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于唐代的门神首先是秦琼、敬德。
这与贞观天子李世民有关。或说是因斩了冒犯天条的泾河龙王，或说是发动玄武门事变斩了兄与弟……总之。李世民心绪被闹得很坏，六神不安，白日没精神，夜晚睡不着，只听得卧房外风声呼呼，树枝撅折，似有人抛砖掷瓦，鬼魅烦冤不已，哭泣幽幽。这位千古一帝惊恐不已，将此情形告诉臣下。秦琼挺身而出说道：“臣戎马一生，杀敌如切瓜，收尸犹聚蚁，何惧鬼魅？臣愿同敬德披坚执锐，把守宫门。”有这样忠勇的臣子，李世民欣然应允，当夜果然睡得香甜，没有恣扰。自此以后，二将夜夜守卫便成惯例。但长此以往似也不太方便，崇拜天子的人说李世民仁慈，不忍二人辛苦，便命画工绘二人守卫时的全身像悬挂在门口，邪祟从此便绝迹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秦琼、敬德就传到了民间。至今在关中城乡甚至更大区域的人家大门上，随处可以看到秦琼、敬德大义凛然的形象。
唐代还为我们贡献了一位声名颇为响亮的门神，这就是钟馗。
钟馗豹头环眼，铁面虬鬓，相貌奇异。世人也许误解他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其实他是个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人物。或许是生顶冷撑倔的秦人在他这里升华为神格。不同于前几位神祗的身份单一，钟馗是身兼数职．无所不能。春节是门神，端午时是斩五毒的天师，又是道教诸神中唯一的万应之神，哪里有不平哪里有钟馗！要福得福，要财得财，有求必应。
说起英雄的能耐虽辉煌，若探其出身和来路却颇为悲凉。据《唐逸史》《补笔谈》记载．唐玄宗有次生病夜梦，忽见一小鬼偷了贵妃的紫香囊和自己心爱的玉笛，围绕着宫殿奔跑而去。即使不是天子也是男儿，岂能让盗贼猖狂？玄宗大怒，欲呼武士，忽见一大鬼，胡髯黑面，头系角带，破帽蓝袍，皮革裹足，袒露一臂，插笏执剑，剜出小鬼眼珠，撕裂肢体而一口吞嚼下去。玄宗吓坏了，惊问是什么人。对方回答说，是终南举子钟馗，因应试不第，羞归故里，触殿阶而死。死后被皇帝赐为进士，蒙以绿袍安葬。于是感恩发誓，愿为皇帝除天下之妖孽！言毕即告退。玄宗忽然一觉醒来，奇妙的是病就好了。
这真是祥瑞的兆头啊！唐玄宗便令画家吴道子按其梦中所见画钟馗。画鬼容易画人难，即便是丹青大师吴道子。《钟馗捉鬼图》画成，奉旨镂板印刷，广颁天下，让天下鬼魅丧胆，让世人知晓钟馗的神威。查阅唐时文献，张说有《谢赐钟馗画表》，刘禹锡有《代杜相公及李中丞谢赐钟馗历日表》，可见不仅玄宗，唐朝几代皇帝都像接力赛一样，将钟馗像作为祥瑞礼品赐赠臣下。自此，钟馗列位门神已成新的风气。另外，人们还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唐写本《除夕钟馗驱傩文》，可见钟馗在门神的原型队伍中，有时还会后来居上，扮演一号主角。据《新五代史·吴越世家》、沈括《补笔谈》记载，每年除夕，都有画钟馗、贴钟馗、赐钟馗的惯例。
据清代《坚瓠集》，祝枝山去拜客，茶罢叙礼而退。主人送到门口，祝枝山见门神画得精彩，一个劲地称赞，并应主人的请求，留下一首《门神赞》：
手持板斧面朝天，随你新鲜中一年。
厉鬼邪魔俱敛迹，岂容小丑倚门边。
“随你新鲜中一年”，说得多么好啊！与清代蒋士铨《门神》诗句“面目随年改”一样，都是年年更替，一年一度换贴新门神的风俗写照。此即王安石《元日》诗句“总把新桃换旧符”所写的情形。特意录出，意在说明过年贴新门神是惯例。自唐宋而至元明清，如同长江后浪推前浪，且有着历时性的传承。即便是着意为善惩恶，也要重搭台子另唱戏，年年更新才是啊。不能以为自己永远展示正义的姿态，永远吐露真理的声音，从而阻断后来接替者的路径。这样才有活力，才有生气，不会僵化为千古一系的体制而垄断此门。
P33－36
多少年后再想想，好多事情当初不过偶然的一念，或许渐渐就因之而蔓延成葡萄藤萌芽，或者伸枝展叶为密密的灌木丛，甚至是蓊蓊郁郁的乔木呢。记得20世纪80年代到凤翔师范任教的时候，或许是欲在教学上有所突破，偶发奇想．让学生田野作业，以年轻的笔触抒写家乡民俗风情。我自己也时时饭后课余徘徊村头街口，看南肖里木版年画和香包。六营泥塑，买街头剪纸，听长者叙说东湖柳、柳林酒与姑娘手的歌谣，以及一些古旧的往事与随想；进而组织学生整理西秦地区民间联语，并撰序铅印成册……，而这些，随着岁月的推移，都顺风顺水地演绎为民俗随笔写作的背景与铺垫。因而，当王勇安教授征求我的意见，能否为母校出版社撰述诗说民俗的书卷时，感觉自己接受得有些突兀，又似乎顺理成章。突兀是此前没有这么系统写过呀。顺理成章呢，以诗说民俗，或者以民俗来解读诗歌，如此这般不就是以往所做的延伸么？
动笔之初，原想民俗原野广袤苍茫，老虎吃天难以下爪，无妨来个形散神不散，移步换形，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碰到哪儿写到哪儿。生活中的婚恋男女心态与择偶标准，代代不已的婆媳矛盾、村舍的纵横布局、村口街头的大槐树、麦场上的农忙家什、吆喝牲口的特殊语汇……，无一不是民俗世界的山山水水，漫步走去，自有开阔眼界的泉石云影，自有心定神闲的负氧离子，不妨轻点细划勾勒出一个辽阔的边界来。后来渐渐地聚拢思绪，转而为只说岁时节庆了。无论是历时性地演进或共时性地覆盖，尽量舍弃长镜头式的罗列叙述（如此这般的知识性介绍近十多年著述不少了。再说十几万字的篇幅，若面面俱到也只能粗线条匆忙地叙述，可能如航拍，虽视域宏阔却也只能是一些模糊印象而已），尝试采用中镜头式的情节与突出重点的特写镜头式聚焦，甚至不无心灵剖析与内心独白。让诗意的解读在岁时年节中充满人间烟火味，让历史在细节中鲜活起来。于是乎，便有了这一书卷的言说。静俟各方批评指正。
一花一世界。一本书虽一人署名，其成却赖于难得的多方助力。可感知者：母校出版社独出心裁的创意；主编薛保勤教授、李浩教授的信任；杨恩成教授、费秉勋教授的审读；王勇安教授的建议；责编焦凌女士的热情与精心……，当然，我知道还有许多未感知的幕后英雄与助益者，请他们接受我微不足道的谢意！
最后我还要感谢妻子陈国慧和女儿影舒，写作时桌前递来一杯茶，出门时备好一身衣，她们更是勇于挑剔的第一读者……，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点点滴滴，却是我写作重要的微环境，温暖了我，也激励提升了我。唯愿我的文字能传导出这些美好而温馨的氛围。
每个民族在文明初萌的时代，都会不自觉地以心之志发言为诗。这一特征一经建构，便自成一种文化原型，不仅对其整体文明有塑形塑神之效，而且如主旋律一般奏响于它发展的全过程中。古巴比伦《吉尔伽美什》、古希腊《荷马史诗》、古埃及《亡灵书》均不约而同地在口传心授中呈现着各自的英雄传说、历史话语。而汉民族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无论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思绪抒发，还是“采采茉苢，薄言采之”的劳动吟唱，抑或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追本溯源，也无不体现出汉民族的情感特质与文化心理。或许这就是诗歌境界与文化传统共生的深层原因。或许，这也就是诗说类著述得以萌生的坚实基座。
《诗语年节》原拟定位于诗说民俗的象限之中。民俗者，囊括人类生活全域。大到天体宇宙日月星辰，小到四时五谷花叶菌群，倘若展开来写，林林总总，博大深广，洋洋大观，岂是一套两套N套丛书所能囊括？为避免面面俱到轻浅着陆，笔者将其节缩于岁时年节一隅。然而即便是岁时年节，本身也是天高地厚，甩袖无边。若求全面呈现，那也有着丛书长卷不能承受之重。于是乎，笔者试图换个角度来呈现诗语年节这个话题。
首先，从叙述立场上，放弃了面面俱到的整体扫描与疲劳追踪，唯将每章叙述的口径开到最小最小而聚焦于一点或一线，这样能够集中笔力并使整体结构单纯起来。
如春节由一系列仪式和节点构成，便以窗花、春联、年画、服饰等专题分章渐次呈现。中秋节人们耳熟能详，便别开生面而剖析时间意象，在节日的仪式感中凸显自然时间与文化时间（神圣时间、文学艺术时间、哲学时问与生活时间）的特殊意味。再如端午节一般都纠结于主体意象是谁是谁，这里则从端午服饰层面切入。人人熟知者三言两语简述后便悬置起来，而节日有、笔下无者则娓娓道来。这样便摆脱了常识性介绍的烦冗，直击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可以从容地铸炼诗性文字，进一步拓新境于结构布局之中。
其次，为使《诗语年节》具有历史人类学的田野意义，在笔触的深处，尽可能带有民俗传统的知识考古意味。
在民俗学意义上，当下的田野是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但纵观历史的长河，更悠久更深厚的文献沃野也同样值得挖掘。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更多关注传世的地方史志、碑刻文献、口述材料，却忽视了传统文化中最为熠熠生辉的一部分——诗歌。学者们往往并不以此作为文献依据，而是仅仅作为狭义的文学情感表达。笔者则别开生面，溯流而上，通过将诗歌的生成、接受、阐释过程置于整个社会文化意义空间当中，完成诗歌的历史田野采风式解读，进行民俗研究领域的历史回溯与横向开拓。
在这里，确也有独到的发现与收获。如冬至曾是年节，沿着诗句“相传冬至大如年”摸索前去，证据纷披，渐渐地定性定位了，冬至在周代本身就是年节。清明歌谣中何以有“清明不戴柳，来世变黄狗”的诅咒与强制意味？经过更多的文史资料考释，便有了新的结论：因隋炀帝赐柳姓杨，柳树升格到了国家与家乡的象征符号。隋炀帝的坏名声使得后世有意无意回避并挪移了折柳相赠的源起时间。而社会群体的迅速认同，使得尊柳唱柳的诗词文赋在隋唐之后大量涌现，灞柳赠别因此而成为中国文化中著名的人文景观。至于腊八仪餐，时下只道腊八粥，岂不知林林总总的文献告诉我们，从先秦甚至更久远的时代起，腊八节都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的节日，腊八仪餐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结构，佛粥的进入只是增添了新的仪式而已……这些从未意识到的原型，都是文献与民俗多重证据考释之后的新发现。
再次，从文学审美层面来看，《诗语年节》意在更多地揭示某种历史书写无法传达的社会心理的“真”——诗歌的瞬间捕捉与抒发似乎比许多史料更能让读者了解社会风尚与人的处境。
李世民守岁诗何以淡而无味？因为诗歌的生命原本是对人生缺憾的巨大补偿，而身为天子的吟诗者，其喜怒哀乐好恶欲，在日常境界中无不得到极大的放纵般的满足，内心深处早就没有这方面的新鲜感与强烈的需求了，而真正隐藏于内心深处的求仙欲望却又不能展示于字里行间；曾写出清词丽句的杜审言，之所以写出失魂落魄柔若无骨的守岁诗，是因为近臣身份且在伴君如伴虎的环境与氛围之中；清夏仁虎的《腊八》一诗之所以被评为断了脊梁骨的奴才诗，就在于奉旨熬粥后瞬间暴露的得意忘形，我们特别郑重地解读它，则是因为其诗再现了朝廷腊八粥的系统规模与仪式……。由此我们知道，中国诗歌当中的诗史传统，在引发读者充分了解诗歌的意趣，掌握语言文字的细微之处后，曲径通幽，让读者由诗歌的微妙门径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真实、丰富的历史阐释空间。按后现代史学和人类学的观点，“历史是小说，小说才是真历史”。此论不虚，我们在诗歌的咏叹调中，在五言七言的字里行间，如此真切地触摸到了特定时期的习俗与社会情境，特定人物的心理脉动。在这里，我们感觉到，它们既是历时性的瞬间表达，更是共时性的时空对话。
《诗语年节》旨意在还原诗歌当中衍生出的广阔民俗意义世界，而并非局限于狭义文学价值取向当中。诵读诗歌、理解诗歌，不仅在于领悟出那一刻的情深，那一瞬的世界，更在于能浸润其中而出乎其外，体会古人，也认同自我，在日常与历史的交织中游刃有余。人在诗歌中追根溯源而完成文化原型的建构，诗歌在千古传播中对后人塑形塑神而完成生命气韵的积淀，文化血脉因此而流淌至今。恰如有学者所言“文学即人学”，“人”，正是文学最富有魅力最完整的意义空间。虽如此，但看生活因作者不同而相异，看作品因读者不同而相异。异域更有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之说。如此看来，《诗语年节》只不过一家之言罢了，静俟读者诸君评判吧。
我国自古就有“入国问禁，入乡随俗”的民间传统，民俗最能贴近普通百姓的身心和日常生活。作者张志春徜徉于诗歌海洋，从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古典诗词中发现古代百姓的民俗生活细节，并以岁时节庆作为主线，采用散文体的文本，配以精致的古典绘画，勾勒出中国传统民俗形成、发展与传承的脉络。
《诗语年节（民俗卷）》中尽量舍弃长镜头式的罗列叙述，让诗意的解读在岁时年节中充满张力，让民俗世界的山山水水在百姓生活的细节中鲜活起来。
《诗语年节(民俗卷)》笔者张志春别开生面，溯流而上，通过将诗歌的生成、接受、阐释过程置于整个社会文化意义空间当中，完成诗歌的历史田野采风式解读，进行民俗研究领域的历史回溯与横向开拓。
从文学审美层面来看，本书意在更多地揭示某种历史书写无法传达的社会心理的“真”——诗歌的瞬间捕捉与抒发似乎比许多史料更能让读者了解社会风尚与人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