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5后女生偶然获得《五马路:从外滩到跑马厅》电子版,就到这条路上游走半天。或许有一天,这条小路上我们会看到一个个捧着这本的行人,可不要见怪噢。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忧伤。许多年前《洋泾浜:上海往事》一书出版后,《新京报》一个月内连续三周登榜,电视、电台连轴做节目,而我的目光停留在遥远边疆报刊微微蓝调的书评标题上。八年后的今天,在张晓栋著的《五马路--从外滩到跑马厅》一书中,我用此句作为全书的结语,以示对远方迟到的致敬。
五马路,海派文化的原点,长时间被我们选择性的遗忘。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曾驻足于此,胡适和陈独秀在这里争论主义,苏曼殊来此寻找茶花女喜爱的玻璃纸糖……这些历史故事,你或许没有听说过,我用八年时间为你们采撷。
19世纪60年代美国纽约曼哈顿的第五大道形成初期,它的建设者就相信这里最终会成为世界商业的中心。现代城市发展的起飞跑道一旦建成,一切就容不得人们停下来思考。在历史发展的后150年,全世界的目光果然聚焦在那里。是它,让纽约成为美国的纽约;是它,更让纽约成为世界的纽约。同一时期,我们将目光转向东方,在西人称之远东的中国上海也诞生了一条马路——五马路,它以非同小可地承载着当时城市的梦想。早期,在五马路侧旁,人们先是开设了茶楼,它高台建构——一个非常传统的城市标志,由此,城市拥有非凡的新视界。在它的召唤下,一些多数属于娱乐领域而非商业经济领域的项目被引入,成为近代城市娱乐文化的开端。李鸿章,王韬,康有为,孙中山,蔡元培,黄炎培,于右任,陈独秀,苏曼殊,蒋介石,胡适,等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大都在五马路这个文化舞台上亮相,留下了深厚的历史足印。这个西人排列的五马路,今天成了人们了解上海、研究近代上海文化流变的驿站,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五马路--从外滩到跑马厅》由张晓栋著。
大型公司的建立,需要有新的气象以展现公司新的风采。但是,对建造外滩5号这样大型的建筑,即便像日清汽船株式会社这样的大公司,在资金运作上还是难免捉襟见肘。无奈在多方协调下,犹太人的资金在关键时刻助其一把力。
1919年8月,工部局就收到外滩日清汽船会社的建造申请书。业主申请建造的新大楼有87英尺之高。在外滩广东路口,至外滩界面是70英尺,因此建筑高度工部局有限制。当时的工部局工程师戈弗雷建议批准该建筑的申请。为啥?明知超限还批准,这实在是个谜。
而实际建造成的日清大楼楼层虽然也是6层,但却比对面的联合大楼矮了一头,地面第一层还能与联合大楼比肩,而在二至五层的高度只及对方二至四层的高度,在建筑颈线上方,日清大楼只有一层而联合大楼却有高高的两层,如果当初工程师戈弗雷还要压制它的高度的话,在联合大楼面前显然不能同级比配了。当然,这仅是猜测而已,
日清大楼犹太人的资金的投入据说和原来的资金有明确的界限,双方采用了分层投资法,上三层为犹太资金,下三层及地下室由日资投入。这种说法,至少与建筑的表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因为整个建筑从整体上来说是三段式,一、二层为一个单位,三、四、五层为一个单位,顶楼为一个单位。整个外立面为呈西洋式,墙用花岗石和面砖砌就,洋溢着新古典主义风格。但多多少少透着一种日本人细心到极致的作风,特别是装饰上清丽的追求,线条透露着一种神秘的东方风情,与邻旁建筑雄浑的风格有着明显差异。到过日本的人都会注意到日本的西式建筑,怎么看都觉得比西洋还要西洋,实际上是早期模仿太过的缘故,细节交代得太清晰,少了点灵动。外滩5号则非常不同。
1949年后,此楼有很长一段时间归上海海运局使用,海运局下的子单位像海运报社等也在这里办公,楼内由两部电梯供上下客流,楼顶上拥有当时很少见的屋顶花园,是放眼浦江的绝好地方。跟随习俗,也因此曾经叫了许多年“海运大楼”。
不约而同,外滩4号和5号这两幢楼都将自己的正门设在广东路,门牌号分别为广东路17号和广东路20号。像这样置外滩宽大场面于不顾的建筑在外滩建筑群中比较另类,在外滩三十多幢大楼中,只有外滩19号和22号楼才有同样的现象,但要知道,它们面对的是上海第一大马路一一南京路。而在这两栋建筑诞生的时期,明眼人都看出广东路的未来,莫不是它们在向过往五十年的广东路致敬?
现在这两边都进驻了高端的餐厅,生意的场所转身为消费的摩登世界,充满着暧昧的灯光在夜色中透显着别样情调。选择在这里进餐,无非是享受黄浦江的江景。那种登高远望的气势与感受,令人陶醉又添几分虚荣,是男人或女人共有的通病。 所以,冲着这两幢巨大的建筑而来的客流逐步在增长,广东路傍晚两边的小车塞路,越来越变得不是稀奇之事。
对一般的游客来说,很难有勇气再沿着小路去探个究竟。毕竟,对面外滩的吸引力显得更无敌。两栋建筑之间的路不宽。那么小的一条广东路,当年还有一颗伟大的心?这是一个很Q的问题。
对当年公共租界当局的道路设计的怨言是不无道理的,有一种传言即议广东路的开端时间几乎与纽约的第五大道同时,而现在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是不容置疑的。更要命的是广东路目前的问题,路的两边停满小车时,道路只能勉强通单行车,如果此时再出现垃圾清理车,小路的交通立刻就瘫痪,这并非杞人忧天,一般每天有那么一两次。
查了有关资料,发现我们的指责也有失宽容:
1905年1月,天祥洋行向工部局提出申请,拟在外滩广东路路口建造一幢高度达115英尺的建筑物。工部局董事会的总董和大部分董事在开会讨论时表示,在外滩临江地皮上修建高层建筑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广东路是一条狭窄的马路,建造一幢这样高度的建筑物无疑是不妥当的。而实际上《西式建筑规則》的有关规定是,未经董事会许可,建筑物一般高度不能超过85英尺。在全体成员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董事会委派工程师进行专门调查,1905年3月1日董事会会议最终决定,天祥洋行的建筑申请将得到批准,条件是产业业主需支付拓宽广东路至40英尺的全部费用的一半,拓宽地点从地籍册地56号至地籍册地55号空地的尽头处。(马长林、黎霞、石磊著:《上海公共租界城市管理研究》,中西书局2011年版)
P6-9
19世纪60年代美国纽约曼哈顿的第五大道形成初期,它的建设者就相信这里最终会成为世界商业的中心。现代城市发展的起飞跑道一旦建成,一切就容不得人们停下来思考。在历史发展的后150年,全世界的目光果然聚焦在那里。是它,让纽约成为美国的纽约;是它,更让纽约成为世界的纽约。同一时期,我们将目光转向东方,在西人称之远东的中国上海也诞生了一条马路,在派克弄变成南京路后,像极了“英雄”排行榜,onetwothreefour之后的第五条马路,被称为“五马路”。南京路——大马路,九江路——二马路,汉口路——三马路,福州路——四马路,广东路——五马路,以后更有了不能与前比肩的北海路——六马路。但是一切到此为止,发展已到了极致——再朝北就是英法租界界河洋泾浜。
1862年,英国驻沪代理领事麦华佗为英租界内那五条东西向的马路起五个中国城市的名字时,大家都对他的逻辑感到莫名,特别是将广东这个省名与另四个城市名字混在一起。而实际上这只是外国人对广东与广州难以分辨的误会,南京、九江、汉口、福州,再加上广州,英国人当时对中国有限的认知就这几个地方——签过条约或形成租界,或和上海一样成为开放口岸。1865年广东路的名称正式启用时,它的前身宝善街和正丰街还在理顺阶段,一部分路权还在私人手上呢。那个时候,这条路四个名字大家都混合在用,广东路当然是官名,更常用的还是五马路,宝善街名气更响,正丰街也没有湮没。五马路虽排行在第五,但却非同小可地承载着当时城市的梦想。西人热衷于大马路南京路,等而下之的都不在他们眼里。而且,中外之间就有“天然”屏障,租界最初的法令就要求并热衷于这种中外之间的隔绝,禁止华洋杂居。甚至西人因事离开租界,晚上也必须回租界内来过夜。清政府的代表道台也秉承指令,乐不可支地希望并严令禁止杂居。然而,交往是人类共有的天性,五方杂居的局面随着时代的发展还是蔓延扩大开来。大马路到六马路的排列反映了当时在上海的西人的心中位置,但却不是越来
越多从南边涌入租界的华人的梦想。如若将上海人心中的城市中心作个甲乙丙丁排队,20世纪前后稍稍有变化:之前是五马路,之后是四马路,20世纪20年代后才轮到外国大马路——南京路——上海人当时是这样称呼它的。人们还是最乐意选择在最接近老城厢的租界内的五马路上,编织自己的梦想。
早期,在五马路侧旁,人们先是开设了茶楼,它高台建构——一个非常传统的城市标志,由此,城市拥有非凡的新视界。在它的召唤下,一些多数属于娱乐领域而非商业经济领域的项目被引入,成为近代城市娱乐文化的开端。李鸿章,王韬,康有为,孙中山,蔡元培,黄炎培,于右任,陈独秀,苏曼殊,蒋介石,胡适,等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大都在五马路这个文化舞台上亮相,留下了深厚的历史足印。这个西人排列的五马路,今天成了人们了解上海、研究近代上海文化流变的驿站,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可惜的是,五马路的“领袖”气质不足,致使它的盛年时间非常短暂,而接下来的城市辉煌则由四马路担当而引发出去,由娱乐进而提升到文化的高度,为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奠定了扎实的人文社会基础。五马路,这条浓缩着近代史进程的小路,命运多舛。由于各种原因,或是先天不足的自身体质,多年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它从来不是故事的主角,人们更愿意采集它的枝蔓,去编织另一个上海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原来的面貌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巨大变化,更是理所当然渐渐地被人们淡然忘记。也许,这条马路先天就深知自己的弱点,在排斥了黯淡的经济前景的选择后,想试一试在文化上的身手。它几乎得到了成功,因为谈及上海的近代历史文化,怎么也绕不过五马路,它的茶园、戏院、饮食、书肆、古玩、人物,乃至青楼文化,都值得细细研究。它本身就是一个巨构,是一段浓缩上海近代的辟路开道、建筑更新、制度建设的历史。本书钩沉探微,在尽可能地收集历史片段的基础上,以最平实的语言,记录下这条小路上曾经发生的故事,使其第一次以整体、主角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虽殚精竭虑,唯能力有限,幸成此书,但深知挂一漏万。历史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积累的,本书只能算是探寻五马路历史的一小块敲门砖。在作者的情感里,五马路就是广东路,两者是完全等量的,所以本书对这条路的描述称谓,是随性地混合称之,并非表示此重彼轻。而对于宝善街和正丰街来说,考虑到行文的便利和读者的阅读顺畅通达,就不得不有所轻慢。其中宝善街这个名字在上海近代史上的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
本书写作花费了很多时间用以查找相关资料。对于作者来说,查资料和写作本书的这一过程也是一种充分感受的过程。为了有充分的感性认识,在这条小马路上作者有时一个星期会走两三回。为了一条小路而花费如此长的时间,读者一定认定作者是个十足的上海人吧?从严格意义上,作者虽然生在上海,但和大部分上海人一样,我的籍贯是在他乡。在上海,倘若你问别人是哪里人,十有八九,你得到天南地北的答案,极少有人回答是上海人;而你到世界的范围,你发现上海人会比在上海的多。在上海,人们回答了祖籍;在其他地方,人们则回答了生命的开始或生命的过程。
我们对上海的情感开始远没有“乡”来得亲切,我们的祖辈对同乡会的热情使我们深深地感受故乡土地的温情,而将冰冷的水门汀置之不顾。及长,世代更替,乡关何处,越来越淡化了;水门汀上,却留下了我们不可磨灭的童年,那是真真切切的。
或许是我们曾经对于自己成长的土地过于冷漠,直到渐老了才会将自己火热的情感千万倍地投入,甚至有点过分溺爱,用了许多年的时间,去找寻、记录下一条对今天来讲名不经传的小路。
但是,至少,对于作者来说,这是值得的。
我们热爱上海,我们会用心记下它拥有的每条马路。因为我们是上海人。
感谢前人为我们记录五马路的旧事,因为有了这些,才能有今天这本小书的诞生;感谢曾用多种形式采访过的每一位被采访人,和给予各种帮助的每位朋友,特别感谢我的朋友朱建兴、闵敏、张小忠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给予我很大的关心和帮助,麻俊生先生作为本书的第一读者,给予了中肯的意见,更感谢我的朋友傅玉芳女士给予我出版上的支持并提供珍贵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