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丝·莱辛著的《野草在歌唱(精)》触及了莱辛创作中一再表现的主题：妇女的生存环境及其社会地位、种族歧视制度和文化历史背景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书中通过对女主人公玛丽具有典型意义的悲剧命运的描写，深刻揭示了殖民统治制度下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剖析了造成玛丽悲惨结局的社会根源。

多丽丝·莱辛著的《野草在歌唱(精)》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的成名作。玛丽是南部非洲土生土长的白人，婚后生活并不如意，农场经营惨淡，家中一贫如洗，精神无所寄托。黑人雇工摩西的闯入击破了她麻木混沌的生活，使她有了新的生存力量。然而种族歧视的烙印深深地打在南部非洲每个人身上，注定了他们所面临的必将是悲剧。

正文

但是在“这个地区”里，凡是知道特纳夫妇的人，不论是见过他们面的，或是这些年来一直听到闲言碎语议论他们的，都不急于把这一版翻过去。有许多人必定还会把这则消息剪下来，和一些旧的信件放在一起，或是夹在书页里，要将它作为一种警示或一种告诫保存起来，日后好带着缄默和神秘莫测的表情瞧一瞧这片发黄的纸。人们并不讨论这件谋杀案，这是事情最出奇的地方。当时有三个人本可以把事实详细叙述一番，结果却一言未发；尽管如此，人们好像都有一种第六感，认为已经把该弄明白的事情都弄明白了。谋杀案根本就没有引起人们的议论。要是有人说：“这事很糟糕。”四周的人们都会显出冷淡而谨慎的神色。然后有人回答：“太糟了！”——话题就此终止。似乎大家都一致默认，特纳家的这起案件不该随随便便地谈开。这是一个农业区，在这里，一户户的白人家庭彼此相距很远，他们待在各自的农场上，接连几个星期只能看到自己家里人和奴仆们的黑脸；他们难得有机会见面，总是渴望着和同种族的人来往，在见面时高谈阔论一阵，争执一番，七嘴八舌地扯上一会儿，尽情地欢聚几个小时，然后再回到各自的农场上。若在平时，这起谋杀案一定会讨论上好几个月；人们有了谈资，一定会兴致勃勃才对。

在一个局外人看来，人们这样默不作声，大概是那个精力旺盛的查理·斯莱特跑遍了地区所有的农场，关照人们不要声张的缘故；但是查理绝不会想到这样做。他所采取的步骤(而且他一个错误也没有犯)显然是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并没有刻意去筹划安排。整件事中最耐人寻味的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默不作声。这举动就像一群似乎在用精神感应的方式互相交流的鸟儿一样。

远在这起谋杀案使特纳夫妇声名远扬以前，人们谈到他们时，语气总是那样尖刻和随便，好像是在谈什么怪物、歹徒或自作孽的人一样。邻居当中虽然很少有人碰到过特纳夫妇，有些只是隔得远远地见过他们，但是大家都讨厌他们。这对夫妇究竟为何如此惹人讨厌呢？就因为他们“落落寡合”，仅此而已。当地的舞会、宴会或是运动会上从来看不到他们的身影。这对夫妇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这就是人们的感觉。他们不应当那样与世隔绝，因为那样做就等于在每个人脸上打了一记耳光：他们有什么值得神气活现的？哦，说真的，过着那样的日子，有什么可神气的呢！那小笼子一般的房子，临时住住还说得过去，但绝不能作为永久的住所。可不是嘛，有些土著黑人的房子也差不多那样(谢天谢地，这种土著黑人并不多)；白人住得这样简陋，当然会给人们留下很坏的印象。

那么这就是有些人所谓的“穷苦白人”。于是人言啧啧。那时候还没有很明显的贫富悬殊(那时也没有烟草大王)，不过种族的划分当然已经存在。那一小群“南非白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英国人对他们很瞧不起。所谓“穷苦白人”原本指的是南非白人，而决不是英国人。可是把特纳夫妇说成是穷苦白人的那些人，一反传统的说法，自有他们与众不同的见解。其中究竟有何不同？怎样才算穷苦白人？这主要由生活方式所决定，也就是生活水平的问题。特纳夫妇只需要再有一群儿女，就会成为地道的穷苦白人。

虽然这种见解无可置辩，大多数人却依旧不愿意把特纳夫妇看成穷苦白人，否则未免有失体统，因为特纳夫妇毕竟还是英国人。

当地人对待特纳夫妇的态度，原是以南非社会中的首要准则，即所谓“社团精神”为根据的，可是特纳夫妇自己却没有理会这种精神。他们显然没有体会到“社团精神”的必要性；的确，他们之所以遭忌恨，原因正在于此。

你越想就越觉得这起案件离奇。离奇并不在于谋杀案本身，而在于人们对这起案件的感受，在于人们同情迪克·特纳，却极其怨恨玛丽，好像她是什么令人厌恶的肮脏东西，被人谋杀了正是活该。不过人们并没有问什么问题。

但是他们心里一定在琢磨：那位“特约记者”究竟是谁？这消息一定是当地什么人写的，因为文笔不太像报章体。但究竟是谁呢？那个管理农场的助手马斯顿在谋杀案发生之后，就立即离开了本地。也许是那个警长德纳姆以私人名义写了投到报社，但又不像。还有查理·斯莱特，他对特纳夫妇的情况比谁都熟悉，谋杀案发生的那一天他又在场。你可以说，实际上掌握案情的就是他。他甚至比警长知道得还要早。人们都觉得这样的想法合情合理。一个傻女人被一个土著黑人谋杀了，其中的原因可想而知，但人们却死也不肯说出口来——这种事要是当地的白人农场主们不关心，还有谁会关心呢？这事关系重大，白人的生计、妻子儿女，以至生活方式都因此受到了威胁。

但是当局外人看到竟然由斯莱特负责处置这件事，以便避开一些议论，都未免感到诧异。

这件事不可能预先布置好，时间绝对来不及。譬如说，当斯莱特听到迪克·特纳农场上的雇工来报告这消息时，为什么他没有打电话，而是给在警署的警长写了张便条呢？

凡是住在这地方的人，都知道分机电话的情形。当你摇好电话号码，拿起听筒，就会听到一阵咔哒咔哒的声音，然后听到整个地区里所有的听筒都拿了起来，于是低微的人声、悄悄的耳语声、压低了的咳嗽声，一股脑儿都传了来。

斯莱特住的地方离特纳夫妇那儿有五英里路。雇工们一发现女尸，立刻跑来告诉了他。虽然这事紧急，可他并没有打电话，而是写了一张便条，派了一个土人听差，骑着自行车到十二英里开外的警署，把纸条送给德纳姆警长。警长马上派出了六七个土著警察到特纳夫妇的农场去做现场勘察。至于他自己，却先去找斯莱特，因为那张便条上的措辞引起了他的好奇。他之所以迟迟才到谋杀案现场，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土著警察没有侦查多久，就逮住了谋杀犯。特纳家的住宅建在一个小山坡上。他们先在室内巡视了一下，稍微检查了一下尸体，然后分头走下山坡，不一会儿就看见谋杀犯摩西从一个荆棘丛生的蚁冢中走了出来。他走到警察们面前说(至少他说话的大意是这样)：“我在这里。”警察们哐啷一声给他戴上了手铐，把他带回屋子里等候警车的到来。这时他们看到迪克·特纳从屋子旁边的矮树林里走出来，身后跟着两条悲嗥着的狗。迪克已经精神失常，痴痴癫癫地自言自语，刚走出矮树林，不久又走进去，双手抓满了树叶和泥土。警察们注视着他，只能听任他自行其是。他虽然疯了，毕竟是个白人，黑人是不能去碰白人的身体的，即使是当警察的黑人也不行。

人们会不假思索地问：这个杀人犯为什么要自首？他虽然没有逃脱的机会，但他总可以冒险试一下。他大可以跑到山里去躲藏一阵子，或者溜出国境，逃到葡萄牙人的地界上去。（P2-5）

也许因为我自己住在非洲，对于莱辛有关非洲的作品，我更能认同。以我个人的意见，它们也是莱辛作品中最出色的。

——恺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