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园整理的《王承传日记》为《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四辑之一种。

《王承传日记》(原题为《钦尧手记》)，为清末王承传随出使德国大臣荫昌驻德国所记。现存《日记》10册，自卷六开始，前五卷暂未访得下落；此10册《日记》始于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1903年8月20日)，止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1907年1月28日)，64开红格纸，每页7行，版心有“义成仁号”四字。第9册后半部分、10册为归国后在天津任职所记。

王承传，字钦尧，安徽桐城人。其《日记》为清末随出使德国大臣荫昌驻德国所记。《日记》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 ），止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 ）。保留了当时德国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的历史资料。主要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三方面有价值的史料：(一)德报中的日俄战争；(二)接待清廷专使访德；(三)柏林大学教育状况管窥。《王承传日记》由冯雷、王洪军整理。

前言

日记 卷陆

日记 卷柒

日记 卷捌

日记 卷玖

日记 卷拾

日记 卷拾壹

日记 卷拾贰

日记 卷拾叁

日记 卷拾肆

日记 卷拾五

日记 卷陆

在柏林记

光绪癸卯(光绪二十九年)

六月二十八日起至十一月十三日止

(1903年8月20日——1903年12月31日)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六月二十八日(1903年8月20日) 晴。早，接外格耳女郎一信，邀晚餐，因有他约，故函辞。晚，同亚君赴南城某跳舞场一观，遇相识数个。回乘新修成之汽车，返至某茶馆小酌。十二钟回署。接施玉德一信，借款尚不能归还也。

六月二十九日(8月21日) 晴，微雨。早，晤某德商良久。午后，写信数封，灯下看书数页。枚君送货来馆，与一谈。

六月三十日(8月22日) 阴雨。侵晨起洗澡，因西人云，饭后洗之于身体有损也。(英前相沙侯逝世，晚九钟半)午后，上街一游，顺道至湖边小步。适大雨，后署校拟电报，请馆中经费四万两。晚，访马培夫未遇，乃至城内酒馆一坐，观野人男女各一，系产自北美国，此种人类现仅存二人矣。能土语，听之如诵经，然且稍通英□语，年五六十，行动不甚便，其鼻大而湾，真奇像也。十二钟回署，又遇大雨一次。今日存那大人等各一信片，系自黑司考城发者。

七月初一日(8月23日) 晴，晚大雨，雷电交加，夜半不息。早，阅报知英前相沙侯逝世，年已七十三矣。英人甚戚悼之。午后，同亚君、施女郎赴大树林一游，后又至毂木晚饭。游人甚多，男女各半。十钟大雨，时皆拥挤廊下，十二钟仍未住，遂冒雨返署。

七月初二日(8月24日) 晴，晚微雨。作致毛大夫及其岳家各一信，应赴完姻宴也。写发薪水簿一页。太夫人在坐良久。

七月初三日(8月25日) 晴，微雨。午后，赴银行取钱，[晤]墨森君刻许。晚，同亚君及二女郎摇船一钟半之久，虽无月色，亦另有别趣。十钟回署，作法、德字信各一件，一钟就寝。午后，往拜勒君未遇。

七月初四日(8月26日) 晴，夜雨。午，勒君来回拜。晤半刻，晚七钟，赴勒君之约。先至客栈，见其夫人及其一子一女，遂同至冬天花园戏馆观剧。系坐包厢，即在彼晚餐，散后同至栈房一坐遂返。接张梓材一信，述补照事。

七月初五日(8月27日) 晴。午后，勒君偕其夫人及其子女来馆搭拜，遂至星使客厅一坐。勒夫人及其女各扶洋琴一段，两小孩合唱曲一，颇佳。余赠勒夫人及其小女各花球一枚，并约同明晚赴戏院观剧。后至星使处一坐。晚，宪太夫人在谈。灯下写信片二，看报时许。

七月初六日(8月28日) 晴。晚七钟，勒君邀余同养田赴某大戏园观剧。七点半抵园，其眷属已在候，系坐楼正面。所演系一故事，山水各样画景极好。十钟散，至花园便酌，遂与勒君及其眷属握别，各盼将来在英京伦敦再见。乃同养田乘高车返署。一钟睡。  七月初七日(8月29日) 晴。早八钟，洗澡，同星使一谈。午后，致勒君一信，并赠给余之小照二张。晚，访马塔未遇，遂往黎雅家一坐，谈甚久。

七月初八日(8月30日) 晴，冷。早十二钟，回署，黄碧湾来一谈，在馆午饭乃去。看报时许，灯下作洋字函数件。就寝稍早。

七月初九日(8月31日) 晴，风，微凉。早接家书，知家中人口平安。午后，戏空中刻许。授德文课时，仅宪太太一人，因海禹臣将要回华，无心向学矣。晚同施女郎闲步时许。作灯课至十一钟半就寝。

七月初十日(9月1日) 晴，冷。终日未出门，葛君来谈良久，作灯课时许。

七月十一日(9月2日) 晴。午后，同养田、宝臣出门摇船一小时。今系德胜法赛当城之日，街上游人甚多。晚，作灯课良久。昨日系德国秋操之日，各国钦差人员多往观，惟缺我华人员耳。

七月十二日(9月3日) 晴，暖。午后，看德文小说数段。晚，戏空中刻许，作洋字函数封。灯下写信片数张，系致那总荫治武者。

七月十三日(9月4日) 晴，暖。早，接张梓材一信，并代拟咨文底稿一份。午后，养田为余同葛君拍照，计两次，一立一坐。光甚好，余着便服，手握团扇。晚，宪太夫人在久谈。作灯课半时，子正睡。

七月十四日(9月5日) 晴，热。午后，写法文信。晚，赴黎雅家，晤其女东良久。在廊台月光下坐至十一钟，始就寝。接奇夫人一信，因分量过例，罚四十分。

七月十五日(9月6日) 晴，热。午后，同亚君及法女郎，乘马车至树林某酒馆一坐，后又赴林内一游，性步回馆晚餐。晚，仍同原人赴菜尔敦酒馆听乐，人甚多。盖系星期，气候复转热也。十二钟就寝。

七月十六日(9月7日) 晴，热风。终日未出门，看报修洋字函良久。就寝略早。

七月十七日(9月8日) 晴。早，接碧桃一信，并伊相片一张，系前二年照，容颜颇可人，发佩肩左右。因信包分量过例，又照例罚二十分。今日湖北学生十名，因与洋口角，决意移出，故皆来馆面禀星使，求准各人另觅学房。午后，看书，终日未出门。黑大夫来看余右腿癣疾，谈刻许。宪太夫人及宪夫人来房一坐。作灯课时许。(湖北学生今日移出欧嘉棣寓，人客栈)P1-3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中华文明今天面对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1840～1949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人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裒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勖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人“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殁，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