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怀哲，是二十世纪人类良知的代表，和平之子，“非洲圣人”。他是了不起的通才：在哲学、医学、神学、音乐四种不同领域，成就卓著。38岁起赴非洲志愿行医，创办丛林诊所，直至去世。195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在《敬畏生命（史怀哲自传）》中，史怀哲细述了个人的生活历程、思想与道德流脉的追忆，也对有伦理与文化关系的论述，道德真谛的阐释，字里行间流淌着他的哲学洞见与宗教悲悯。自传中结合了告白、叙事、探险与哲学思索，让这个身兼神学家、音乐家、科学家与传教士医师的传奇故事，即使在我们这个犬儒的年代，也依然发人深省。

史怀哲是欧洲优秀文化蕴育出的杰出人物。青年时代多才多艺，不仅是神学博士和哲学博士，而且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管风琴演奏家和巴赫音乐的研究家。三十岁时投身医学，三十八岁获得医生执照，携妻子一起前往非洲，创建诊所，为当地居民治病。

在《敬畏生命（史怀哲自传）》里，史怀哲不仅细述了自己传奇的生活经历，也对道德伦理、生命本质等人生问题发表了独到的洞见。他的人生历程和思想闪光，对于今天这样一个金钱至上、道德沉沦的年代，具有领航人一样的意义。

第一章 童年及求学经历

第二章 巴黎和柏林：1898年至1899年

第三章 斯特拉斯堡的早年岁月

第四章 1900年至1902年：最后的晚餐及耶稣生平研究

第五章 任教于斯特拉斯堡大学：《历史耶稣之探索》

第六章 历史耶稣与现代基督教

第七章 巴赫研究

第八章 关于管风琴及其制作工艺

第九章 立志当一名丛林医生

第十章 1905年至1912年间的医学研究

第十一章 准备远赴非洲

第十二章 学医阶段的文学研究

第十三章 在非洲的早期活动：1913年至1917年

第十四章 在加瑞松和圣雷米的战俘营里

第十五章 重返阿尔萨斯

第十六章 在斯特拉斯堡行医讲道

第十七章 非洲回忆录

第十八章 从甘斯巴克镇动身去国外

第十九章 在非洲的第二阶段：1924年至1927年

第二十章 返欧两年及《神秘使徒保罗之神秘主义》的续写

后记

当我五岁时，凭借外祖父留下的一架旧卧式钢琴，父亲开始对我进行音乐启蒙教育。虽然他的技法并不怎么高明，却总能即兴弹奏出悦耳动听的曲子。七岁那年，我在学校用小风琴给赞美诗曲调配上自创的和声，没想到竟然让老师颇感惊讶。一年后，尽管双脚几乎还够不着踏板，我却已经开始练习管风琴了。我对此种乐器的兴趣很可能遗传自外祖父，因为他不仅爱好弹奏，而且还乐于管风琴制作。据母亲所言，外祖父那出色的即兴演奏技艺在当年也算是颇有名气的。无论前往哪座城镇，他必定要了解一番当地的管风琴水平。闻听卢塞恩教堂新配置了一架知名的管风琴，他甚至专门赶去观看工人的安装过程。

及至九岁，我第一次获得允许，开始有机会在甘斯巴克镇的教会仪式上顶替管风琴师登台演奏。

截止到1884年秋季之前，我一直在甘斯巴克镇的村校里上学。随后，我又去孟斯特的实科中学（该中学根本没有开设古典语文课）念了一年，并且利用课余时间补修拉丁语私教课，以便为将来进入高级中学第五级做准备。1885年秋，我如愿被阿尔萨斯区米约桑镇的高级中学录取。教父跟我的祖父同父异母，也叫路易斯·史怀哲，当时担任全镇小学的行政委员，便十分好心地让我寄居在他家。否则，仅靠父亲那点微薄的薪水，除了养活一大家子，几乎是不可能供我上高级中学的。

叔公夫妇二人膝下无儿女，平日在家里对我严加管教，这对我倒是非常受用。每每回想起他们施与的恩惠，我就禁不住感激万分。

在甘斯巴克镇和孟斯特求学期间，尽管阅读与写作曾叫我吃过不少苦头，但课业总算马马虎虎过得去。可是到了高级中学，刚开始我却学得很差劲。究其原因，一方面要怪我懒懒散散、耽于幻想，另一方面则由于我的拉丁语基础太薄弱，之前补的私教课仍不足以达到入学第五级的知识要求。直到升入第四级并遇上韦迈博士，他教会我一些正确的学习方法，并且又给了我不少信心，情况才开始有所好转。当然，经过头几堂课我便意识到：韦迈博士之所以能对我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无非源于他对每堂课都提前做足了准备。因此，他也成为我心目中认真负责的楷模。往后的日子里，我更是多次登门拜访过他。大战接近尾声时，我碰巧前往斯特拉斯堡小镇，也就是他安度晚年之所，便立马前去探视。不想竟意外听闻噩耗：长期的饥饿使得他神经失常，且早已寻了短见！

在米约桑镇求学时，我的音乐老师名叫尤金·梅奇，是圣斯蒂芬改革教会里一名年轻的管风琴师。而这也是他从柏林音乐学院毕业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在柏林期间，适逢人们对巴赫激情复燃，他则更是如痴如醉。我想，正因为梅奇老师的缘故，我才有可能年纪轻轻便接触到圣托马斯教堂唱诗班指挥的作品，并且从十五岁就开始接受规范的管风琴演奏指导。但不幸的是，1898年秋，梅奇老师竟由于感染风寒而英年早逝。当时，我还专门用法语撰写了一本小册子来悼念他。后来它在米约桑被公开出版，并成为我生平刊出的第一篇文字。

自从进入高级中学，我把主要兴趣都放在了历史和自然科学上。至于语言和数学，我则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略有所成。不想没过多久，对于自己原本毫无特殊天赋的这些课程，我竟然也都钻研得入了迷。结果，升到高年级以后，尽管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不上拔尖，却己进入到中上游。当然，说到作文，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倒常常都是高居第一。

及至最高年级，拉丁文和希腊文都由威廉·迪克校长亲自教授。他来自吕贝克城，为人德高望重。他在课堂上并不拘泥于常规的语言学说教，而是通过旁征博引古代哲学，让我们一窥近代思想的精妙所在。对于叔本华，他尤其推崇备至。

1893年6月18日，我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只可惜笔试部分发挥得不太理想，甚至连一向擅长的作文也不例外。然而在口试部分，凭借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独到的见解，我却引起了主考官（来自斯特拉斯堡的阿布瑞特博士）的注意。结果，历史等级为“优秀”，外加几句赞美之词的衬托，顿时给我的毕业证书增色不少。否则，它恐怕只会显得平淡无奇。

同年10月，仰仗那位巴黎商人伯父的慷慨资助，我有幸拜在了巴黎管风琴大师夏尔一玛丽·维多尔的门下。本来，维多尔先生通常只招收音乐学校管风琴专业的学生，可由于之前米约桑镇的老师已给我打下良好基础，他在听过我一番弹奏之后，终究还是破格将我录取。维多尔先生的指点对于我来说至关重要。他不仅从根本上完善了我的技法，而且还敦促我在弹奏中尽量追求创造性。与此同时，多亏有他的教导，我对音乐结构体系的真谛才能了然于心。

记得维多尔先生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安排在金秋十月。那天阳光温暖，适逢俄国水兵在他们海军上将阿维兰的率领下造访巴黎，以庆祝法俄两国正式建交。只见大街小巷人山人海，四处挤满翘首期待的人群。由于人多拥挤难于通行，待我好不容易赶到大师家中，已晚了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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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观察到两种现象，我的生活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一是这个世界神秘莫测，且处处充满磨难；二是自己刚好降生于人类精神日渐颓废的艰难时期。

一旦参悟“敬畏生命”的理念——它包含着对人生的伦理性肯定，我的生活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和明确的方向。为此我渴望入世，以便帮助人们进行独立而深刻的思索。不过，对于当世之精神理念我却完全不敢苟同，因为它充斥着轻视思想的消极态度。人们已经开始怀疑：思维活动是否真的足以解答有关宇宙及人与宇宙之联系的疑问，同时赋予人生新的意义和价值。

当今社会，思想除了遭到忽视，更面临着被质疑的命运。许多有组织的政治、社会和宗教团体都在想方设法，纷纷对个人进行游说，为的是使之放弃通过独立思考来形成信念，以便吸收自己鼓吹的理念。在它们看来，任何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不仅难以应付，甚至会惹祸招灾，因为谁也不敢保证他能完全融入组织并服从领导。

这些团体组织并不看重内部成员的思想和价值观，而只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团结一致。它们相信，如此一来自己就会拥有最强大的力量，做到攻守兼备。

眼看思想似乎无法胜任其职责，时代精神不仅不会为之哀叹，反而会感到幸灾乐祸；即使这种思想能克服自身缺陷，好不容易取得些许成就，它也绝不会给予任何肯定或溢美之词。所有历史证据皆已表明，人类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的高度，凭靠的正是孜孜以求的思索，可时代精神就是装作视而不见，拒不承认。它当然也不会意识到，往后思想还将取得更多的成就，因为它根本就懒得去考虑这些。该时代精神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尽可能打压个人思想罢了。

当代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摆脱时代精神的束缚，其独立思考的自信心也被消磨得荡然无存。他置身于有知识依赖的不良氛围中，周围听到或读到的一切都足以证明这一点。无论是他每天碰见的熟人身上，还是各种政治党派及团体内部，时代精神之影响力无处不在。

这种精神从各个方面，以最五花八门的方式向人们灌输一种思想：人生必不可少的真理和信念只能从自身所属的团体组织中获得。它绝不允许个人寻觅真正的自我。久而久之，正如那些财大气粗的公司在大城市里四处安装大幅霓虹灯广告牌，时时刻刻强化他们的印象，最后迫使他们喜欢上某种鞋油或汤粉一样，这种强加的信念也终于被完全接受。

因此，在时代精神的影响之下，社会个体逐渐对自己的思考能力产生怀疑，甚至可能全盘接收来自所谓权威的任何信息。他根本无力抵御这种干扰，毕竟他早已备受益惑，意乱情迷，很难保持原有的专注度。另外，由于未能摆脱对物质的依赖，他的心智也大不如前，以至于最后不相信自己还可以通过独立思考作出裁断。  个体自信心受损的另一个原因是知识的巨大发展。因无法及时理解并消化最新发现，他只好将其生吞活剥，盲目地当作真知灼见加以接受。而这种对待科学真理的态度也使得自我怀疑进一步蔓延，甚至在别的思想领域也开始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当代社会环境竭尽全力让我们接受时代精神。与此同时，怀疑主义的种子已经开始在萌芽。事实上，现代人的自信早已荡然无存。在信心满满的光鲜外表之下，隐藏着的却是极度自卑的本质。尽管取得了伟大的科技成就，也拥有了充裕的物质财富，可他完全还是个发育不良的生命体，不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思考能力。我们这代人早已凭借各种发现和发明证实了自己的不凡，然而在思想领域的水平却依旧如此低下，这恐怕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团吧。

……

假如有这样一类人，他们不仅敢于反抗精神盲目的局面，而且真诚、深刻到足以传播伦理进步之理想，那么我们就能预见一种新的精神动力随之显现。它是如此强大，足以唤起潜藏于人类内心的某种情感。

因为对真理及精神之力充满信心，我始终坚信人类的未来必定会更加美好。伦理性地肯定世界，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永不消失的乐观意识和期冀。因此，它从不会害怕直面惨淡的现实。

在人生中，我也曾经历过忧虑、烦恼和悲痛难以排遣的时期，若非神经足够强大，自己恐怕早已在重压之下崩溃掉。多年来，疲惫和责任感一直积压在身上，令我不堪重荷。虽然我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为自己而活，但也算颇有福气了：我有幸从事与慈善相关的活动；我的工作开展得挺成功；我能从别人那里感受到非常多的关爱和善意；我拥有忠实的助手，他们都视我的工作为己任；我身强体健，足以承担哪怕最辛苦的活儿；我性情平和，很少喜怒无常，又能冷静而审慎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而且，我还善于察觉内心的任何幸福感，并将之当作一种恩典。

除此以外，我也深感庆幸：眼看那么多人在备受压迫，身不由己，我却依然还能随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尽管我直接从事实践性工作，但同时又有机会在精神和知识领域继续不断探索。

特殊的生活环境为我提供了有利的工作条件。我觉得此乃一种恩赐，也希望能以实际行动证明其价值。

说到计划中的工作，究竟又有多少是我可以完成的呢？

岁月不饶人，我的头发已经变得花白，身体也开始显出疲态，颇有些力不从心了。

回顾从前，我禁不住感慨万千。想当年，我根本无需顾忌自己的体力，尽可随心所欲地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而不停歇。

展望未来，我则始终保持着平静、谦卑的心态，哪怕假如某天形消神灭，我也能坦然接受这一切。毕竟，无论作为行动者或是受难者，我们都应该鼓足勇气，正如那些通过努力而获得“出人意外的平安”（《腓立比书》4：7）之人一样。

1931年3月7日书于兰巴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