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著的《捍卫热情》是扎加耶夫斯基新近出版的一个散文集，收入其散文作品14篇。在这本集子里，这位著名的诗人追寻着“热情”对于世界对于文学艺术的重要意义，他在捍卫灵感和热情的同时，通过分析理解恰普斯基、赫贝特、米沃什等诗歌大师的作品来呈现关于“热情”的诸多启示。这本随笔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易于理解诗歌灵感和激情的方式。

《捍卫热情》一书囊括了亚当·扎加耶夫斯基不同时期的作品，内容从对社会、政治问题的介入，逐渐转移到更个人、更内在化的精神层面。其中部分篇章是他对精神导师如：恰普斯基、赫伯特、米沃什等的精彩解读和追忆。读者可从他真切、带反讽自嘲式的语言中，读出其思想轨迹的进步，转折，提高及其精神追求的纯粹。他对时代的精神建设有强烈的责任感，善于学习及反思，诗性与哲理在他身上紧密结合。书中的论题涉及哲学、美学、诗学，论述独到而又有针对性。完美诠释了他永不知足、永远探求而“延缓做出评判”的精神，对读者颇有启示与警醒意义。所收文章凸显他的文风和特点：思想性和诗性，既带有波兰作家普遍有的社会担当和社会观照，也论及当代及前辈作家艺术家的趣闻轶事，从而具有亲切感。这些文字使我们对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总序） / 高兴

诗人的左手（中译本前言)/ 李以亮

捍卫热情

粗鄙与崇高

尼采在克拉科夫

劳作与名声

开始回忆

理性与玫瑰

反对诗歌

诗歌与怀疑

休假的结束

我们应该访问神圣的地方吗？

克拉科夫智识区

灰暗的巴黎

年轻诗人们，请阅读一切

波兰语写作

捍卫热情

从利沃夫到格利维策，从格利维策到克拉科夫，从克拉科夫到柏林(两年时间)；然后，到巴黎，度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再从那里，到休斯敦，每年待上四个月；最后，回到克拉科夫。我的第一次迁移是非自愿的，受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签订的一份国际协议。第二次迁移，只是普通的渴望受教育的结果(那时，年轻的波兰人认为，只有在古老的克拉科夫才能获得一种良好的教育——如果他们还寻求的话)。第三次迁移背后的冲动，是由于不同的、对于西方世界的好奇心驱使。第四次迁移背后的动机，则是基于我想谨慎称为的“个人性质的原因”。最后，第五次迁移(到休斯敦)，既有好奇心(对美国的好奇)的刺激，也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可以说是出于一种生活的需要。

在一百多年里，利沃夫就是哈布斯堡君主国加利西亚省的首府。它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吸收了来自西欧与东欧的文化影响(虽然东欧文化的影响在这里远不如在维尔诺，甚至不如在华沙)。格利维策曾经是普鲁士王国一个地方省的要塞小城，历史可追溯至中世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个上了年纪的先生将它割让给了波兰。在学校里，我学习过俄语和拉丁语；我也上过英语和德语的私人课程。我的家庭，从利沃夫到格利维策，被迫的迁徙是一个征兆，预示了巨大的改变。虽然在一九四五年，我的国家实际上隶属那个东方帝国，却诡异地西移了：这种移动的后果不久之后就会浮现出来。

我的祖父精通两种语言：波兰语是他的第二语言，因为他是由他已故母亲讲德语的家庭养大的。但是，在纳粹占领时期，他却从未有过要求取得德国侨民身份的念头。年轻时，他发布过关于阿尔布莱克·冯·哈勒的博士论文，世纪之交，曾以德语在斯特拉斯堡出版。

在克拉科夫，我感到了所有事物散发的光芒，那是波兰传统里最好的东西：留在建筑艺术和博物馆展品里的文艺复兴的遥远的记忆，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中间那段时期的活力以及当时出现不久的民主反对派的影响。

八十年代初期，打动我的西柏林，是一个普鲁士的首府与一个着迷于曼哈顿、前卫派的轻浮城市的独特结合体(有时我怀疑，当地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视柏林墙为马塞尔·杜尚的另一件作品)。在巴黎，我没有遇到那些伟大的智力特殊的人，伟大的法兰西文明的主宰者——我来得太晚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发现了巴黎的美，作为少数几个欧洲大都市之一，它永葆青春的秘密(即使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的野蛮主义，也没有破坏这座城市的生命的连续性)。最后，在简单所列的这一系列城市之后，我到了休斯敦，一个铺展在平原上，没有历史的城市，只有常青的橡树、计算机、高速公路和石油的城市(当然，还有极好的图书馆和辉煌的交响乐团)。

要经历些许时间之后，我才懂得，我可以从两方面受益：一是战争的灾难，故乡的丧失；二是我后来的漫游——只要我不太偷懒，不断学习我所不停变换的地方的语言和文学。我就这样到了这里，像一个小潜艇上的乘客，潜艇不止一个，而是有着四个潜望镜。其中，主要的一个，面向我本土的传统。另一个，朝向德语文学，它的诗歌，它(曾经的)对于永恒的渴望。第三个，展现的是法兰西文化的风景，它富于洞察力的聪明和詹森主义者的道德主义。第四个对准了莎士比亚、济慈和罗伯特·洛威尔，富于独特的魅力、激情和对话的文学。

有一年八月，这个月份欧洲在彻底休息，我们在最为优美的风景地，托斯卡纳的基安蒂，度过两星期。在一处颇有贵族气派的庄园庭院里，一场室内音乐会在举行，这里曾是十一世纪的修道院，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住过修道士，早已成为一座带漂亮花园的宫殿。这场音乐会的观众是那么与众不同，有些是拥有宫殿、别墅和豪宅的富人，也有一些例外(本文作者便是其中之一)。这跨国际的一群人，包括相当数量的英国男人(也有几个英国女人，不知何故，举首投足之间，仿佛决意采取大英帝国的那套陈旧方式)，几个美国人，当然，还有一些意大利人，也就是这漂亮宅子的邻居。他们有些人只是来避暑的，另一些则是托斯卡纳的长居者。音乐会以莫扎特的一首早期四重奏开始；四个年轻女子演奏得十分精彩，掌声却相对稀落。我有一点气恼，当场就断定，是该为热情辩护一番了。那些富裕的观众，为什么不能欣赏如此精彩的表演?也许是财富消损了我们的热情?热情演奏的莫扎特音乐，为什么不能被以同等的热情接受?

那个假期我阅读的书里，恰好有一本托马斯·曼的随笔集，其中有一篇《弗洛伊德与未来》，写于三十年代(并曾作为演讲稿)。这一群富人在夏天的音乐会上的反应，与托马斯·曼的一篇随笔之间．有什么关联呢?也许我不过是在托马斯·曼那里，也发现了一种对工作的夏天式的、反讽的态度，他在写作《约瑟夫和他的兄弟》时。正在寻求一种新的心智方向。不用说，托马斯·曼的动机跟一个下午的音乐会上，那群漠然的观众毫无共同之处。在那篇随笔里，托马斯‘曼将弗洛伊德的主要目的，解释为工兵在雷区工作类似的性质：我们要处理能量巨大的爆炸物质。古代神话隐藏着危险；它们是必须拆除的炸弹。当然，我们必须以历史的视角，阅读托马斯．曼的随笔，记住其语境。《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书的作者，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视为向神话世界的各种力量，向古代神话的破坏性暴力的一种回归，并希望以人道主义者具有反讽意义的安慰性内容，抵抗这股巨大的恐怖的潮流。但是，这种反讽也并非完全没有自卫力量，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抽象、象牙塔里的反讽。它也植根于神话，但方式不一样；它无需借助暴力的力量就培育出了生命。

托马斯。曼最终取胜了吗?毕竟，直到今天，最时新的、后现代的各种圈子里，我们还在听到种种类似的论调。的确，反讽已经具有不同的含义；它不再是一种野蛮主义的武器，这种野蛮主义曾经在欧洲的正中心，在它原始的制度里一路高歌猛进。它表现出一种随着乌托邦信念的崩溃而来的幻灭，一种由那些幻想被腐蚀、被怀疑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危机，而那种种幻想，原希望以末世论的政治理论，取代传统宗教信仰的形而上学基础。不止一个东欧诗人曾经运用反讽的武器，与野蛮——具体说，就是野蛮的、没有灵魂的官僚制度，进行绝望的抵抗(现在是已经过去了——不过，新型的资本主义，难道不也是一个老练的反讽者吗?)。

没有，托马斯·曼并没有获胜，有的是一种不同的反讽。在任何情形下，我们都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种反讽与怀疑的景象里；我的四个潜望镜透露出相似的景象。持有自信态度，还在站岗嘹望的最后几个堡垒，也许仅存于我的祖国。

有些作者借助反讽鞭挞消费社会；另外一些作者，则继续发动对宗教的战争；还有一些作者，依然在与资产阶级搏斗。有时候，反讽可以表达一些不同的东西——我们在一个多元社会里的挣扎。而有时候，反讽不过是在掩盖心智的贫困。因为，在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反讽自然而然就会派上用场。我们在后面再做说明。

……

P1-4

诗人的左手

(中译本前言)

李以亮

近年，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和他的作品已开始为汉语读者所熟悉。虽然还不像米沃什、席姆博尔斯卡那样广为人知，但是，扎加耶夫斯基也因其诗歌独特的风格，因其作品现实、历史维度与形而上维度的交织呈现，博得了许多读者的青睐。二。一三年三月，诗人来到中国广州接受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这不仅使大家得以一睹诗人风采，更使不少中国读者得到诗人的亲炙。不过，应该说，扎加耶夫斯基在汉语的接受，也就是汉语读者对他的阅读和理解，这些都尚待深入。对他的诗歌来说是这样。散文、随笔更是这样。

作为“新浪潮”(也称“六八年一代”)的重要一员，扎加耶夫斯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崛起于波兰诗坛。成名之时，扎加耶夫斯基主要写诗歌和小说(小说主要集中在七十年代中期之前，以波兰语和德语发表)，但同时也发表文学宣言，以及关于各种问题的散文、随笔文章。我们说扎加耶夫斯基是以一种反叛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但并不等于说他忽视波兰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遗产，不，我认为恰恰相反，毋宁说他(和他那一代人)所作的，正是以自己的反思与创造性，激活并发展了置身其中的传统。这位毕业于著名的雅盖沃大学哲学系的诗人，后来谦逊(也许不只是谦逊)地认为，自己所受的哲学教育贫瘠而有缺陷，他本人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哲学家。但如果我们仔细读过他的随笔作品后就会发现，在他身上诗性与哲理的结合是多么紧密。学者的严谨、思维的严密、思想的力度、广阔的视野，以及诗人身上感性的润泽，他的真切、反讽、幽默，这些都是多么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扎加耶夫斯基以母语——波兰语写作，四十多年里，诗歌和随笔写作一直在同步、交叉地进行，出版过多部散文、随笔集，包括《第二种风》(一九七八)、《团结和孤独》(一九八六)、《两座城市》(一九九一)、《另一种美》(一九九八)、《为热情辩护》(二○○二)等。迄今也有四部随笔作品已被翻译为英语在美国出版，分别是：《团结和孤独》(一九九○)、《两座城市》(一九九五)、《另一种美》(二○○○)和《捍卫热情》(二○○四)。大致来说，扎加耶夫斯基的随笔写作，与诗歌写作一样，遵循了一个相似的轨迹，即逐渐从对社会、政治问题的介入，转移到更个人、更内在化的精神生活方面．但是，这种转化并非排除了对政治性的关注，而是经由更为个人化的经验，直面更为本质性的思想问题。

《团结和孤独》写于波兰民主化之前，作者深感在那样一种体制下，集体生活对个人精神的挤压，它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空间给“孤独”，也就是给“文学、艺术、沉思和永恒”。但是，扎加耶夫斯基并不是要以“孤独”反对“团结”，而是试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在文中，作者描述了集权政治下的无奈和反抗的兴奋之感，但更主要的则是在思考波兰的未来。如果说，存在“对手”的生活是那样的(压抑、紧张、灰暗、绝望)，在失去“对手”后，精神的生活有何可能?扎加耶夫斯基显然不愿被对立的事物束缚、被它们“带走”，他有更宽广、高远的精神目标。

《两座城市》的主题比较多重，其副题为“论流亡、历史与想象力”，书里展开的内容十分丰富。开篇是近七十页的长篇散文同题文章。两座城市是指利沃夫和格里维策，前者利沃夫是属于上一代人．神话般的、记忆与失落的城市，后者格里维策是作者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一个丑陋的工业城市”，让他感到“仇恨和绝望的苏式统治”无处不在。作者在对二者进行的对比中，揭示了时代与现实的一些真实状况，读来生动而发人深思。此外，此集还有大量关于文学、历史问题的沉思，以及关于几位欧洲作家的分析与评论。

《另一种美》则是作者在五十岁后所写，近似于回忆录性质的、单独成书的长篇散文。在书中，作者深情刻画了他当年到波兰古城克拉科夫求学这一时期的生活，他的所见、所闻、所思。这些对于理解作者后来的一些诗作大有助益。文中，作者还集中表达了一个独特的思想(这个思想也曾得到诗人米沃什的特别欣赏)，就是作为书名、作者亦写进同题诗歌中的一个观点：“唯有在他人创造的美中／存在安慰，在他人的／音乐，他人的诗里。／唯有他人能拯救我们，／尽管孤独品尝起来像／鸦片。他人不是地狱……”这对传播甚广、但被庸俗地理解了“他人即地狱”一语，可谓一个有力的矫正。

《捍卫热情》是作者距今最近的一部随笔集。诗人将“热情”理解为“对存在于世界和艺术里的黑暗的镇痛剂”，他有感于“写作与思想中近年出现的贫瘠、苍白、灰暗和乏力”，追本溯源地思考了诗歌美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种种问题(如“崇高与粗鄙”、“诗歌与怀疑”、“诗歌与反讽”，等等)。诗人在为灵感、为热情辩护的同时，也力图理解他(以及他那一代人)在诗歌上的精神导师(如恰普斯基、赫贝特、米沃什等人)，试图通过他们的作品和为人，寻找一些有利于恢复诗歌之美与热情的启示。这本随笔集，为我们理解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及其诗歌写作提供了一个便捷而有效的途径。

在这本书中，作者的论题虽然也极为广泛，哲学、美学、诗学都在其中，却非常具有针对性，或者说很有“问题意识”、“现场感”，比如“崇高与粗鄙”、“诗歌与怀疑”这样一些问题的提出与思考，对我们(中国诗人和读者)也是颇有启示与警醒意义的。本书另一重头戏，便是作者对他精神意义上的导师，如恰普斯基、赫贝特、米沃什(或许还包括尼采)的精彩解读和追忆，其中既有生动的交往、体会的细节，也贯穿着作者个人深刻的发现、独到的理解。而且。文中充满对于上述人物的崇敬、仰慕之情，非常动人，这些散文可说具有很强的抒情性。

作者目前正在致力于出版他新写的随笔集，部分文章我在一些地方读了，有的还翻译了。应该说，作者的思想仍然是很活跃的，具有一贯的洞察力。在扎加耶夫斯基身上，明显地继承了他的精神导师恰普斯基，那样一种永不知足的、永远探求而“延缓做出评判”的精神。诗人余光中曾有“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的戏称，很多诗人也有把散文、随笔当作“副业”的习惯。但是，我在读过扎加耶夫斯基的一些散文和随笔集后感到，它们到底算主业还是副业?还真不好说，因为我感到，至少扎加耶夫斯基是把它们当“作品”来写。它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仅很高；而且难得地融合在了一起。由于我的才疏学浅，很可能未能毕现其高妙之处，敬请读者、方家批评指正。

以其独特的精妙、庄严和智慧写作，在《捍卫热情》一书里，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敏锐、深思熟虑地提出和讨论文学以及智力问题的方式。 

——约翰·帕拉特拉（美国书评家、随笔家）

扎加耶夫斯基是他这个类型人士的最后一个代表，他在美国甘居边缘，而在波兰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不仅因其独特的句法和韵律，也因其在政治方面的见解。

——亚瑟·卢鲍《纽约时报》

扎加耶夫斯基的书常常充满隐喻——他总是在与那些画家、诗人、哲学家对话——这让我想到了奥登的一行诗：“艺术是我们与死者一起进餐的主要方式”

——兰斯·拉尔森（杨百翰大学）

以扎加耶夫斯基的创作实绩（他的诗歌和大量随笔作品）和创作路向（以热情赞美的能力来对抗残缺、破碎和虚无），他是当之无愧的大师。

——朵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