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玮著的《玻璃天花板(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回忆录)》回忆了作者离开西北大学任加州大学院长，又被聘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九年的经历。以旧金山州大为范本，从高层次角度提出自己对美国大学治学、治理的看法，分析了不同大学对学生的影响。也描述了作者在美国的家庭生活，包括搬家、育儿等等细节。字里行间，作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美国，讲述了华人留学生在美国的生存之路。作者在描述中闪现的智慧和人文精神也很值得深思。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正在崛起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要与它打打交道，并在与它日益深入的交往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假如下一代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不能相互了解，世界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吴家玮著的《玻璃天花板(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回忆录)》这本类似自传的书，或许能够帮助我国青年们对美国这个“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减少一点陌生，加多一点熟悉，甚至增加他们为世界和谐作出贡献的愿望。

第一章 重返学术仙境

第二章 圣迭戈加州大学的治理体制

第三章 热菲尔学院院长的学术任务

第四章 热菲尔学院的管治经历

第五章 在拉霍亚近郊重建家园

第六章 圣迭戈加州大学的特色

第七章 安排访问学者、接待访美代表团

第八章 打破学界的玻璃天花板

第九章 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硅谷

第十章 加州高等院校的定位和定型

第十一章 旧金山州立在学的定位和定型

第十二章 旧金山州立大学的院系结构

第十三章 旧金山近郊再度重建家园

第十四章 怎么做好大学校长工作？

第十五章 旧金山州大的内外政治事件

第十六章 城市化、社会化、国际化

第十七章 一番最后的回顾：学术前景

第十八章 一番最后的回顾：资源前景

第十九章 零的突破——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第二十章 落地生根与落叶归根

后语

为什么要这么问?

早在几年前，我为西北大学物理系全力追求一位高能理论物理学的名将，要把他从哈佛挖来。事情进展得不错，直到最后阶段，才碰上了个没法预料的难关：他的夫人是位律师，需要我为她在西北大学的法学院谋份教职。这位女律师的学术水平很高，经验亦不差，可是得不到法学院教授会议的认可。文理学院院长出手相助，愿意从他自己的教授编制里拨出一个教席赠送给法学院，可是法学院的教授会议还是予以否决。西北大学因而失去良机，没能聘到这位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

教授在学术决策上的权力多大，由此可见：即使校方领导有能力提供额外资源，还未必能解决问题。当然，我所说的是特别优秀的大学，及教授学术地位特高的院系。稍为一般的大学或院系，若能不费吹灰之力捡到一个教席，何乐不为?

一般大学里，聘请院长或更高级别的行政人员，更是说干就干：新聘人员若在原校是某某学系的正教授，只要本校的同一学系不反对，就可立即把他的名字加入该系的正教授名单。假如该系已有人满之虞，则校方领导会为该系增加一个正教授的名额，以免这位人员来日从行政岗位退下时无家可归。

UCSD，特别是满天神佛的物理系，把“教授治校”的原则落实得比谁都彻底。凭我的科研成绩，被UCSD聘为正教授应无可置疑，可是还得按程序办事。为了尽快妥善安排我的教职，物理系按照规章制度，让评估委员会去信多位量子多粒子理论、统计力学、凝聚态物理、液晶物理等专业的大师，请他们就我的学术成就作出书面评估。委员们都是学界名人，地位很高，网络很广；由他们去信要求协助，有问必答，很快得到回音。未及一个月，全都来了回信，据说反映甚佳。评估委员会开会讨论，立即通过。

接着，物理系就要与学术副校长和校长商量如何解决等级问题；也就是说，应该把我定在正教授的哪一个薪酬等级。 加州大学系统的制度，教职的等级与薪酬挂钩，分得非常细致、非常死板。助理教授每级两年，共分四级。当过两年博士后、成绩优异的，可以免掉一级，受聘助理教授时直接进人第二级。四级之后，成绩优异的升任副教授，同时取得终身职；成绩过不了关的，准备打包走路。副教授亦是每级两年，却分为三级。三级之后，成绩优异的晋升正教授；成绩过不了关的，留任副教授，甚至当一辈子副教授。(某些情况下，为了适当调整薪酬，可以进人第四级、第五级。)正教授则每级三年，共分六级，但一般升到第四级就停滞不前一一除非科研成绩特别高超，能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赢到全球公认的殊荣。

物理系的评估委员会同意聘我为正教授后，必须立即断定把我放在正教授的哪个等级、名义上配以多少薪酬(虽然我所领的将是院长薪酬，实际与等级无关)。就在这儿，委员们碰到了难题。 我在西北大学升得太快，此时已经当了6年正教授。凭这资历，转来UCSD理应自动平移为正教授的第三级。委员们屈指一算，说即使战绩斐然，还是需要当上6年助理教授、6年副教授，共计12年，才能升任第一级的正教授；之后还要6年，即共达18年，才能晋升至第三级。若是让我在区区6年后就贸然进入第三级，系里查无前例，人事上极难摆子。如何是好?

系里好几位年纪比我大、资历比我深的，都还没升到第二级，甚至还是副教授。总不能轻易地把我平移至第三级吧!但是又不能为了摆平同事们的心理，无故把我降级。再说，我在西北大学的薪酬已经相当于UCSD的第三级，难道一边要“礼聘”我到UCSD，一边让我(名义上)减薪?

教授治校的原则下，聘不聘、是否聘为正教授，由教授们组成的遴选委员会或评估委员会作出判断一一教授们完全有权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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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科技大学退休后，原来以为生活会轻松下来。可是事与愿违，非但没有轻松，反而好像越来越忙。干的都是老校长能做的、该做的事；唯一的分别是身边没了团队、没了资源、没了帮手，凡事单枪匹马，一手包办，往往有心无力。

即使如此，还是断断续续凑出时间写了四本书。第一本是《同创香港科技大学一初创时期的故事和人物志》，写的是5 O岁回归故乡，与一群同事胼手胝足创办香港科技大学的经历，以此向志同道合的同事们表达谢意。第二本是《洋墨水》，追忆l7岁到28岁在美国上学和成家的经历。第三本是《红墨水》，写28岁到41岁当博士后、教授、系主任的经历。第四本，也就是这本《玻璃天花板》，讲留美33年的最后阶段，回顾41岁到50岁在美国当院长和大学校长的经历，并点述多年来累积的一点理念和心态，交待50岁落叶归根的来龙去脉．

虽写得次序颠倒，《玻璃天花板》总算为其他三本书起了填补和连接的作用。

一些朋友和出版社希望这几本书能为我国的年轻人励志。我不敢．回顾一生，总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考虑过“志”，甚至觉得所发生的事大部分来自意外和机遇。但我又不是个宿命论者，不觉得人生完全受环境或时局的摆布。怎么说呢? 我的人生观是：为人不要过分担心环境或时局的变动；在任何情况下，能做的就做，该做的就做．固然我们无法抗拒剧烈的天灾人祸，可是担心也没用；惟有尽可能学习、思考，充实自己，体验生活，为转变和良机的来临做好准备。

重复一次：任何情况下，能做的就做，该做的就做。不要步步考虑成败得失；只要是有意义的事，尽量做得多，做得好。本来就是嘛：你做十件事，很可能最后只有一两件、两三件会带来满意的成果，可是你无法预料它们将是哪一两件、哪两三件。因此要把十件事全都尽力做好，当作走向理想的准备工作。一旦什么机遇出现于眼前，准备工作做得越多、越好，被机遇击中的几率就越高．所谓“命运”，关键不在有没有机遇向你迎面走来，而在你的准备工作做得够不够多、够不够好，网撒得够不够广，’能不能迎接突然出现于眼前的机遇。

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在华盛顿大学的物理研究和博士论文做得不错，因而获得圣迭戈加州大学开国功臣布勒克纳的青昧。可是那时没见过世面，不谙世事，也就是说见识过于狭窄，没做好准备，因而无意中失去了这学术天堂当即赋予的教职。两年后时局转变，学界弥漫反战气息，加州的“鹰派”州长里根以削减人员编制来打击他所厌恶的加州大学，又一次令我失去了这学术天堂所賦予的教职。一连两次放过了迎面而来的机遇。

可就在那两年里，勤勤恳恳从事研究，学术见识较多了，科研能力较强了，专业范围较广了；准备工作做得扎实，引致某些名校向我招手。我既不愿意接受哈佛的“賜予”，又不愿意接受别的大学聘请，选择到西北大学自起炉灶，做好教研，开始另一种准备工作。继而开拓了自己的科研领域，在学术界初露头角，获得几位理论物理界卓越人物的赏识，令西北大学另眼相看，把我越级递升。同时在系里、院里的会议上坦诚发表己见，参与制订了一些关键的学术和人事政策，使校内高层委以行政重任。这些不同方面的努力，无意中为踏进大学领导层做了准备。

另有与物理教研无关的一面：“钓鱼台运动”及尼克松访华让我们这群留学人员走出象牙塔，从怀念故国走向关怀祖国，从“忆根”走向“寻根”。参加留学人员活动，接待祖国来访学者，为我展开了社会视野，唤醒了民族意识，乃从“寻根”走向“追恨”。回国访问讲学、进行教研合作、推动中美交流、邀東首群“访问学者”、更为科学院和高教部安排一批批访问学者，这一系列的“课外”活动播下种子，让我从“追根”走向“归根”。每走一步，不知不觉为落叶归根做了另一种准备。

国內青年们的周围环境和时局与我的迥异。他们听说过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经历，感受过上两代人怎么被卷入大时代的漩涡，面对各种无法理解的矛盾，控制不了自己的命运。那种日子终于过去了，这一代的青年们却又陷入21世纪的全球化，被卷入另一个大时代的漩涡，需要面对另一种无法理解的矛盾；难怪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偶尔感到兴奋，偶尔感到惶恐。不过无论如何，这一代青年们的处境远比上两代人好，或许也比我当年好，应该说是相当幸运。若能做好准备，大可把握机遇，创造命运，追求自己的“中国梦”。

说的大概都是青年们一天到晚听到的老话，励不了志。可是我还想重复：“能做的就做，该做的就做，不要步步考虑成败得失：只要是有意义的，尽量做得多，做得好。”要为目前还看不到、料不到，甚至梦想不到的前途做足准备。之后“站得高，看得远；说实话，干实事，说到做到”，直到今天，这些还是我为自己励志的话。

《洋墨水》里写了11年学生生活；《红墨水》里写了13年教授生涯；这本《玻璃天花板》里写了9年大学治理经历。留美总共33年，终于回归故乡。

17岁到美国，50岁回祖国；33年占了有生以来三分之二的光阴。老话说：大半辈子流落异乡。新话说：成长立业于大洋彼岸。是感慨还是奋发，只一念之别。

担任大学校长，是留美大半辈子的终点，同时又是回国创办一所新大学的起点；事业未见中断。两个人生阶段之间出现的不是句号，而是逗号。来到香港与我胼手胝足同创科技大学的，不乏几十年来在美国华人活动中所结交的朋友，大伙继续联手努力发展志同道合的事业；按这条思路想深一层，甚至可说出现的只是个顿号。

若没在美国当上校长，或当校长时出了纰漏，大概不会有机会被邀回港创校。这样说来，应该扪心自问：那五年校长干得如何?

这种问题易问难答。校长干得怎样，须以大学办得怎样为标准。而大学的成败，须看社会和群众对它的评价。可惜社会和群众太容易受“大学排名”的影响。

请让我借“后语”的篇幅来评论这种影响，之后才回答自己干得怎么样。

社会和群众拿媒体公布的大学排名表来当参考，稍微受点影响，本身没有大害。可是近年来这类排名表越出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误导越来越深，令人担心。在外国，家长和学生们买份报刊来看看评比，略加注意，却不那么经心。而我国的家长和学生们，大概是习惯了封建教育传统里的功名制度，几乎把某些排名表视为神明。甚至有不少校长，晓得社会和群众以至政府都非常重视排名，无奈之余明知其害而屈于其威，有意无意地加入这盘无稽的游戏。

我无意把所有高等院校的评比报告一笔抹杀。有些评比较有意义；譬如说，美国的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简称NRC)每十年在博士生层次按学科作一番调查，覆盖好几十个学科专业，收集意见。判据包括专业的重要性、研究成果、学生统计数字、师生的多元化等；分别按每种判据作出一组非排名式的评比。读者们自行选择哪种判据对他个人来说比较重要，把那组评比用来参考。

以物理为例，加州理工学院总的来说被评得很高，可是在学生统计数字上被评得较差，多元化则评得更差一一特别强劲的物理系好像都有相似的毛病，大概是因为学术水平的要求越高，学生就越难完成学业，性别和族群的多元化亦越难完善．

即使这么个设计周到、调查细致的评比，还是很难公平。试看，物理学科有很多专业，不同的物理系需要考虑不同的因素，然后自行决定以哪些专业为发展重点。谁有资格判断他们的选择是否合理? (譬如说，初创时期的香港科技大学自行选择把重点集中于凝聚态物理，因为高能物理、天文物理、等离子物理等专业对香港的直接贡献较小，所需的经费又太高。时过境迁，听说今天的物理系正在扩大专业范围。孰对孰错，该谁来说?)

一般为高等院校进行排名的媒体，评比工作做得笼统，跟NRC的差上十万八千里。误导性最强的那些，把所有大学放在一起评比一一不论公立私立，不论定位定型，不论学科专业，不论师生规模，不论经费多寡……这样的排名方式，把30000多学生的公立伯克利加大与2000来学生的私立加州理工学院相比、把学科齐全的私立西北大学与专攻医科的公立旧金山加大相比、把综合型大学与博雅学院相比，你想有多大意义?非但如此，还一一按分数排名，竟敢排到三位数，你说荒不荒唐?

或许有些读者以为我在为自己的学校叫屈，不然!连着好几年，备受社会和群众注意的“OS亚洲大学排名表”把香港科技大学排名于首位。亚洲的排名高于香港大学，全球的排名却低于香港大学。两所不同类型的大学用同一组判据作出评比已经是个问题，竟然同一个评比机构在同一年中为亚洲和全球用上两种不同的判据，得到两种前后矛盾的结论。无论你如何解释，难免令读者无所适从。再者，亚洲五强中竟有三强在香港，那还了得!香港不就成为亚洲的高教圣地了吗?对此，我既感动又感激，却没法相信。

盲目追求排名为大学带来危害。假如一所原来在教学型或培训型里大可争取世界一流的博雅学院或英式理工学院，为了追求排名而转型，沦为二流或三流的研究型大学，对师生有什么好处?向社会怎么交待?

国内经常出现“一窝蜂”的活动。一阵子搞合并，一阵子搞改名。一阵子全面扩招学生，一阵子借钱大兴土木。一阵子到处开分校，一阵子独立变民办。样样活动都有合理的起因，配合特殊的需要，有些做得还真不错。 “一窝蜂”过了头的风气，几年后自会遏止。唯有崇拜排名的浪潮，不断由社会倒流到大学。大学原该是社会的典范、务实的先锋，不干有名无实的事，现在似乎反被个别媒体牵着鼻子走。

既然社会和群众不该以媒体的排名为准则来评价大学，那么该用什么作为大学评价的准则?我的看法是：每所大学都该有清晰的定位，各自按照定位订立一套评价的准则。社会和群众在审核和接受它的自我定位和准则后，按此进行评价。公平，没有趁早和及时略为掺人倾斜，容许制度留住特别精英的人才。葛浩文挂冠而去的事虽然发生在我离任后，我还是为此自罪(见第12章)。

经济资源方面，首先我绝不滥用。小时候家境拮据，养成了节省的习惯。州立大学的经费来自公帑，更须节约，以免辜负纳税人。精打细算、量人为出之余，还需建立机制，寻找额外资源。多年后有机会重访旧地，发现当年开创的微型“大学发展办公室”已被我的接班人扩展成庞然大物，想来收益必定远超支出。

自认最大的过失，是没有料到这么快就会离职回国。至于这五年里有没有避开上述的一系列误区和歪风，不如让读者们客观评定吧。

我自己的看法是，当校长的不要太关心世人对你的评价。该做的就做。经常提醒自己：站得高，看得远；说实话，干实事；以身作则，说到做到。

写到这儿，突然发现越讲越严肃。搁笔之前，不如说两个轻松故事，以此结尾。

一个小故事反映校长能做到的事毕竟没你想象的那么多。

加州一向缺水，石油危机那几年里又缺燃料。州政府要求所有学校到处贴节水节油和鼓励环保的宣传单张，我们当校长的自然奉命。不过四处张贴完毕，看到学生们非但毫不改变浪费的习惯，反把那些宣传单张撕下，扔得满地都是，对环保有害无益。学生们生活于社会的大环境，除非社会大众都能培养崭新的文化(犹如新加坡)，当“长”的实力有限。

另一个小故事有关州政府教我们如何应对地震。

加州甚多地质断层，经常发生地震。一次较严重的震灾过后，州政府发现较为古老的大楼都须以钢筋加固，于是要求校方运用新的政府拨款，急速启动工程，否则勒令封闭。可是政府的拨款须经多重手续才会到位，叫我们何从急速?政府为了应急，又给我们送来大批宣传单张，指令每间课室及演讲厅都得贴上．内容是： “地震时，大楼里最安全的地点是门框；学生们须尽快站到门框下，保护自己。”唉，我真不知道该不该奉命。课室里几十个学生、演讲厅几百个，假如大家一窝蜂冲向门框，不踩死人才怪。

我有个最不适合当校长的脾气，就是心直口快，有话就说。说的时候又不只一两句，一定要把背景和逻辑全部搬上。安慰我的人说：“你是教书匠，跟学生讲惯课，难免样样事情要从头讲起。”又说：“你是搞理论物理的，说起话来总怕理据不全，难免要说得头头是道。”称赞我的人说：“嫉恶如仇，不吐不快；心语一致，不会暗箭伤人。”责怪我的人说：“看不惯就忍一忍，说了没用的话，何必多嘴!”

后者的话真没错，但是不管用。我在办公室墙上挂了一个偌大的“忍”字。可是碰到残旧僵化而又被迫奉行的不成文法，或昏庸无能而又刚愎自用的权威人士，猛抬头瞧到那个“忍”字，只想把它撕毁烧掉。想当什么“长”的读者们千万不要学我。

编辑看到这儿，一定会皱着眉头说：“让你写励志的书，哪能如此了事?”

恕我一笑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