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四部曲”和一系列散文作品在大陆出版以后，受到学界的关注，也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尤其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传记作品感兴趣的读者的喜爱。这部《东鸣西应记》是他的首部访谈集，为喜爱他的读者提供了另一个窗口去更深入地了解他，因为访谈相对于回忆录和散文而言，更加自由和随意，言谈也更为直接和深入内心，往往会有在以往的作品中所不能言或未想到的内容，被提问所激发出来。

当代著名华文作家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四部曲”、“人生四书”、“作文四书”等作品在大陆出版以后，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影响巨大。《东鸣西应记》是王鼎钧先生的访谈集，由其亲自整理编排而成。访谈者为资深媒体人、学者、作家等，海内外皆有。这些访谈提问角度众多，话题涉及面广，深浅错落，从文学创作、人生经历、历史变迁至宗教信仰、人情世故，可谓路径纵横；而王鼎钧先生的回答则深入内心，娓娓道来，恳切圆融，尽显耄耋长者的智慧和豁达；其对答之语颇具古风遗风，文风挥洒自如，字里行间透出散文大家的风范。

编序

客至

虚实相生攀高峰

并非一个人的历史

一代中国人的眼睛

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

分歧，是一种繁殖

只愿写出真实经历

文学不死

他的文学经历和福建有缘

交浅始可以言深

作家要有酬世之量，传世之志

三人行，都是我师

王鼎钧写尽一生沧桑

到纽约，走访捕蝶人

走尽天涯 歌尽桃花

英雄到老都学佛

往事并不虚幻，只是转化

市声之外有书声

问号后面的关心

遥远的回声

附录：部分访问者简介

虚实相生攀高峰

访问者：常诚容

您写作超过一甲子，散文、小品、杂文自成一家，获有很高的评价，近年发表的回忆录四部曲，一时流传众口。回顾各阶段的写作风格转折，您可以谈谈背后的原因吗？

我到台湾后正式投入写作，为报纸写评论文章，和别人先从抒情入手不同。我叙事说理，坚持语调柔和，技术上感性，有文评家把我写的书评、时论当做散文看。这或许是其中一部分文章能经时间淘洗，越过空间限制，至今尚能流传的原因吧。我本来志在成为小说作家，结果只能在散文中使用小说技巧，模糊了散文和小说的界限，得到认同，被称为“小说化了的散文”。四十多年前的“人生四书”多用小故事代替说理，一直到现在还是台湾许多教育单位、文化团体、图书馆“最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书”。

然后是“诗化了的散文”。我的散文，早就有诗化的倾向。第一篇诗化的散文，应是镜中初惊白发写成的《与我同囚》。台湾空中大学教授沈谦曾说我的散文风格三变：早期干净利落、条理清晰，中期有情有趣、亲切有味，晚期意象丰盈、魅力感染。从斗士型蜕化而出，有隐士型的渊博丰盈，名士型的情趣品味。呵！呵！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吧。

您曾说，您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是来美定居之后完成的，它们是哪几本？为何是“最重要的”，可以进一步说明吗？

我1978年离开台湾，那时台湾和大陆还没有往来。八十年代，大陆改革开放，在彼此隔绝三十多年以后，我和当年的亲朋故旧通信，把切断了的神经一根一根连接起来，这是一次死去活来的大手术，见肺见肝，触及灵魂。《左心房漩涡》就是那几年碰撞、麻木、阵痛、复苏的文学纪录，得到的风评也最好。

“回忆录四部曲”也是在纽约写的，前后一共写了十七年。《昨天的云》写山东故乡幼年；《怒目少年》是流亡学生经历；《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中的遭遇；《文学江湖》写台湾三十年的生活，因篇幅所限，这一段岁月只取材“文学生活”。1978年移居美国以后，至今也快四十年了，这段生涯在“四部曲”的范围以外。1990年代起，承《世界日报》约写专栏，我晚年的思想有挥洒的空间，我的杂文有机会升格转型，可以浮出水面辑成《桃花流水杳然去》，它也是我很重要的一本书，我庆幸老年还能层楼更上。

读“回忆录四部曲”就像读一部庶民版的近代史，其中有许多深刻细致的历史点滴，您的回忆录为什么来美后才动笔？

写回忆录要求自己时间集中、精神集中，当年在在台湾，正因为生活环境太熟悉，时间被熟悉的人和事零星分割了，很难专心一致。还有，写回忆录要像出家当和尚一样，把一切放下，不要管某某人看了有什么感觉，某某人看了是不是喜欢。不要迎合朋友、上司，不迎合社会流行的意见。在台湾的日子六根不净，难以办到。

还有一点重要的因素，我需要大量阅读大陆出版的资料，来美以后找资料方便，那时台湾还在戒严，美国是通往中国大陆的快捷方式。

如果您没有来美定居，仍留在台湾，克服了“六根不净”和大陆的资料取得的问题，您会写回忆录吗？特别是叙述您在新闻界工作时，经历特务如影随形的白色恐怖岁月的《文学江湖》，会写得如此较无挂碍吗？

环境影响生活，生活影响心情，心情影响风格。域外的水土使我“苍劲”。有人评论，我从“南曲”转为“北曲”。风格变化是作家的大事，也是幸事，不垂老投荒，怎有此事？如果留在台湾，回忆录我仍然要写，大概会写成如《碎琉璃》的样子，是一串温柔伤感的故事，更像文学作品，但是没有宏观的境界。至于我和特务相处的明明暗暗，无法写成相同的风格，也许就搁置了。

我得承认，用“特务”做标题的这三篇，资料性很强，艺术性很低，《文学江湖》成书时，也曾一度想把它抽下来，没有想到读者对这部分兴趣最大。

“特务”这部分您还有保留吗？有后遗症吗？

也就是这些事儿，语气有保留。后遗症没有什么，有人“对号入座”，打越洋电话骂我，我说：“咱们都放下吧！”

您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不止一次地为文推崇他，您认为他的意托(寓意)技法很高明，可以举例仔细说明吗？

且说莫言的《生死疲劳》，这四个字原是佛经里的一句话，莫言写成五十五万字的小说。他把有限的材料扩张为丰富复杂的情节，中国当代作家没有人可以相比。中国有一观念，人活着有许多痛苦，死后就解脱了，“大哉死乎，君子息焉”。莫言用五十五万字诠释生死疲劳，死也不得休息，死不是结束，是流转，死后麻烦也许更多。P15-17

“对话”本是一种很重要的体裁，双向的思路交叉碰撞，能从许多角度照亮单向叙说留下的死角，可惜现在不太时兴了。

这本《东鸣西应记》是我跟多位嘉宾畏友的对话，缘起于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回忆录，他们对我的这一套书很注意，先后相约有一番个别访谈，其中居然有非常知名的人物，令我受宠若惊。我已不能接听电话，好在有了E-mail，问题传过来，答案传过去，跟面对面谈话差不多。话题由这一套回忆录引起，谈着谈着，主题就会跳岛式转移，文学、历史、时事、宗教信仰、人情世故，行其所不得不行，到了止其所不得不止的时候，已不知来时路径。朋友谈天的乐趣就在于精彩尽出，“歧路亡羊”，阅读对话体的乐趣，就在偶然听到，无意中得之。

我一向避免讨论自己的作品，也很少剖析自己的内心，多少人做这件事都失败了，只落了个给自己减分。这本书，把我的两大禁忌都推翻了，有些问题没法回避，这才了解甚么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幸而到了今天，我已知道怎样谈论自己而能引起别人的兴趣，技术上的困难既然能够克服，这个禁区倒也可以开放。我设想跟读这本书的人易地而处，先求别人可以取得甚么，而非我要给予甚么。谈天的大忌是自我膨胀，目中无人，我这本书也是注意防止的。

在这一波访问之前，有几位文友定下访问计划，按照名单访问了许多人，也曾光临寒舍有一夕谈笑，他们的访问记出版成书。现在得到他们的协助，把这几篇访问记也收进来。如果当初访问的题目有新闻性，或者我当时的答案有欠周延，现在也作了补充调整。

有几位访问者来自媒体，他们依照专业要求，把我的答案稀释、改写、重组。我回答问题的时候字斟句酌，有时“沉吟一个字，扬眉好几天”，虽然不合媒体一时一地的需要，我希望异时异地有人看见我的得失寸心。编书时得到访问者的理解，仍然收录我当初提供的书面原稿，文责由我自负。依专业要求，有几个问题他们人人要问，我尽量从不同的角度回答，或者用不同的措词回答。

我在这里感谢所有的访问者，欣幸我能和他们结下深厚的文字因缘。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青眼相加，愿意为简体字的读者出版这本书，让我这个中国人的一缕缕心香，一点点文采，能摆上中国人最多的地方，供大家批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