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小说基地”午夜出版社推出的“新新小说”、“极少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图森的创作被“新小说之父”罗伯·格里耶称为“叙事体的抽象画艺术”。

让-菲利普·图森对自己的创作标准在不断发生着改变，并在一些作品里面追求一种诗意的美感和能量的冲击。《足球》便是他的一部作品。

让-菲利普·图森的《足球》，正如他在开篇所言明的：“这是一本既不会让知识分子开心，他们对足球不感兴趣，也不会让足球业余爱好者开心，他们觉得足球太知识化。”

他从自己幼年开始回溯，关于足球的记忆，在2002年世界杯的日本-比利时比赛则是这样的记中特别激动人心的事件。通过足球，图森将他的旅行、他对时间的追寻连接起来，就像他在开篇同样提到的那样：“但我还是必须来写它，我可不愿扯断依然把我跟世界连在一起的那根纤纤细线。”

正文

1998

故事开始于1998年，这个日期突然让我觉得已然颇为遥远，埋没在了往昔中，沉重地积淀在了早已终结的20世纪中，对未来几代人来说，那已是另一段故去的时光了。这个1998，是个万般奇怪的数字，这个1，还有这个9，在我们当代人的眼中似乎早已过期，仿佛这个日期，1998，虽然离我们如此近，虽然与我们如此密切相连，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我们的肌肤，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拥吻，我们的苦难，却倒霉地咬住了上一世纪的边沿，并且不经意问一脚踩入了往昔中。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但我们受到了这一往昔的牵连，尽管我们想与之拉开距离。我们本能地知道，当人们在老照片上或档案图像上发现往昔时，这一往昔总是有稍稍笨拙的一面，呆僵，令人怜悯，甚至好笑，而现在——它本不是什么别的，只是它的提前而已——它，却是严肃的，可靠的，值得尊重。但是，正是在1998年，才开始的这段故事，让，我的儿子，那年九岁，安娜，我的女儿，才四岁。正是在这1998年，非常精确地说，是1998年的六月10日，生命中第一次，我前往一个体育场，去看足球世界杯的一场比赛。随后那几届世界杯的日期——2002，2006，2010，2014——可以说都是1998那个日期的同义词，但它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同形异义词，因为它们摆脱了怪异而又废弃的这个1和这个9的凋萎，而那两个陈旧的烙印，就像米莱迪·德·温特肩上的百合花，不可撤销地把它们镌刻在了往昔中。是的，1998是一个过时的日期，一个糟老的日期，一个恰如在我某部小说中使用过的表达法“未死却已过期”的日期。一个那样的日期，“时间很快就将用其铜锈古色来覆盖它，如同隐藏在体内的一种腐蚀性毒素，它自身中已经带有自身的模糊化以及最终在更为宽阔的时间流动中彻底抹除的萌芽”。

赞叹

足球，照莱奥纳多·达·芬奇的说法，如同绘画，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它在想象中得到衡量和看重。足球所激起的赞叹的本质，来自于它在我们内心中孕育出的对胜利和全能的幻觉。闭上眼睛，无论我在什么年纪，也无论我的身体条件如何，我都是明星前锋，踢进了制胜的一球，或者，我是在慢镜中腾空跃起的门将，扑下关键的一球。我，一个孩子，赢得了令人惊诧万分的进球(在我的内心深处，是的，没错)。于是乎，在我父母空荡荡的客厅中，我高高举起双臂，欢呼的不仅是礼仪与庆典，而且还是我刚刚踢进的那个球本身。那是庆贺，庆祝，双膝跪倒在草坪上，队友们把我团团围住，抱紧我，为我敷圣油。向我奉香，我享受得最多，为我带来欢乐的，不是那行为本身，而是我自恋式的胜利，这并不是说，有朝一日它就会成为一个事实，有朝一日，我自己，我就能够用脚奇妙无比地控制一只球，带着冷静，带着镇定，带着灵巧，在一个真正的球场上，一片真正的草坪上，面对真正的对手，以二十五米远的一记劲射，冲破一位门将在风中虚张声势的招式，把球送进对方球门的柱框之内。的确，这形象十分地诱人，但我在生命里还有别的抱负，而不仅仅只是双脚灵敏。我，也许更期待手上灵敏，而且不仅在技艺方面。现实几乎总是令人失望的，它不会饶过你。十三岁时，它就结束了，我的球员生涯就完结了。我最后的光荣梦想发生在1970年春天，那是在布鲁塞尔，在儒勒一勒热讷街的公寓中。我父母刚刚告诉我，我们要去巴黎安家了，我忧伤地瞧着分隔开餐室和客厅的一直都被我想象成球门的那个门框，同时心中编写着我足球荣耀的最后剧本。一个阶段结束了。对我来说，眼下的现实就是巴黎那段陌生的未来，1970年的开学季节，我会进入迈松一拉菲克的一所中学，作为一个四年级的寄宿生。这将是一次移植，这将是儿童时代、幸福时光和布鲁塞尔生活的终结。我最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去不复返。童年永远让位给青年，还有生活，在现实中，它是不会妥协让步的，足球再怎么圆，也是不顺从的，奇异的，它抵抗我们，忤逆我们，背叛我们，侮辱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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