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子、谷行主编的《北大往事(修订典藏版)》精选北大70、80、90年代富有才华与个性的师生关于北大生活的精彩文章49篇,通过对幽微往事的追寻,试图探索北大人丰饶鲜活的内心图谱。
本书曾于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际推出首版,大受欢迎,洛阳纸贵,被誉为民间书写北大故事的代表性作品。此后一版再版。此次再版,以2008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北大往事(珍藏版)》为底,新增数篇文章,构成更为精彩完整的版本,并与《北大读本》《北大百年新诗》一起作为“北大典藏”系列同时推出,共同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北大图谱,以献礼北大建校120周年。
橡子、谷行主编的《北大往事(修订典藏版)》的独特性在于,作者不是一般性地谈论一所声名显赫的大学,而是深入到个人经历的矿脉之中,去寻找最珍贵的化石。
因其鲜明的个人性,《北大往事》展示了一幅幅撼人心魄的画卷:既有对伟大事件的目击,也有对一己之私的挖掘;既有对精神世界的穷根究底,也有对儿女之情的沉吟回味。
在此,沉静者讲述了他们的骚动,世故者目击了自己的死亡。
北大杂忆
岑献青
1977年,全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年底考试,第二年2月就入学。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在以一种迫不及待的速度重新开始。而北京大学,也像个来不及洒扫庭除的主人,匆匆忙忙地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批新生。校园里满目都是那场革命遗留下来的痕迹,标语纸、大字报纸还在寒风中哆哆嗦嗦地抖动。
学生宿舍也没有调整好,32楼是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宿舍,同时也是办公室所在地,办公室占了二层,一、三层是男生宿舍,女生则住在四层。
到北大后没几天,就下了一场雪。雪不大,但飘飘洒洒的,很令我这个来自边地的广西人惊讶和感动。于是我拎起热水瓶,告诉同屋的同学说:“我要下楼打水去了。”
其实是想去看雪。
直到二十年后,同学们聚在一起时,还有人拿这事当笑话说。
那个时候,我的样子一定像个村姑。
实际上,我想看的何止是雪?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我所看到的,又何止是雪?
多少年来,常常有一个晨曦中的背影在我的记忆中浮现。那是我们宿舍的一个女生,她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悄悄地搬了一张凳子,在楼道的窗下读书,不只是读外语,还读别的教科书,甚至把一些枯燥无味的史料也背得滚瓜烂熟。有一次我们去军事博物馆参观,她居然把“四渡赤水”讲得明明白白,像是她自己渡了四次赤水似的,让我惊讶不已。
实际上,这样的背影在当时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论是早晨还是黄昏,这样的背影都会出现在未名湖边的石堤上、图书馆前的草坪里、教学楼旁的迎春花树下、山坡树林的石砌曲径中……
这样读书的学生,大约也是北大校史上最特别的一届了,年纪最大的与年纪最小的同学几乎是两代人,不少人已经当了父母,有的人孩子已经上了小学。当历史给了他们一个进入北大的机会时,一种生命的紧迫感便骤然而至,于是所有的人都在匆匆地赶往教室,匆匆地赶往图书馆,排着长长的队伍买中外名著,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看重新放映的中外电影……就像海绵吸水似的,人们拼命地读书,如饥似渴。
老师们也都恨不得把他们的知识在一夜间就都教给我们,每一堂课的内容都安排得满满当当,还开了许多新的专题讲座。我们真算得上是有福分的学生。在读本科时,有幸拜访过当年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杨晦先生,聆听过吴组缃、林庚、周祖谟、阴法鲁、陈贻焮等等老先生的课。而在当时还算得上“中年教师”的金开诚、袁行霈、吕乃岩、费振刚、何九盈、孙玉石、谢冕、乐黛云、周强、周先慎等先生,不仅给我们讲课,还常常在课余时到我们的宿舍来给同学们解疑或是和同学们聊天。我们也经常请老师们参加班里的各种活动,或者在课余三个五个地结伴上老师家请教。与老师们谈话的内容非常广泛,古今中外,海阔天空。
那样的谈话真是一种享受,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文化的浸濡,一种心灵的沟通,一种精神的传递。师生间有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和谐融洽的关系。
袁行霈先生曾经很动情地说:“我真喜欢给你们上课,当我站在讲台上时,我觉得我就像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凡是在我觉得应该有反应的地方,你们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在我们毕业十五年后,孙玉石先生为我们班郭小聪的书《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他们为了吸吮人类知识宝库为他们提供的一切古老的和新鲜的营养,天天钻图书馆,购买和传阅每一本新出的书,讨论和争吵一些学术问题,为了听课,尽旱地等在教室门口,抢位子,为此甚至挤碎了门玻璃;他们默默地在拥挤的宿舍里,在图书馆中,勤奋地爬格子,匆忙地涂写,各自做着人生前行的美丽的梦。作为那时给他们上课的教师,我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讲授者和接受者之间所共同拥有的那一份共鸣的快乐。P3-5
二十年前,我正处于生命中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刚从漫长的精神困境中爬出来,并暂时放弃了无望的诗歌写作,整个人充满了活力却又无所事事。我和一帮大学同学经常厮混在小南庄一带,在小饭馆里喝酒,在地下室谈笑风生,沉浸在往事中而不可自拔。后来,我在小说里把那段时期命名为“小南庄狂欢”。
正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和余世存、文钊等人聊到了即将到来的北大百年校庆。想到自己毕业后无所事事,想到梦想破灭而热望犹在,很渴望做点什么来纪念自己的青春,编一本书的念头自然就冒了出来。约稿提纲很快就拟好了,并通过同学们散了出去。回忆起来,我在提纲里好像只提了很少的要求,比如放弃宏大叙事、减少不必要的抒情。但现在想来,这些要求恰好让《北大往事》避免了众所周知的语言俗套和叙事陷阱。
1998年2月,我们在北大南门外的风入松书店开了一个很隆重的首发式。季羡林先生作为编辑顾问,亲临了现场,谢冕先生等一众师长也都前来捧场。虽然我已经想不起当时的具体情景,但那种弥漫着独特精神魅力的氛围,仍然留存在记忆里。后来我虽然不断出入各种聚会场所,却很少再有那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感受。北大人的精神密码,也许确实是存在的。
《北大往事》很快就成了当时最热门的畅销书。因为出版社没有料到如此火爆,书市上一度出现了断货现象。现在想来,这本书之所以受到追捧,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它提供了一种充满意趣的民间叙事,很多习见的“大词”都被我们摒弃在外,很多肤浅和浮夸的抒情都被删除,而它所讲述的很多真实故事,如同现在所谓的“段子”那样令人忍俊不禁。二是在比较切近的时间视野中,第一次开始了对“80年代”的大规模歌唱,为人们展现了一个刚刚消逝,却又似乎无比遥远而陌生的精神年代。现在的人们,仍然能够从《北大往事》中找到一把秘钥,通过它,你不仅可以打开那个激越而辉煌的时代,甚至还能够为当下的许多精神和文化现象提供解释。《北大往事》不是一本成于二十年前的旧书,它始终是一本新书。它的第三次再版,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从没有试图在北大的讲述史中树立路标。只是因为我们爱它,想在特殊的日子里给它一朵野花。但我们没想到的是,这朵野花以自己的方式成了路标。
北大对于每一个北大人,都是一个系得很牢的结,要解开或者遗忘这个结,得付出极大的心力。编《北大往事》这本书,可以看作“解结”的努力之一种。当然,这其中还有自豪感或日虚荣心在起作用。我们时常意识到自己的“出身”,时常意识到自己曾经生活在80年代的北大,在那里,我们开始有了真正的困惑,也因之开始了真正的独立思考。
推动我们编这本书的绝不仅仅是爱和怀念。我们想找回一种气息,或者说,我们想重归冲刷过我们身体的那条河。在往事的河流里,我们能看到自己曾经是沙,曾经是金,曾经是波光浪影里的一星泡沫。在已经过往的日子里能找到自我的源流。
和我们的愿望相比,我们的工作显得仓促而粗疏。首先,要找到有话可说、有话能说的北大人已非易事,即便找到了,也有人因为暂时的失语或永久的繁忙而无法赐稿。在一些我们认为很有价值的人选身上,我们下了很大功夫,但是效果并非总是很理想。
好在我们一开始就并不想编一本“有头有脸”的书,我们需要的是真实、具体乃至琐碎。我们不想被湿淋淋的抒情淹没,不想被空泛的赞美塞个满怀,我们相信陈谷子烂芝麻中隐藏有神圣,这一点。一再在收到的稿件中得到证实。在读这些文章时,我们时常邂逅“个别的北大”。那种尖锐的感觉令人颤栗。
出于对“光荣”的某种回避,以及由于编者把握能力的局限,我们把关注的时段限定在1977年一1997年。我们认为,这段时间的密度和重量可以与20世纪10至20年代一段时期相比。在“1977”和“1997”之间,时间的种种姿态是值得人们长久回味的。书中篇章页各年代下所附诗句分别出自塞菲里斯、米沃什和博尔赫斯,这一点明眼人想必已经发现。
本书自1998年2月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版,反响空前,盗版无数;经过第二轮征集,我们在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北大往事(二)》(2001年9月)。2008年5月,以首版《北大往事》的文章为主,增选《北大往事(二)》部分精彩文章,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北大往事(珍藏版)》。此次再版,以2008年新世界版为底,新增了李大兴《一九八○年的北京大学》、于慈江《燕园初恋》、洛兵《北大片段》等文章,构成更为精彩完整的版本,与《北大读本》《北大百年新诗》一起作为“北大典藏”系列同时推出,以献礼北大一百二十周年。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那些有缘看到这本书的人——因为你们的存在,我们才有勇气去做我们做不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