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雄著的这本《徽州八记(精)》介绍了，琅琊山、凌家滩、石牌、大通、小岗村、淠史杭、科学岛、花戏楼……多姿多彩的安徽山川风貌、人文景观，被斯雄先生以哲人之思和诗性文字揽入《徽州八记》之中，行文辞丰意雄，既饱满深情，又饶有趣味，是一部思接古今的“安徽传”。

斯雄著的这本《徽州八记》为游记散文集，立足琅琊山、凌家滩、花戏楼等安徽八景，以独特视角，用准确凝练、富有美感的语言，穿透历史烟尘，于山川地理、民风民俗、历史遗址、自然风物、现实人文中展现安徽独具特色的人文底蕴和厚重历史承载。书中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历史与现实结合，写实与抒情并重，具有厚重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自序：心游万仞的乐与趣

琅琊山记

凌家滩记

石牌记

大通记

小岗村记

淠史杭治水记

科学岛记

花戏楼记

后记

琅琊山记

环滁皆山。山者，琅琊山也。

琅琊山处滁州城西南，属淮阳山地的东延余脉。东晋之前本无名，当地人统称其“摩陀岭”。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因避乱“驻跸”于此，后司马睿成东晋元帝，此地借帝王之光，沾染上灵气。

至唐代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在此兴建宝应寺(即今日之琅琊寺)，将此山改名“琅琊山”。

琅琊山有大小丰山等七十二座山头，总面积一百一十五平方公里。山不高，最高的花山，海拔亦不过三百三十一米。境内茂林幽洞密布，碧湖流泉成网，动植物品种丰富，四季景观迥异。只可惜，很长时间并未引来人们格外的垂青与眷顾。

“滁之山水得欧公之文而愈光”，所谓“欧公之文”，乃北宋欧阳修之《醉翁亭记》也。

欧公于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由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任上被贬谪到滁州任知州。第二年夏，于琅琊山丰山脚下幽谷中发现一眼泉水，“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亭取名为“丰乐亭”，并撰文《丰乐亭记》。同年，与丰乐亭一山之隔处，琅琊山开化禅寺的住持僧智仙为欧阳修建醉翁亭。欧公常与同僚到此游乐饮酒，兼办公务，作《醉翁亭记》以记之。

“两记”的问世，轰动一时。特别是《醉翁亭记》，文字生动，语言精美，既赞琅琊山“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又因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而成千古绝唱，传诵至今。

北宋元祜六年(公元1091年)，苏轼应时任滁州知州王诏邀请书写《醉翁亭记》并刻碑。珠联璧合的“欧文苏字”，使醉翁亭更名扬天下，让琅琊山愈名声大震。

琅琊山并丰乐亭、醉翁亭等，遂成滁州一景。醉翁亭列全国“四大名亭”之首，与丰乐亭一起，成历来探幽访古之士向往的胜迹，并称“姊妹亭”；丰乐亭下的“紫薇泉”，则与醉翁亭的让泉合称为“姊妹泉”。虽经历史沧桑，然屡废屡兴，生生不息。

《醉翁亭记》尽显欧公悠游山水、饮酒作乐的怡然情怀，或有人以为他因受贬守滁，有不问政事之嫌。实不然也。

欧公自号醉翁，表面纵情于诗酒山水之乐，心中想的还是人民社稷。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欧公实乃忠君、忧民的践行者。

老子云：“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欧公深得圣人圣言之精髓，知滁时，行“宽简之策”。欧公日：“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驰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苟急；简者，不为繁碎耳。”亦即施政讲究宽容和简化，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苛刻武断，不繁缛琐碎，不求博取声誉，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朱熹评价他：“公至三五日间，事已十减五六；一两月后，官府阒然如僧舍。”

欧公知滁两年又四个月，时间不长，在琅琊山留下诸多人文遗迹，还有流传千古的不朽诗文；而政声卓著，百姓安居乐业，更给滁人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

欧公后来曾权知开封府，其前任为以威严著称的“铁面老包”包拯，而欧公仍行“宽简之策”，照样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清代有人在开封府衙东西两侧各竖一座牌坊，一边写着“包严”，一边写着“欧宽”。

“宽简之策”乃欧公一生为政的风格，深得民心，与他的不朽诗文一样，代代传颂，以至于今。

当地人说，滁州借欧公之文，不是止于扬名，而是始终在建设、管理和发展上，力求简约，以民为本，“所至民便之”，借欧公之光而愈光。P1-9

自序

心游万仞的乐与趣

独自一人离开北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工作，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老实讲，如何把工作做好，自己并不怎么担心。工作之外。还能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倒是我一路寻思和困惑的。

安徽是个文化底蕴深厚的省份。很快走遍16个地市之后，这个印象更加深刻，常有触动和冲动。

刚开始。因为工作需要，写正风反腐促发展，连续3次去滁州，看了那里的琅琊山、醉翁亭，还有“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写黄梅戏，四下安庆，知道那里有金鸡碑，有石牌镇……整版报道《滁州 两任市委书记落马之后》《黄梅戏 走在窄窄的田埂上》发出之后，总觉得有些不甘心，还有那么多题材素材激荡着我，还有好多思绪情感要表达、要传递。

很长一段时间，为此纠结不已。

忽然有一天，想到了柳宗元，想到了他的《永州八记》——借山冰之题，以文墨自慰，发胸中之意。

“记”，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可以记人记事，记山川名胜，记器物建筑等等，以记述为主而兼有议论、抒情，阐发作者的感情或见解，托物言志。

柳宗元素怀雄心壮志，谪居永州后，回归到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永州偏僻却清新的山水给了柳宗元莫大的慰藉和寄托，于是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写推崇永州山水的游记散文，无不形容尽致，为世人所推崇。

到安徽，我只想做事。假使写一组类似《永州八记》的游记，岂不正合我意？！

那就写“八记”吧。可题目叫什么“八记”，一直拿不定主意。本来可叫《安徽八记》虽然准确，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东西。最终确定叫《徽州八记》，主要是考虑：在一般人特别是外省人心目中，徽州就是安徽的代名词，并不是仅限于古徽州的那一片地域：“徽州”二字，本身就有足够的名气和文气。

安徽自称江淮大地，实际上“不南不北、不东不西”。皖南皖北地域狭长，跨度很大，差异也大；按地理位置可算东部省份，却又常常被归入中部地区，常自嘲“吴首楚尾”，略显尴尬。

多样和多元的特色，赋予安徽多姿多彩的山川风貌。

描摹山水，不是我的初衷，我关注的是景与物背后的人和事，以及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文化与历史。

2017年初，到安徽工作一年多之后，我开始《徽州八记》的写作。

安徽独特的地理环境、秀美宜人的山川风物，以及兴盛一时的中国“三大商帮”之一的徽商，还有广博、深邃的徽文化，让我流连忘返、思绪飞扬、激情满怀。

王夫之说：“于景得景易，于事得景难，于情得景尤难。”

从琅琊山、凌家滩、石牌镇、大通镇到小岗村、淠史杭、科学岛、花戏楼，对我来说，于景得景，客观描写实物的具体形象，并不容易。因为陌生，可能冷眼而独到，却也难免盲人摸象、以偏概全。即使是同一处，也需一而再，再而三地寻访，不断归纳提炼，还要不事雕饰，力求准确凝练，富有美感。

所谓“于事得景难，于情得景尤难”，倒是实情。难就难在，如何切入。

“于事得景”，是要用具体的形象表现具体的事物。琅琊山固然很美，对于自然美，人们也都容易看见。但为何美？欧公治滁时施行的“宽简之策”带来的安居乐业、国泰民安，联想到当今滁州的施政之策，古今相连，一脉相承，方才窥见“环滁皆美，环煤皆善也”。

淠史杭灌区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最大的水利工程，但很多人并不知情。光讲它“人定胜天”的过去，就已经够“伟大”的了；现在，它居然由原来单纯的水利工程，演变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工程，因它而造就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作用其效能，完全超出人们的想象，这就更加了不起。

“于事得景”，在亳州的花戏楼处亦如此。花戏楼的“三绝”，岂只是一种技艺和文化，隐含的其实是当年的盛世与繁华，代表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让我颇费斟酌的还有对这些历史的挖掘和整理。很多介绍和资料，都是零散琐碎的，大量的史料都得从故纸堆中去一点一滴地淘，再做认真地梳理，然后讲好背后诱人的故事。

事实上，“于事得景”，也经常回答了我过去曾经困惑不解的许多问题。比如，远古先民真的是我们一贯所说的“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生产力极其低下、物质极其贫乏”？凌家滩遗址中发掘出5000多年前的玉人，可是穿衣戴帽配首饰的；石牌、大通这类历史文化小镇到底应该如何修复和开发，才符合自然和社会规律，而且可持续？小岗村的农村改革，从“化整为零”到“化零为整”，有必要上纲上线、作无谓的争论么？……所有这些，切身实地感受之后，颠覆了我过去的很多认知，让我不得不展开想象的翅膀，在时空中自由地穿越和翱翔。

触景生情，于情得景，情景交融。《徽州八记》中的八景，美不胜收，我亦兴趣盎然，且自得其乐、情难自已，得我偏爱而纳入笔端。所生之情，自然而然而由衷，见景即喷发，瞬间豁然开朗，不经意间看到别样的风景：

到合肥科学岛，光端出两个“大科学装置”，就足以让人震撼。不由得不生出民族自豪感；去石牌镇，看金鸡碑，听黄梅戏，触发了我对文化保护一贯的感受和态度，更激起我对做人做事的思虑与愧畏；徜徉在大通古镇与和悦洲上，禁不住想到了“断舍离”，痛彻地悟到“顺应自然”之难得与不易……

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在这片温暖而亲切的土地上，确实让我有“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豪情和乐趣。

斯雄

2017年10月29日于合肥

一旦提起笔。就有些刹不住车。这种感觉怪怪的．却也爽爽的。 《徽州八记》的写作，从2017年初春开始，始终处在一种亢奋之中，一篇紧接着一篇，基本停不下来。

曾有好友善意地提醒，可否考虑放慢节奏，适当沉淀一下，或许更好。我笑答：怎么感觉跟“闹春”似的，兴奋得有些不能自已，根本没法控制。

想到的事、想做的事，我习惯一鼓作气、一气呵成。一旦停下来，我担心唤醒自己的惰性，以致“再而衰，三而竭”，这个绝对不可以。

到10月底，《徽州八记》总算是如期收官了。

“记”这一体裁，我还是第一次尝试写。新鲜感过后，难免遭遇瓶颈，特别是担心简单重复、形成套路，写不出新意。因此，唯有不断突破、超越自我。

能够不懈怠地写下来，与友人和高人的指点是分不开的。文字的推敲、角度的切入、资料的运用、主题的升华等等，常常要反复地切换比对，请方家给予点拨。框架确定后，还得做精心的推敲打磨，文字文气上容不得任何瑕疵。以至于不得不经常给发稿编辑发微信“不好意思，因为手痒，又动了几处。再改就剁手”，可直到见报前一天，忍不住还会做改动。每“记”数易其稿，几成常态。

也算是突发奇想，觉得如果每一记文字版出来后，再请名家朗读，做成有声版，应该更有意思。于是每一记都做成两个版本，模式固定：“荐读l斯雄《某某记》”和“为你朗读I斯雄《某某记》”。先后请到的国内顶尖主播有：广东广播电视台陈晓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姚科、安徽广播电视台俞虹、当今黄梅戏领军人物韩再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弥亚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肖玉、安徽广播电视台任良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李羚瑞……他们声情并茂的朗诵，赋予《徽州八记》新的生命，连完全不懂朗读的我，都听得陶醉了。当然，名家主播友情襄助的义举，更是让我感动不已。

随后，又组织拍摄《徽州八记》的微视频，使得八记既有文字文本，又有朗读有声版，还有微视频。每一记朗读的有声版和《徽州八记》的微视频，全部做成二维码附在文后，扫码即能得到视听享受。

……

大家就是大家，不服不行。湖南出生的黄永玉先生，年少时曾流落到安徽，做过瓷场小工，自称也是从安徽走出来的。先生驰骋中国画坛，被称作“画坛鬼才”，还是少有的“多面手”。这次我请我的同事李辉老师出面，有幸蒙黄先生题写书名，一挥而就的“徽州八记”四字，潇洒飘逸——“徽”字呈徽派建筑的神韵，“州”字有皖南大山的身影。

每寻访一处，都得到当地宣传部门热情细致的支持与关心。每记后面所附的背景资料，都是由我先写出初稿，然后请宣传部门最后审定；书中所配的图片，均为宣传部门精心挑选提供，时间仓促，惜未能一一注明摄影者的名字，在此一并致谢致歉。

《徽州八记》写的是我在安徽的所见所闻所感。我对这片土地有一种近乎天然的亲近与好奇，始终饶有兴趣、满怀深情。如果《徽州八记》同时可以看作是对安徽的一种推介的话，那将是我的荣幸。我自认义不容辞，并将继续不遗余力，每每胜日寻芳，赏无边风景。

作者

2017年11月5日于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