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辛编著的《孽债(Ⅰ)》介绍了，沈美霞、卢晓峰、吴永辉、梁思凡、盛天华是五个十四五岁从云南到上海寻亲的知青子女，他们走进一个个陌生又有着血缘关系的家庭里，情与理、情与法、情与爱、情与恨、情与嫉妒等一系列状况发生了。这些冲突不合时宜地在父与女、母与子、过去的夫妇和今日的夫妻面前出现，引发了一个个令人烦恼的家庭矛盾。

叶辛编著的《孽债(Ⅰ)》是一部令无数读者感动不已的优秀长篇力作。

沈美霞、卢晓峰、吴永辉、梁思凡、盛天华——5个十四五岁的知青子女——怀着对父母的刻骨思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伴从云南到上海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走进一个个陌生又有血缘关系的新家庭。于是，情与理、情与法、情与爱、情与恨、情与嫉妒等一系列矛盾与碰撞接踵而至，引出一个又一个家庭纷争与情感纠葛，上演了一幕幕令人怦然心动、唏嘘感慨的深情故事……

作者从真挚的感情出发，从人性的深度出发，挖掘了深厚的社会与历史内涵。正值“上山下乡”五十周年之际，希望更多的青年读者能够通过这部长篇力作，洞察那一代人的情感经历，了解那个特殊的年代。

正文

沈若尘推着自行车穿过生煎馒头摊子，进入弄堂又跳上车，紧蹬了几下，拐个弯，来到编辑部门口。油漆剥落的长方形《人生》编辑部木牌下，还空落落的，没停放着一辆车。这说明他是今天的第一名。编辑部七个人，个个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

沈若尘吁了一口气，他用脚支起自行车撑脚时，不由环顾了一下弄堂里外，没人在向编辑部走来，尤其是没有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他上了车锁，走进过厅，过厅和走廊里都静悄悄的，小小会客室的门紧闭着。美霞要来，不会这么早的。

他看看表，八点四十。同事们陆续都要来上班了，至迟九点钟，人都会到齐。如果美霞找来了，不管是今天、明天，或是后天、大后天，她看见他劈面叫一声“阿爸”，用的是那种她一时改不过来的悠悠的、柔柔的、糯糯的西双版纳口音，他该如何对同事介绍，如何解释？

沈若尘脸颊上在发烧，额颅上的青筋在骤跳。直到此时此刻，他仿佛才清醒地意识到，美霞的到来，将整个儿地改变他的形象。噢，岂止是形象，而是整个儿地改变他的生活。

他掏钥匙开编辑室的门，门内的电话在响，好像已不是第一声了。沈若尘仍然慢条斯理旋着门锁，现在不要说是电话，就是电报也不会使他着急。他关心的只是如何应付美霞的到来。

他进了屋，电话还在固执地响着。他走过去，抓起电话“喂”了一声。

“是《人生》杂志编辑部吗？”话筒里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宁波口音。

“是的。”沈若尘懒懒散散地答。《人生》的影响大，电话号码印在杂志版权页上，社会上什么人都可以操起电话给编辑部拨号。 “我找沈若尘同志。” 指名找他的，他警觉起来，问：“你是……” “我姓卢，卢品山。”完全是个陌生人，“沈若尘在吗？” “我是啊！”沈若尘不大情愿地回答。每期的责任编辑大名印在 《人生》杂志照官本位的谱系排列，只能算个“科”级杂志。但如按它的社会影响和发行量来说，比起一般的“处”级杂志甚至于“厅局”级杂志大得多。

谁能想象这家杂志的编辑部竟然是在一条弄堂里，弄口还有一家卖生煎馒头的小摊；谁又能想象所谓编辑部只不过是二又四分之一问屋。主编、副主编占一间小屋兼堆栈，除却正副主编两张办公桌之外，屋内的其余地方，全堆着过期的杂志、当月印出的新杂志，与《人生》杂志月月交换寄来的杂志，编辑部自费印制出来赠送作者和协作联系部门的塑料面笔记本、通讯录。整问屋子只留下中央一个仅够转身的空间。四个编辑和美术编辑兼编务占据着大房间，放下五张办公桌和几只上锁的书柜，房间里也仅剩一条窄窄的过道了。那另外四分之一间的小小屋，在一进底楼的过厅旁边，原先是编辑部堆放杂物的，只因来了客人，一来无处坐，二来即使勉强坐下了，客人和主人一讲话，其余的人就别想工作了，所以主编、副主编下了决心，把小小屋里的杂物清出来。需要的堆在他俩的办公室里，不需要的统统处理掉，还请房管所给小小屋开了扇四四方方的小窗子，在里面置上一张三屉桌，两把木椅子，一盘茶杯，两只热水瓶，成为紧仄小巧的会客室。没访客时，哪位编辑要个清静地方，也可以躲在里面专心致志编个急稿。刊物上，他们四个编辑，一人每年负责三期，沈若尘的名字要在上百万份刊物上出现，他知道又有热心的读者或是唠叨鬼吃饱饭没事来找他神聊或是相约见面了。

“哎呀，总算找到你了！”话筒里传来的宁波口音如释重负，还带着几分惊喜，“跟你说啊，沈若尘，你的女儿沈美霞，云南的女儿你还记得吗？”

血液在沈若尘的手掌上凝固了一般，他生怕被人听见般“嗯”了一声，连忙用变了调的嗓音问：“卢老伯，她……她在哪里？”

“她找你去了。找到你上班的编辑部去了！”

沈若尘的声气就像在哭丧：“我……我这里没见到她呀……”

“哪有这么快，哈哈，要隔一会儿才到呢！”卢老伯笑了，“告诉你，他们是昨晚上找到我这里的。你女儿在我家住了一晚上，刚才吃过早饭，我让小儿子专门陪她来找你了。走了不多久，恐怕还要隔一会儿才能到你那里。放心吧，我小儿子三十多岁了，上海滩大街小巷熟门熟路，不会丢失的。他们走后，我不放心，特意问了查号台，给你挂个电话。”

沈若尘感激涕零，除了一迭连声道谢，什么话都讲不上来。这么一来，他就可以免却在同事面前的尴尬和难堪了。这么一来，他就可以省却心神不定的牵肠挂肚、苦苦等待了。

“还记得我是谁吗？”

沈若尘晃脑袋，搜索记忆，怎么也想不起来，迟疑地说：“卢老伯……”

“我是卢正琪的爹呀！”

“哎呀，卢老伯，谢谢你，谢谢你。我改日一定登门拜谢，登门拜谢！”沈若尘记起来了，卢正琪和他是同一命运的云南知青，只是捅队的地方离得远，交往不多。回沪初期，他们在街道乡办见过。他依稀记得，那是条豪爽的汉子，似乎也是和自己一样，与傣家女离了婚后回上海来的。P9-11

不知不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快五十年了。

近年来，不断地有人发来请柬，让我参加编撰与知识青年有关的丛书；不断地有人来约稿，希望我写一些和当年的上山下乡有关的文字；不断地有人发出邀请，要我参加与知识青年话题有关的座谈会、研讨会；不断地有人送来一厚沓的电视剧本，让我读一下这些准备投拍的、接近完成的本子，写的都是知识青年们的故事。仅近半年多，光这样的本子，我就拜读了好几部。就在上个月，我去黑龙江图书馆演讲时，还收到了哈尔滨知青们送给我的厚厚两大本哈青文选。为的是纪念上山下乡五十年。有关知青当年的故事，有关知青返城后的沉浮，有关美丽女知青坎坷命运及恋人的故事，有关知青的子女们和他们的父母间的故事，还有侧重写今日的知青子女在都市里闯荡的故事。

最近以来，一些有了空闲、一些事业有成、一些发了点财的知青们，经常以“永难抹去的记忆”、“难忘的岁月”等题目，对中国知青的命运进行思考、回眸和述评。让人不由得会引出“时间是不是风化了情绪，历史能否沉淀出真谛的思考……”

一切迹象都在提醒着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时中国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有些剧本和丛书的编撰者则开宗明义地宣传，他们今天提起笔来描绘充满苦涩和辛酸的往昔，就是为了纪念即将来临的插队落户五十周年。

五十年了，半个世纪啊！真是人生易逝，弹指一挥间。

读着这些充满感情的文字，看着一部又一部描述往昔岁月的剧本，接触着一批批原先认识和不认识的老知青们，我不由得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是啊，这一段历史是翻过去了，很多很多今天的少男少女，已经很难理解我们经历过的那段貌似奇特的生活。我接受过的几次电话采访，问出的一些话题，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比如有一个问题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究竟是多少人数?为什么有的说是一千四百万，有的说是一千八百万，有的则号称三千万?又比如还有一个问题是，描绘女知青遭受凌辱的故事，是不是为了迎合今天市场的卖点?

当然，提出这些问题的记者都很年轻。但是，时间只是过去了四五十年，事实却令人产生如此大的误解，这一现象本身就让我愕然。除了尽我的可能作出了回答和解释，又不得不引起我的沉思。那么，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究竟留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重复地、喋喋不休地有时甚至是不厌其烦地去回顾以往，在今天究竟还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可以探讨呢?有人说，知识青年，是20世纪中国史册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凝重印记。

有人说，沉浸在知识青年们的如烟往事之中，是一辈子也走不出那条青春河。

有人说，频频回首风雨人生中知青们的故事，是在努力寻找青春的足迹。

有人说，知识青年的自省、忏悔和反思，是我们民族自省、忏悔和反思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一代人已是社会的中坚……

有人说，什么中坚啊，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代人正在退出历史的舞台。不是吗，再过二十年，我们都难相会了。

有人说……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话题和议论，搜集拢来几乎可以编成一本大书。

我也曾是一个知青，和成千上万的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文革”中那段长达十年之久的知青生涯。眼见耳闻了许许多多伙伴和同时代男女的故事。可能正因为自己当了整整十年半的知青，故而对于那段生活，对于同时代知青的所思所想所虑，我都有较为深切的体验。即使时间过得再久远，我也仍记得，自己曾是一文莫名的知识青年。我也想忘却，但我不会忘却。

在和读者的见面会上，在盛情相邀我去讲课、座谈文学的那些大学和城市，只要对方告诉我说他当年是一个知青的时候，我总是这么回答他们。当他们希望我说些什么和写些什么的时候，我往往就重复这句话。我觉得有这句话就够了。

我在偏远蛮荒的贵州山乡整整待了十年又七个月的时间，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我想，对于这么一截漫长的日子，我能说些什么呢?

能说的我都已写进了那些小说。插队十年，直接描绘知识青年命运的长篇小说，我一共写了七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在醒来的土地上》、《爱的变奏》、《孽债》、《客过亭》。另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还有我和当年的恋人，今日的妻子王淑君分离时的书信,汇聚拢来竟有近10本。这些作品的汇集出版，我想，无论是对于我，对于曾经有过这段经历的知识青年读者，对于知青的下一代，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每当我参加图书馆、文化局组织的读者见面会，每当我应邀到各省去参加读书节、书市，每当我在又一部新书的发布会上，总会遇见一些和我年龄相仿的热心读者，挤上前来，遗憾地对我说：他是一个知青，很想买齐我所有描绘知青的书，可惜一直没搜齐。我想，叶辛长篇小说书系八卷本的出版，会受到这些情有独钟的读者的欢迎吧。

在这些书里，我说过我希望那样的日子再也不要回来了；我说过我的青春、我的追求甚至于我的爱情，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说过就是在那样的岁月里，我才真正了解了栖息在祖国大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他们渴望过上基本温饱、祥和美满的生活，但他们的愿望实现起来往往又是那么困难。

二〇〇五年秋天，当由我牵头筹资的“叶辛春晖小学”在当年插队的砂锅寨落成时，老乡们把我曾经栖身的一间小小土地庙恢复成了当年的样子，挂了一块“叶辛旧居”的牌子，当人群散去之后，我的儿子叶田在这间四五平方米的小屋门口站了足足四五分钟。看到的老乡把这一情景告诉我时，我想，尽管我从未对他讲过自己青春年代受过的苦，但他站在那里看一看，他会从潮湿、幽暗的小屋，从当年的煤油灯，读出他该读懂的东西。

更多的时候我不是说而是在回忆，默默地静静地回想那些已经逝去的却又是那么清晰地留在我脑海中的画面。粗犷的远山连绵无尽地展示着古朴原始的高地，苍茫的云空中有鹰在盘旋，从绿得悦目、绿得诱人的山林里，传来小伙子奔放的时而又是逗人的歌声，传来姑娘们嘹亮得飞甩到谷地深处的歌声，这歌声和恢弘的大山、和轻柔的蒙纱雾、和郁郁葱葱的大树林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撩拨着人的心情，搅动着人的思绪。

哦，多少文思就在这样的冥冥中涌现出来。

我在一篇创作谈中写过：创作，是我生命意味的体现。而我生命的根，就是孕育在由高山河谷树林村寨组成的大自然中。我对大自然的情愫，对生活于广袤大地上的人民的感情，就是在上山下乡的插队落户岁月里从切身的体会中培养起来的。知识青年的五十周年，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们今天又来叙说这一段往事，叙说关于昨天的话题，为的是更好地着眼于今天，迎来愈加美好的明天。愿这套文集的出版，能给历史留下一道印记。

2016年10月改定

愿叶辛在同行和读者面前，永远保持“谜”一样的状态。

——蒋子龙

有人说，知青是最幸运的一代，因为知青的经历是罕见的，荒谬的，以后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而正是偏远山村的乡愁，密密的树林、连绵的雨季和日复一日的繁重农活，给了知青们理想、意志、道德、良知的熏陶，让他们理解了社会，让他们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和别致的底蕴。那是泥土带给他们的。——云南知青

知青岁月是一代人的阵痛，当总有人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忆那些日子，当总有人在反思人生时掉下热泪，那么，逝去的年代总还有值得珍惜的东西。——福建知青

一代人的青春，是知青们用汗水、眼泪和苦涩，艰辛、希望和憧憬，在蹉跎岁月里书写的。——叶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