈这个译本的名字。
在我国，本书一向以《基度山伯爵》或《基度山恩仇记》的中文书名广为流传。这次我们把书名改译为《基督山伯爵》，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首先，原书名中的Monte-Cristo，本来是意大利的—座位于厄尔巴岛西南四十公里处的多山小岛的名称，它在意大利文中的意思是。基督山”。其次，纵观全书，主人公唐泰斯是靠了基督山岛上的宝藏才得以实现他报恩复仇的夙愿的，他在越狱后用这个岛名作为自己的名字，也正隐含了基督假他之手在人间扬善惩恶的意思。因此，我们斟酌再三，最后还是把译名定为《基督山伯爵》。
本书的第一章到第五十五章由韩沪麟译出，第五十六章到第一一七章由周克希译出。
译者
一九九一年九月
大仲马著的《基督山伯爵（上下）》讲述的是法老号大副唐泰斯年轻有为，却因此遭人嫉恨，被陷害入狱。机缘巧合之下，他结识了法里亚神甫，并得到一大笔宝藏，成为巨富。之后，唐泰斯化名为基督山伯爵，经过精心策划，报答了恩人，惩罚了仇人。
本书充满浪漫的传奇色彩，章章奇特新颖，引人入胜。
大仲马著的《基督山伯爵（上下）》描写的是法国波旁王朝时期发生的一个报恩复仇的故事。法老号船的年轻大副唐戴斯受船长临终之托为拿破仑党人送一封信，遭两个卑鄙小人和阴险检察官维尔福的陷害，被关入死牢。剥夺了本该属于他的美好阳光、爱情和前程。十八年后，他带着狱友法里亚教士临死前告诉他的秘密，越狱逃生，找到法里亚藏匿的宝藏后成为巨富，从此他化名基督山伯爵。经过精心策划，他报答了恩人，惩罚了三个想置他于死地的仇人，并向恩人报了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