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一天，在上海一家豪华酒楼里，有个奇特的聚会。十余位来宾，都是七十开外的耄耋长者。他们有几位穿西装，但多半穿的是中式长袍或马褂，还有好几位头上戴着传统的小圆帽。在外观上，他们举止从容优雅，看得出是受过良好教育，经过大风大浪，是华人社会里不折不扣的长者尊者。但是，虽然他们浑身上下都散发出浓浓的中国气息，他们彼此之间却以流利的英语交谈，而且是地道的新英格兰口音。更令人讶异的是，他们虽然已经年逾古稀，彼此却都还谑称“囡仔”(boy)。
他们确实很特别，因为他们有极其特殊的身份和头衔——他们是硕果仅存的“大清留美幼童”！
在1872年到1875年之间，大清帝国前后选派了120位幼童，送到美国留学，他们的年龄，在9到15岁之间。按照计划，他们将住在美国家庭里，在美国读中学，进军事院校或大学理工科系，然后回国服务。虽然后来计划因故终止，但是在美国近十年的熏陶，已经让他们与众不同。他们之中最著名的，一位是修建中国自主设计的第一条铁路的詹天佑，另一位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
在中外历史上，大清幼童的际遇，都是很奇特的一页。在这个过程里，有几位关键性的人物。首先，容闳是这一切的推手。他因缘际会，由香港到美国求学，从常青藤名校耶鲁大学毕业。眼见西方文明之盛，再回头看大清社会的腐败落后，他觉得唯有师法西方，而且从根救起，才可能振衰起弊。他所想到的，就是大量选派幼童，到美国受完整的教育，再回国一展所长。
容闳的抱负，如果没有曾国藩的鼎力支持，当然不可能实现。晚清时期，曾国藩在朝廷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即使位极人臣，曾国藩还是要小心翼翼。环伺左右的，多的是怀旧排新、仇洋恨外的势力。稍一不慎，不但幼童留洋的计划功亏一篑，他自己的地位都可能受到影响。
与容闳和曾国藩相比，吴子登算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然而，留美幼童整个计划的转折，却是由他而起。幼童到美国之后，集中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首府哈特福德(Harfiord)。为了就近照顾，也为了督导幼童，清廷在当地设了“留学事务局”，还派了督导人员。吴子登，就是事务局的第四任主管。他到任之后，在周末按惯例召集幼童，教授四书五经。可是他发现，在美国家庭待上一段时日之后，这些幼童们已经沾染当地自由开放的习气。他要求幼童行跪拜礼、背诵古籍、态度驯服谦抑，幼童们不服，更受不了他的鞭笞和呵斥，于是冲突日益严重。
吴子登禀报清廷，长此以往，这些幼童将与西人无异，不再以圣人教化为依归。一连串的奏折，再加上国内外政治情势的风吹草动，清廷终于下令，终止留美计划，全体幼童分批返国。幼童们等于犯错被遣返，所以千里迢迢回到故土之后，受到监视拘禁，类似犯人的待遇。
1884年，中法海战，法国军舰（铁壳船）和清廷的军舰（木壳船），在闽江口马尾附近交战。一阵炮声隆隆、硝烟散去之后，半个时辰不到，清廷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被分派到福建水师的几位留美幼童，花样的年华就此画下急促的句点。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黄海海面，清廷的北洋海军受到重创，又有好几位留美幼童壮烈牺牲。
其他幼童的际遇，没有这么悲壮。不过，这些在美国土壤上迎接阳光、日益茁壮的精英，就在清朝倾颓、民国肇始的动乱岁月里，像草芥一般随风飘舞、自求多福。
对于容闳、曾国藩、吴子登而言，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说都是合情合理的。容闳，基于自己的信念，推动幼童留美，数十年而不悔。曾国藩，考虑到朝廷情势、自己的政治处境，也只能顺势而为。吴子登，对美国风土人情陌生隔阂，坚持“中学为主、西学为末”，他认为幼童应该尽速回国，避免持续受污染，也是出于一片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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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学的普及请命
我曾应邀到台湾的一所小学去演讲，对象是中高年级资优班的一群小朋友。他们的老师很用心，自己设计了一套“经济学”的教材，而因为看了我的书，所以请我去和小朋友谈一谈。
小朋友们聪明可爱，问了许多有趣的问题。他们把问题写在小纸条上，我在档案柜里还存了其中的几张。演讲完后，几位老师表示，过去他们把经济学界定在对于商品劳务的探讨上，经过我的阐释，他们发现经济学不只是探讨“价格”的问题，而且也处理更一般性的“价值”问题。
他们还送我一套录像带，是美国小学里经济学的教材。后来在看经济学的文献时，发现美国一般高中里也有经济学的选修课。美国经济学学会还曾经组成项目委员会，评估高中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而且公布评估的结果。显然，在美国从小就有经济学的教育，循序渐进，而且这是对一般学校的学生，而不是只针对商业学校。
我想，美国教育体系对经济学的重视，主要是体会到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社会密不可分。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活动已经成为主导的力量，人的衣食住行乃至于工作家庭，都和经济活动息息相关。因此，一个现代公民，必须具备基本的经济学知识。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消极的，可以在经济起伏里自保；积极的，可以通过参与经济活动，追求自己的福祉。
对于一个以资本主义（精神）为主的社会而言，经济学显然很重要。相形之下，对于一个以伦常道德教化为主的东方社会，经济活动似乎不是关键所在。可是，这事实上是一种错觉，而且是很令人惋惜遗憾的错觉……
在社会科学里，政治、法律、社会、经济是公认的主要学科，而且每个学科都有自己悠久辉煌的历史，也都累积出非常可观的智慧结晶。在人类摸索前进的过程里，也都曾经在某些转折点上，发挥关键性的影响。不过，自1960年起，经济学的发展，已经使这些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而渐渐有一枝独秀的趋势。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学者带着他们的分析工具，大举进入其他的社会科学领域，而且已经有非常璀璨的成果。
在社会学方面，盖瑞·史丹利·贝克(Gary Stanley Becker)是众所周知的人物。利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他深入地探讨了家庭里父母子女的互动、人力资本、教育等传统上属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当他在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同时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和社会学系的教授。
在政治学方面，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rl Tullock)联手，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公共选择(publlc choice)。利用经济学来分析政治现象，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学者和经济学者对政治过程的看法。现在，“公共选择”已经是经济学里不可或缺，并且是最有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不但在“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里有专章讨论，“公共选择”的专有名词也往往成为“政治学”教科书中的用语。布坎南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在法学方面，罗纳德·哈里·科斯(Rotlald Harry Coase)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他在196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不但是经济学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也是所有法学期刊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这篇论文引发了“法律经济学”这个新的领域，对传统法学造成革命性的冲击。当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不但经济学界额手称庆，法学界也多认为是迟来的正义！
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互动，基本上是单方向的。当经济学的版图逐渐扩充时，其他的社会科学并没有反方向的举动。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和学科的性质有关。经过对人类活动长时间的观察和淬炼，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一套基础扎实的行为理论——人不只是在市场里会趋吉避凶，在其他的活动上显然也是如此。相形之下，社会学的理论往往是一家之说（韦伯、杜尔凯姆等），而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一套理论架构。在政治学和法学里，情况也很类似。因此，理论上的优势，使经济学者可以带着自己的分析工具（好像是一把万能钥匙），去探索其他领域的奥妙。相反，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却没有能够相抗衡的理论。
不过，理论上的优越性只是故事的一半，另外半个故事和这些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有关。在经济学里，大致分成“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探讨的主题，主要是个人、家庭、厂商、市场结构；宏观经济学所探讨的主题，主要是整个经济的物价水平、就业情况、经济增长等。可是，在微观和宏观之间，事实上还有一些“中层问题”(middle range issues)。当个别消费者的偏好相加，会成为一群消费者。这些消费者群的偏好不再是个人的偏好，但也不算是整个社会的偏好，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现象。同样，产业和产业之间的消长，也不是微观和宏观层次上的问题，而是处在两个层次之间。就目前经济学的发展而言，最强的是微观经济学的部分，因为研究主题明确、焦点集中。在宏观经济学部分，虽然有各式各样的模型，也有强调微观基础的宏观架构，但是因为处理的层次过高、涵盖面过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众议佥同的理论。对于“中层问题”而言，以现有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事实上还不太能有效地处理。 ·由研究主题上的划分，就比较能体会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互动的差异。以社会学而言，虽然个人和家庭也是研究重点，可是整个学科的关键，与小区、社会化、宗教等“中层问题”有关。同样，政治学所探讨的，主要是政党、选举、政治文化这些“中层问题”。对于中层问题的分析，经济学并没有好的分析架构，社会学和政治学也没有，所以，虽然经济学和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的互动已经有相当的成果，可是大部分是集中在“微观经济学”的领域里。
相形之下，法学分析的重点，就是几千年来原告被告之间的纷争，而这正是微观经济学的专长（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对峙）。因此，在经济学往外扩充势力的发展上，“法律经济学”的成果最为丰硕。法律经济学的专业期刊已经有不下十种，而且还在持续地增加，这都不是“经济社会学”和“经济政治学”（公共选择）所能望其项背的。因此，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结合之后的果实，主要和两个学科所处理问题的性质有关。
不过，即使在不同的社会科学里，经济学者努力的成果有程度之分，经济学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已经显露无遗。学习经济学，不只是了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经济活动，更重要的是掌握一套分析社会现象（而不只是“经济”现象）的工具。对于一个强调伦常道德和风俗习惯的传统社会而言，更值得以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了解和掌握伦常道德和风俗习惯的意义，并且与时俱进、日新月异。譬如，在农业社会里，因为要一起耕田除草收割储藏，天灾人祸时还要互通有无，所以兄弟之间必须有浓厚的“手足之情”。在工商业社会里，兄弟之间不需要在生产消费保险上彼此支持，手足之情的内涵自然有所不同。
关于“经济学教育”这个问题，我觉得在高中、初中的课程里。值得加入经济学的科目。对于人的思维和行为，经济学的世界观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当然，我也知道，如果要把经济学当作像数学、物理、化学一样的基本课程，一定会引起社会学者、政治学者、法律学者的异议。相信他们也能为自己的学科讲出一番道理，也都会希望自己的学科是基本课程的一部分。对于这个问题，我似乎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不过，在大处着眼之外，可以采取小处着手的方式：希望借着一般性的文章，借着每一个人日常生活里都会遇到的事物，阐明经济学对这些社会现象的解释。因为，看经济学的专业论文的人少，而看一般性的文章的人多，影响力也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约瑟夫·施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曾经说，经济学者总是带着一种传教士的情怀(the economist as preacher)，念兹在兹地希望能宣扬经济学的教义。对于他高瞻远瞩的视野，我心有戚戚焉，也希望对经济学教育的期望能早日实现！
2016年5月干杭州
在《效益的源泉（捕捉生活中的经济学身影）》一书中，作者熊秉元以深入浅出的文字，捕捉生活中的经济学身影。本书共分十六章，从人的理性、自利，到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到专业伦理，到公共政策，再到探寻现代社会法治的良方。层层推进，逻辑清晰。不知不觉引人思考，发人深省。
《效益的源泉（捕捉生活中的经济学身影）》可谓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的一本“刚需书”。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活动已经成为主导力量。人的衣食住行乃至于工作和家庭，都和经济活动息息相关。一个现代公民，必须具备基本的经济学知识。消极的，可以在经济起伏里自保；积极的，可以通过参与经济活动，追求自己的福祉。作者熊秉元以深入浅出的文字，捕捉生活中的经济学身影。书中虽然没有利用图形表格的模式，却不乏细致准确。书中作者通过你我身边的大小事，讲述生活中的经济学原理，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掌握经济学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