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虽不太受国人关注,但她并非一无是处。在中国,“那些关乎灵魂又不挣钱的事,都会显得生态不良或像在铤而走险,安贫乐道的风骨气韵总脱不了些许狼狈与失态”;在印度,关于灵魂、精神、宗教与信仰的事,却显得那么生态正常且司空见惯,空气中弥漫着的是物质世界缺失的轻灵与充实。当中国人尤其是大城市里的人为金钱与物质疲于奔命时,印度人更能甘于清贫,他们的平均幸福指数比中国人显然要高。
《印度(熟悉而陌生的邻国)》作者尘雪以驻印度记者的身份亲身接触、了解和认识印度,“印度予我的,是一种宝贵的经历。”而本书予广大读者的,是对印度的解惑、去除偏见和消除隔膜的过程。
《印度(熟悉而陌生的邻国)》是作者尘雪通过在印度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与读者分享这个国家在生活、文化、思想上的点滴,以及作者的所见所感。作者力图细节化、深度化、私人化地呈现出正在发展变化中的印度的状态。尤其是那些被世人误解、被“原以为”的关于印度的人和事。全书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作者立足于新德里的奇闻异事;第二部是作者作为驻外记者,多次探访印度各地,分享印度这个幅员辽阔、文化丰富悠久的文明之国的经历。
初来印度,比想象的好
好像做梦般,我已经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度过了一个夜晚。因为北京比新德里早两个半小时的时差,2012年6月9日早上6点,我就自然醒了。窗外鸟儿叫,掀开窗帘一角,对面人家的楼顶站着人。移步桌前,我开始回忆起来到南亚次大陆的一幕幕。
带着临行前在北京市卫生防疫站植入的一堆热带病疫苗的“抗病毒”身躯,2012年6月8日下午3点45分,我与同事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飞往上海浦东机场转机,在等候了3小时后,终于顺利出关,坐上前往新德里的航班MU653。飞机上大部分是印度人,其中不少都是拥有雅利安人种那样棱角分明的五官、巧克力肤色的印度小伙儿。我无视那些看我的印度男人的目光,倒是我旁边的四个日本帅哥,是整个航班上最欢乐的,他们不仅热情地帮我们拍照,还在看电影时因为笑声太大惹得大家引颈观望。
经历了6个半小时后,我终于在当地时间6月9日凌晨1点30分(北京时间同日凌晨4点)到达了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舷窗外的机场灯火还算璀璨——虽然无法跟北京的夜景相比,但至少不是想象中的灯火暗淡与人烟稀少。进入机场更是觉得富丽堂皇,颇具印度风情的彩色壁画、双语指示牌(英语与印地语),和形形色色的印度人,他们浓重的体昧同样提醒你:“欢迎来到印度!”
或许是举行过“金砖峰会”带来的中印友好春风,或是我对印度信息滞后加无知引发的庸人自扰使然,令我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入境的过程异常顺利,本以为我们带的行李太多,会遭到印度海关的刁难,还得损失些美元来贿赂他们,可我们取了近十件行李后,竟然顺顺利利、浩浩荡荡地走出机场。在出口处,我们还试图帮助了两位中国同胞,他们被海关拦了下来,因为印度人不知道什么是“口服液”,我们便用通俗易懂的英语解释说:“喝的东西,有营养的。”印度人还是半信半疑。
出了机场,一股跟我的家乡“火炉”武汉一样令我熟悉的热浪迎面扑来。先前同伴们都幸灾乐祸地告诫我:穿五分裤露出大半截白腿会被新德里猖獗的蚊子围攻,可是出去后我连一个蚊子的影儿都没见着,穿短裤反而更凉快。
凌晨2点左右,我们被接到办公室所在的小区,因为办公室临时住不下所有人,我被安排住在小区附近的Sundeep Holiday Inn(桑蒂普假日旅馆)暂住10天。还好,我对脏乱的容忍度比较高,虽然我在白色床单上看到了污迹,还有一股难闻的味道,但我没问题,而且高兴地发现房间里不仅有干净的热水,还有卫生纸——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印度人都不用卫生纸,此后我更是发现在稍微高档一点的酒店厕所里都备有卫生纸或洗洁用具。
旅馆房间里,轰隆隆的老旧电扇和空调声让我难以入眠,害得我数次起来喝水、上厕所,最终,疲惫困顿的身体还是向睡神投降。
早晨8点,“沙沙沙”急促的门铃声响起,印度服务员殷勤地送来当地主流英文报纸《印度时报》。我读到一篇评论文章恰好契合我要表达的意思:外国人总是说印度是最危险的国家,某前任英国驻印度大使甚至写了本《印度旅游指南》的书,但文章作者认为,毋宁叫这本书《不到印度旅游指南》更为妥帖。同样,部分中国人也总是觉得印度是最危险的地方,但从我目前的经历来看,印度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落后和危险,印度一开始就向我炫耀她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
不仅如此,来印度的第一个月,这个国家就给我一个“下马威”:严重的水土不服让我在这一个月里上吐下泻,还患上了严重的咳嗽,大把大把掉头发。
P3-6
自序:我短暂而难忘的印度生活
英国印度裔作家V.S.奈保尔的朋友曾批评道:“西方人写了太多对印度充满偏见的书,这不公平。”于是奈保尔决定探访并客观地书写外祖父所属的这个国度。而我,有着和奈保尔相似的写作动机。
初来印度时,我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印度的认识少得可怜,对当代“天竺国”的真实情况很不了解,了解到的也大多是充满偏见的和片面的。有时候,媒体甚至成为造成误导的罪魁祸首,特别是那些充满偏见、自以为是的议程设置者。驻印的记者们也常常被国内编辑们发过来的一些主题先行的约稿弄得哭笑不得。
不仅是工作,在生活方面,在印度待越久,就发现中国人对印度的误解越大。
我觉得,当你面对陌生的环境时,最好的心态就是不带任何成见的、如白纸般的心态,以人类最友好、最善意的一面,来迎接和审视这个多元而复杂的世界。然而,我是带着从书本和中国人口中间接习得的对印度的满满偏见来到这里,但作为一个秉承“客观公正平衡”原则、有着新闻职业性热忱的记者,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拨开这些偏见与无知编织的藩篱——印度脏乱差、印度“阿三”小气、不靠谱、无可救药等等。
印度虽不太受国人关注,但她并非一无是处。在中国,“那些关乎灵魂又不挣钱的事,都会显得生态不良或像在铤而走险,安贫乐道的风骨气韵总脱不了些许狼狈与失态”(摄影师严明语);在印度,关于灵魂、精神、宗教与信仰的事,却显得那么生态正常且司空见惯,空气中弥漫着的是物质世界缺失的轻灵与充实。当中国人尤其是大城市里的人为金钱与物质疲于奔命时,印度人更能甘于清贫,他们的平均幸福指数比中国人显然要高。
当我再次回到故土时,我备感不适应,在失落的环境下,竟也怀念起印度的好。我想念在印度的生活细节。
我喜欢看印度电影,无论是宝莱坞(以孟买为中心的印地语电影的代称)光鲜艳丽的绝世爱恋,或是残酷真实的记录性影片等等;我喜欢听印度歌曲,无论是宝莱坞的劲歌热舞,或是民乐与冥想、瑜伽乐曲等等。我想念印度的自由、无规则、有趣味、热情浪漫和懒散、节奏慢,像生机勃勃的野草;我想念在那里受到的“物以稀为贵”般的注意力甚至优待,小区陌生门卫们主动热情打招呼的那句:“Hello,Madam!”(你好,女士!)印度人对我的称赞,时常回荡在耳边。
修身养性的人总说,当我们设身处地地经历到了对方所经历的,我们和对方的心就能连接了,沟通便不再有障碍。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成长,一种学习。印度予我的是,这种宝贵的经历。
我亲身接触、了解和认识印度的过程是一个解惑、去除偏见和消除无知的过程。而我是多么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对印度存在太多不理解。
意大利符号学者、作家翁贝托·埃可(Umberto Eco,又译安伯托·艾柯)说:“只有在如今现代世界,我们才有机会相互接触从而达到相互理解。相互理解并非我们的想法一致,而是要理解不同之处。不要跟孩子们说谎,说我们人人是平等的。实际上,我们不是平等的,我们是不同的。只有相互理解了,即使达不到世界和平,但只是发生战争的概率少些。”中印之间也需要相互理解,理解各自的不同之处。
在印度的两年岁月,因为比国内差的物质条件和巨大的文化差异,使我整个人都处在一种折腾而不适的状态中。过来人都跟我说,这段痛苦的经历会是人生的财富,越是苦的,收获就越大。
或许是的吧,但如果我腹黑地想,这是安慰人的话吧。那种在体力和物质条件上的透支与挑战,如果不是因为年轻,哪里熬得过去?我把我最美好青春中的两年献给了印度。
别离印度的那几天,伤感汹涌来袭。虽然我仅仅是挥手作别一个国家,特别是新德里这座城市,但是我仿佛像告别自己的一段生命一般。
有意思的是,在临离开的几个月,我发现我对印度的认识发生了奇怪的改变:
我很适应印度邮局(等公共部门)的缓慢和破旧,已经感觉不到初来时工作人员对我的傲慢和懈怠态度;我不觉得印度的蔬菜那么干瘪没水分,即使小区旁的水果摊上仍然只是有三四种平价水果可供选择(橘子、香蕉、提子和木瓜),我也觉得非常满足了,反而是回国后在超市里五花八门的选择前犹豫错愕;餐馆里少得可怜的几道肉类菜肴对我来说也不是问题了;初到这里,我觉得奇丑无比、不能被叫作公园的那个小区公园,现在看起来却也觉得很美,鲜花很多,绿树也很阴凉……
刚到新德里国际机场时,我觉得新鲜好奇,戴着有色眼镜的我会觉得印度男人看我的眼神有异样。而离开时,我觉得机场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对我都很好很热情,很帮助我。我不再觉得印度人有那么讨厌和不可理喻。原来真的如佛家所言:看山是山或不是山,都在自己。
初来这个国家,我会经历很多文化休克——觉得这个国家怎么这么奇怪,这么不可思议啊!可是待久了之后,我慢慢学会尊重这个国家的现状、文化和这里的人们。学者称,这样的视角更接近一位人类学家——倾向于偏爱其他社会,偏向于反对自己的社会。人类学家认为,没有一个社会具有绝对性美德,拒绝把绝对性美德加到异质社会头上,把我们自己的习俗所带有的自以为本来就是正确的高傲消除掉,这种高傲的自以为是的感觉常常出现于那些对其他社会的习俗不熟悉的人身上,也常常出现在那些对其他社会的习俗具有片面知识与偏见的人身上。
真的要离开了,有意钝化此刻的伤感与离愁的我,似乎更担忧未来,离开时更强烈地感受到面对未知和挑战的惴惴不安。人生不是总要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未知嘛,我暗暗告诉自己,不要患得患失,大胆往前走就好,勇敢面对未知和挑战。
写完这本书时,自己又惴惴不安。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都笃信,有些书要过几十年后才能写。
夏多布里昂的理由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拖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着的那个世界去。”他说道:“从此以后,可能把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沟通起来。经由预想不到的方式,时间把生命与我自己之间的距离拉长:在我能够回顾省思我以前的经历之前,必须先经过20年之久的遗忘期。”
可又有人说,写书与年岁没有必然关系。事实上,在异国的经历,应当是异乡人得以不断变成他所产生兴趣、渴望了解、期待相爱的人或物。又或者恰恰相反——把他们都变成他自己。人凭借到达渴求之物来完善自我。
或许,正因为我对所到之处的记忆还鲜活,我像所有敏锐的异乡人一样,紧紧抓住了初逢异质文化时的新鲜体验,迅速把它们记录下来,与你们分享。
于是,我惴惴不安地写了这本书,也是为了兑现临行前向自己的许诺,也是为对得起在印度的这段独特岁月。我知道,从此以后,我的生命里又多了一个参照坐标——印度。
尘雪
写于2014年6月
我去过印度两次,也写过印度故事《阿难》,尘雪写印度写得非常好,有的地方还很幽默风趣。她写出了她经历过的真实的印度,写了很多很特殊的事情,让人亲临其境,非同寻常的经验和认识皆在此书中。这是一本很特别的书。
——著名作家 虹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