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先驱和工程科技教育领头羊,当时已在上海经历了60年的发展历程,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来自江浙一带。中央一声号令,全校雷厉风行,在杰出的社会主义教育家彭康带领下,义无反顾踏上西迁征程,在黄土高原深深扎根,与大西北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并肩开拓奋进,携手创造未来,在经年累月的忘我拼搏中勇攀新高,忠实履行党和人民所赋予的神圣使命。交大党组织和广大师生员工在当年艰苦卓绝的西迁历程中,在西迁60多年来风雨兼程的不懈奋斗中,以崇高理想和满腔热血所创造的西迁精神:“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不但令学校赢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也在全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贾箭鸣著的这本《交通大学西迁》对交大西迁作了一个概括性叙述。
120载历史的交通大学在60年前经历了一次教育史上的创举,从黄浦江畔把一棵参天大树迁移到广袤的西部大地,终成森森巨木,挺拔繁茂。贾箭鸣著的这本《交通大学西迁》对史料的归纳收录,整理梳理堪称首屈一指,是迄今为止对交通大学西迁历史记述最完整,脉络最清晰的著作。深情的笔触,详实的史料,严谨的态度,优美的文笔将西安交通大学迁校的发端,经历的曲折,胜利的成果,一一娓娓道来。
6月初,交大先遣队已在西安新校安营扎寨。总务长任梦林将人数虽不多,热情却很高的后勤职工队伍分为两班人马,上海的一班人由于珍甫领导,负责物资和人员的运送;西安一班人由朱长庚带领,负责物资设备的接运、到达人员的接运和吃、住、行等生活安排。
但也正是在这年六七月间,似乎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切都已就绪,人也马上就要迁来之际,一个颇为敏感的新问题却出现了:交通大学迁校后,需要在上海留下一个机电底子,以交大之力,帮助建设一所新的大学——南洋工学院。
南洋,这本是交大最早的校名,很自然会引起怀旧之情。
迁校后造船工程系分出来,留在交大原址,由交大负责筹建我国唯一的一所造船学院,这是高教部早已明确的任务。但是筹建同属机电类高校的南洋工学院,却成为交大骤然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思想波动。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195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规划已在制定中,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吹响,不少人担心交大的力量会有所减弱、分散。甚至再往前一步,关于交大要不要迁,迁不迁得动,迁去以后能不能发挥作用等等这样的原则性大问题,似乎也有人在悄悄议论了。
事情的发生自然有其缘由。1956年4月和5月,毛泽东主席相继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揭示了党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指导思想。十大关系中涉及到沿海和内地的关系,提出要充分利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这一有利条件,在加强内地建设的同时,重视发挥沿海地区的作用,“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因此,在规划即将到来的二五建设时,工业布局有所调整,强调了上海等老工业基地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6月27日,上海市委向中央发去一件有关交大迁校的加急报告,一方面充分肯定“交大仍按原定计划迁西安。这一方案的优点是:从长远看,对西北工业基地的建设及交大本身发展,都比较有利;其次是交大今后将办工程物理专业,可与西北其他学校的原子物理专业互相配合;再次是可以避免改变部署所引起的一系列实际工作的困难”。而同时也提出建议说:“从今年开始,由交大负责为上海筹建一所新的电机机械类大学。这一方案的优点是:可以充分运用交大条件配合西北工业基地建设,交大亦可得良好发展条件,而上海仍得适当兼顾”。
国家的建设方针有所调整,上海市委“适当兼顾”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提出的方案也入情入理,切实可行。为此,国务院并高教部在7月初,就交大迁校问题进行了一次复议,在分析了各方面因素后,决定仍按原定计划坚持迁校,并且争取全班人马去西安,与此同时,也要在上海“留一个机电底子,以为南洋公学之续”(周总理原话)。交大在迁校同时所负责筹建的南洋工学院,定位为一所地方性机电学院,由上海市管理,1957年招生。高教部和上海市确定由彭康负责其筹备事宜,并由交大负责培养该校师资。稍后又将交大副校长陈石英任命为南洋工学院院长。
新的问题处理好了,而迁校工作也已经到了关键之时、开拔之日。7月6日,学校决定成立交通大学西安分党委,下设一年级、二年级、教职工3个总支,苏庄副校长任分党委书记,杨文任副书记,委员有王宣、陈文健、任梦林、曹鸿谟、于晶莹、邹理生、郑祖光、罗晋生、王龙泗、刘继宏、刘德成等。分党委接受中共上海市委、西安市委的双重领导。
箭已上弦,所发必然。7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交通大学七月中旬开始迁往西安》,报道说:
交通大学一二年级的教师们,将在7月中旬开始迁往新兴工业城市西安。看看教师们好像在搬家,实际上却是一次愉快的旅行、,学校已经为他们定了舒适的火车卧铺,全部行李和家用杂物也由学校派专人运送,教师们一切不必自己费心。他们只要在出发前把行李打好包放在宿舍里,到达西安后就可以在新居领到自己所有的东西。徐桂芳教授和他的妻子、母亲和五个孩子都已经领到了搬家费。在西安的新居里,将有学校供给的床、椅、桌、书橱等用具。现在,他已经开始考虑下学期教研组和夜大学的教课任务了。
P41-43
1955年春,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实施之际,党中央、国务院立足于共和国未来,决定将交通大学由上海内迁西安,以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合理布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应有贡献。交通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先驱和工程科技教育领头羊,当时已在上海经历了60年的发展历程,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来自江浙一带。中央一声号令,全校雷厉风行,在杰出的社会主义教育家彭康的带领下,义无反顾踏上西迁征程,在黄土高原深深扎根,与大西北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并肩开拓奋进,携手创造未来,在经年累月的忘我拼搏中勇攀新高,忠实履行党和人民所赋予的神圣使命。交大党组织和广大师生员工在当年艰苦卓绝的西迁历程中,在西迁60多年来风雨兼程的不懈奋斗中,以崇高理想和满腔热血所创造的西迁精神:“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不但令学校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也在全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2017年11月30日,西迁老教授中的15位同志写信给习近平总书记,表达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激励下承前启后,奋发有为,为人民再立新功的信念与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做了重要指示,向当年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大西北建设的交大老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祝大家健康长寿,晚年幸福。同时也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和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到交大西迁的老教授们,指出:“他们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爱国奉献,无怨无悔,让我感到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同时让我感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2018年1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西迁精神永放光芒》一文,其中精辟地阐述到:“由于西高东低的地理特点和特殊历史背景,向西行进,在中国从古至今就带有一种开拓和决绝的意味。古有张骞凿空、玄奘西行,今有人民解放军进新疆、西部大开发。而交通大学的西迁精神承前启后、卓然而立。它与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张思德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等等,共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脊梁中光芒万丈的一段。”
这本书只是关于交大西迁的一个概括性叙述,完稿于2015年4月,是应西安交大出版社之约,为纪念中央决定交通大学西迁六十周年而写成的。固然写作态度严肃,采写中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毕竟力不从心,水平有限,其肤浅单薄在所难免。现在反过头来看,无论书中所体现的思想认识还是文字表达,差距都甚为明显,再版应该是拿不出手了。但好在其史料采集、文献征用上还算认真严谨,对于了解西迁进程、学习西迁精神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在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帮助下就全书进行必要的增删修订,并根据内容更改书名为《交通大学西迁》,以再度与读者朋友们见面,请大家不吝赐教。同时也衷心期盼西安交大出版社有更多更好的关于西迁的图书问世。
作者2018年3月于西安交大二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