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鹤著的《藏书不乐(精)》是一部随笔集。内容包括《藏书不乐》《我本无心，书却有意——欧洲买书小记》《俄京逐书记》《遇罕见书胜逢甘霖》《我是如何买书的》《上海旧书店忆旧》《上海的外文旧书店》《无法之法——谈书籍装帧艺术》《卡夫卡纪念馆》《怀念章巽（丹枫）先生》等。

《藏书不乐(精)》收录了周振鹤先生近六年来的新作三十余篇，内容看似驳杂，实际不脱书人书事。大体分为五类：一为忆藏书、逐旧书。作者之性情、趣味、眼光，立于纸上。二为读书札记。作者将自己不经意间收藏的珍稀图书与闲睱时阅读的名人日记、笔记、书札等互证，梳理出许多不为人知的人事隐情。三为怀人忆旧。作者所忆之人，或因治学相携，或因爱书相知，皆为君子之交。四为书评书序。或是对晚辈学人的鼓励与指导，或是借此表达对某个学术问题的独到见解，皆为作者在学术研究上“捞过界”的最好注脚。五为上海专题。作者以独到的眼光，发前人所未发，将上海研究中的诸多空白点呈现出来。全书学养深厚，洞识精微，文字隽永，余味悠长。

藏书不乐

我本无心，书却有意——欧洲买书小记

俄京逐书记

遇罕见书胜逢甘霖

我是如何买书的

上海旧书店忆旧

上海的外文旧书店

无法之法——谈书籍装帧艺术

卡夫卡纪念馆

怀念章巽（丹枫）先生

人生不可能有常——怀念罗闻达

柳雨生又一事

鲁迅听章太炎课事征实——读《钱玄同日记》之一

章太炎在东京讲国学事疏补

关于章太炎《国故论衡》的“先校本”

跳读《夏鼐日记》

到底有人想起了他——读《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

追求对古人思想的理解——读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分久必合，合久难分——序《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著书不如抄书——《顾炎武全集》出版有感

欧洲文明史还是世界文明史

对佐藤进先生演讲的评论

文武昆乱不挡的培凯

俞平伯慎校古书

闵板不是闽板

《汉书补注》不老实处

不一般的地理学家——徐霞客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汉字使用频率的计算

迎来革命

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以齐文化为例

赵氏南越国开发岭南的功绩——参观广州南越王博物馆有感

印桥南周家谱序

《北洋官报》：晚清官报之样板

“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影印版《译林》前言

上海设市的历史地位

文化上海：通向国际大都市之路

“外滩源”是个错误的概念

一百五十年前的上海侨民

“我伲”比“阿拉”更正宗

我是如何买书的

今天专讲买书，不讲读书。讲读书的人太多了，都带有教育的味道，教人如何读书。其实只要想读书，自己便能找到途径，用不着别人来教的。而且自己的体会往往比别人教的要深刻。所谓书目之类，用处并不大。鲁迅也开不出什么必读书目来，就是这个道理。他只为朋友的儿子私下开了很少的二十来本书吧，其中竟有一部一般人不看，而只是查阅的大书——《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

读书的精神也是学不会的，只有自己天生的爱读。有人从小就喜欢读书，有的人做到教授了还是对读书不能上瘾，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至于买书，也是一种癖好，极端了，甚至是一种毛病，这毛病不是人人都有的，有的人从不进书店，学问未必不好，有的人买了一大堆书，依然只是作为摆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读书少的，学问到底要小些，或者说到底要浅些。即使很聪明的人，书读少了，总觉得他说出来的虽然是聪明话，但到底浅了点。人要直，文要曲，说话亦要含蓄，不读书的聪明人就做不到这一点了。但读书并不一定都要买书，许多大学问家都是借书读的，买书有时也只是一种欲望。能把读书与买书很好地融为一体的人毕竟不多。所以还是率性而为，不必人读我亦读，人买我亦买。

这样说来，似乎买书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地方了。那又不然。买书是可以对国家对民族文化有贡献的。越是专门家，他越是知道书的价值。有时候，一些书被认为没有什么价值，而被随便抛弃，但有学问的人就知道判断，哪些书是有价值的，因而可以买下来，久而久之，就成为一个专门的收藏，这个收藏如果贡献给社会，那就造福于国家文化了。大家都知道宋刻元椠是好东西，不用说也知道是宝藏。但除了珍稀版本外，有哪些书是值得购藏的，就未必知道了。一直到现在，许多古籍整理专业的学生，除了版本以外，不知还有其他好书。而且即使版本，除了现在市场上一般已经看不到的宋元与明初刻本外，晚明清代，甚至民国刻本也大有讲究。我不是版本专家，这里不去说它。

我想说的是，我们不但要重视书的形式，即版本，还要注意书的内容，明白哪些书是好书，或者说是有用的书，或者是稀罕的书，必须加以重视的。所以买书是有学问在的。在这方面，我以为近现代诸位名家中，郑振铎先生就是最有学问的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防止敌伪将中国古籍抢购到日本，郑振铎与张元济在上海开始用高价购买市场上的好书。以张元济的想法，重点只在于珍稀版本，但郑振铎不同，他认为只要罕见的，有利于保存文化的书，就不论什么版本也要抢救。结果为我们保留了许多宝贵的，例如戏曲方面的一些刻本。他个人买书也是一样，只要罕见，就要买下。他是一个连地上掉了一片纸也要捡起来看看有没有用的人。他个人买的书，后来都捐献给国家图书馆了，大家只要看看他的《西谛书目》，就知道他买的都是些什么好书了。我以为他是一个知道如何买书的最好榜样。

我自己可以说是一个有毛病的人，这毛病就是太爱买书，爱得过分，就成了毛病了。当然我不但喜欢买，也喜欢读。可以说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虽然教书、买书也花了不少时间，但到底读书所花的时间最多。但比起一般人来，我花在买书方面的时间也似乎是过分的多。那么我买些什么书呢？为什么买书要花很多时间呢？

我买的书有两大类，粗略言之，一是新书，二是旧书。这样讲大家一定以为滑稽，这算什么分类？但先讲下去再分析。新书要买一是因为要了解学术发展的现状与趋势，与自己的研究工作有关，二是享受阅读的快乐。新书中有些与自己研究密切相关，非买不可，要参考。尤其是资料性质的书，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非常必要。如果不是太大部头的书，一般自己买，例如二十四史标点本，例如《册府元龟》《永乐大典》影印本，等等。前辈重要学者的研究专著也要买。今人的研究著作则相对谨慎些，主要买有真知灼见者与窄而深的研究著作，综论性质的没有独立见解的书一般不买。有些书对目前的研究没有什么用，但我知道以后会有用，也会提前买下。如近年来我的学术兴趣有部分转向晚明以来的中西文化接触，而这方面的书一二十年前即买了不少，有些今天已经不易遇见。（P35-38）

这本随笔集太薄，尤其与《知者不言》相比更显寒碜。而且里头有些文章又太长，不像随笔，倒像论文。编辑几次要我追加篇幅，但好像该收入的都收入了，已经罗掘俱穷。不过否极真的会泰来，忽然找到多年以前学生倪文君帮我整理的电脑文档，在“正事/成果/未收人文集的文章/小文”栏目下还有些小文章不但未收入文集，甚至尚未发表过。当时大概写了就算数，自己也忘记了。譬如那篇《我是怎么买书的》大概是对学生随口说的，记了下来，久而久之也就忘记了，这次找出来充数。还有些虽然发表过，但今天读来似乎有些伤人，不想拿来凑数，就勾销了，书薄一点就薄一点吧。中国没有日本式的文库本，大概认为那样的小册子没有气派，所以再薄的书至少也要小32开，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在电子书大行其道的时代，日本的文库本仍大行其道。前两个月去过关西一趟，尽管已经发誓赌咒不再买闲书了，但依然挡不住诱惑，买了两本在新干线上打发时间。

眼前这本所谓随笔集恐怕不适合打发时间，尤其是那几篇较长的带点考证性质的文章。我很喜欢读日记，尤其像钱玄同的这种有料的日记，有一年夏天就拿了它消暑。但话又说回来，这样的日记其实并不是真日记，除了感想以外，还有学术内容，有时甚至写得像一篇小论文，读者是受用了，但写者却是不可能持续的。一忙起来，或一发起懒筋来，那日记必定就只好不记了。所以我以为正宗的日记就应该是周氏兄弟那样的日记，就是流水账。今天做什么事，去见何人，何人来访，简单几行，让后人受惠无穷。我对照了钱玄同日记中与周氏兄弟日记中的时间重合部分，发现二周记载钱氏来访的时间一清二楚，尤其周作人日记可补充钱氏日记缺载的两人会面次数不知凡几。所以日记最要紧的要素就是流水账，而历来老师教导的什么日记不要记成流水账都是错误的。如果真那样做，或许我们就不知道青年毛泽东还曾去拜访过周作人这桩事了。因此，我始终将日记作为史料来看待，而且越是流水账式的日记越有史料价值。倒是蒋介石那种时时反省思考的日记读起来要多些心眼，因为写的人在写的时候就准备给后人看，而不是为了自己备查之用。

我的每本随笔集里都少不了有买书的文章，这本亦然。买书是一种正常的生活行为，但过多买书，不停买书，明知道没时间读还要买，我承认是有些病态。但这个病好不了，没办法治。我自己不觉得，但最近经常有人当面问我：你现在还买啊？那意思很明显，你都这把年纪了，买了还有时间看吗？也是的，问的人是按常理问的，不奇怪。但爱买书的人是不按常理买的，他只想到要买，至于自己是否已经到了朝不保夕的年纪倒是不上心的。尤其是对那些难得的旧书，即使自己没时间看，也要先买下来，让学生看，让后人看，否则真对不起那本书来到世上了。

书不但是拿来用的，还是拿来当宝的，多少好书就是因为有识者买到才得以流传下来。你看二周与钱玄同的日记，不是见天地往琉璃厂跑吗？我当然不敢自居有识，但因为一些小文的发表而引起一些同好对近代文献的重视，也还是值得的。在写这些文章的同时我也在叹惜旧书店在中国的消亡，虽然这是一个世界现象，譬如说德同纽伦堡有一家很高大上的旧书店，两年前我再次拜访时已然消失，但在同一城市仍然还有其他旧书店存活着，我依然买到了一本巨厚的19世纪末的世界地图集。反观作为文化大国、文明古国的我们，北京好歹还有几家中国书店在撑着，而大上海却一家旧书店也没有，有的至多只是论斤卖的特价书店。虽然新的高大上的实体书店在政府的支持下接连开张，让人兴奋，但旧书只能在拍卖场上让出得起高价钱的人才能买，总不是什么让人高兴的事。

说到上海，屈指算来，竟整整住了四十年，远超生我养我的厦门。从第一次到上海起算则一甲子有余了。这数十年中对上海历史的认识，体现在多篇论文与随笔中，本集也收入几篇短文以作纪念。其中有一篇写于二十年前，却忘记收入任何文集，借此机会再现。

编集既讫，无以为名，遂以最短的一篇随笔之题冠之，尽显黔驴之穷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