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方法
（一）学术史回顾
尽管从政治史和经济史视角研究关税制度和税收情况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但很多研究都没有采用现代学科的方法，如经济学和统计学。学界存在的这种状况直到近年来才发生改变。
最早出版的中国关税史著作是1937年出版的《中国关税史》，作者是吴兆莘。遗憾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无法利用清代的档案文献，而且他的分析也有些简单化。此后，类似的著作相继出版，但分析依然相对浅显，而且篇幅也都较为短小。例如，彭雨新于1956年出版的《清代关税制度》一书仅有44000字，这就导致很多问题无法深入展开叙述。
21世纪之后，关注清代关税问题的著作大量涌现。2000年，黄国盛的《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海关》，探讨了清前期粤海关、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的关税征收。2004年，祁美琴的《清代榷关制度研究》，描述了清代的关税制度，并阐述了中央关和地方关的概念。2008年，邓亦兵的《清代前期关税制度研究》出版，该书非常详细地分析了1644-1840年的关税制度。2010年，廖声丰的《清代常关与区域经济研究》出版，该书的一个观点是关税数额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之间几乎没有联系。同一时期的日本学者也对关税问题多有涉及，如香坂昌纪、岸本美绪和泷野正二郎，他们写了很多关于清代税关的论文，但都没有出版专著。
由于出现了大量的清代关税研究论文及著作，对这一研究主题进行回顾与综述的文章也纷纷再现。其中距今最近的几篇是：廖声丰《近年来明清时期的榷关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11期）、黑广菊《清时期的榷关研究概述》（《历史教学》2004年第4期）和杨建庭《近十年清代榷关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4期），对于梳理研究线索颇有益处。
大体而言，上述研究成果的主要兴趣点在于描述清代关税制度，而不是从财政史的角度整理和分析关税数据。当然，有两组成系列的税收数据对本书有着重要的价值。第一组由汤象龙搜集整理，体现在《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年》一书中。在该书中，他为我们系统地提供了1861-1910年海关的数据。他的主要资料来源于大量的抄档，这是他和其他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共同搜集整理而来。现在这些抄档均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由于数据庞大琐碎，正如可以预料到的那样，汤象龙书中的数据存在一些误差，这一问题将放在第六章进行讨论。另一组与本项研究相关的数据由笔者搜集整理，即于201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清朝嘉道关税研究》一书。该书统计了1795-1850年（嘉庆道光时期）的关税数据。
（二）数据资料 研究清代关税，有一些研究者的数据来源于两种资料，即《汇核嘉庆十七年各直省钱粮出入清单》（以下简称《清单》）和王庆云的《石渠余纪》。然而，通过对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资料的检验，笔者发现《清单》中1811年和1812年两个年份内，张家口、山海关、杀虎口、崇文门、淮安关、浒墅关、扬州关、西新关、九江关、龙江关和北新关的数据（表1.1）也是不准确的。当上述不可靠的各关税收数据相加后，会比《清单》提供的数据高出二十多万两。
从表1.1可以看出，1811年的数据应该是4736461.453两，而不是《清单》的459846.2两；1812年的数据应该是4920342.212，而不是《清单》中的4810340.5两。
王庆云的《石渠余纪》也有类似的情况。通过对比档案史料可知，《石渠余纪》中关于1841、1842、1845和1849年崇文门、左翼、右翼、南新关和浙海关的数据是不准确，最终的统计数据也比《石渠余纪》高出100万两。
这些材料存在的不足之处充分说明了使用第一手档案材料的重要性。为了统计1644-1911年的关税数据，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有三种。（P5-8）
十多年前，我开始了清代嘉道时期（1796-1850年）的关税研究。最初主要关注“道光萧条”的讨论，这是由吴承明教授（1917年1月3日-2011年7月8日）最早提出的。拙著《清朝嘉道关税研究》是最初成果的总结。此后，我继续收集档案和其他材料中的清代关税资料，本书就是这十余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
我想向吴承明教授表达谢意和崇高的敬意，没有他的指引，我无法如此细致地进行这项研究。我也要向汤象龙教授表达感谢，我修正了他经典著作《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中的数据。
非常感谢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为本书作序，作为当下中国经济史领域最杰出的学者，他一直给予我建议和帮助。我也要感谢格罗宁根大学的Maaten Duijvendak教授，他为本书做了第二序言。当我在格罗宁根大学时，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帮助我适应新环境，并总是乐于讨论我的研究，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经历。
我还要表达对格罗宁根大学Martin Uebele教授的感谢，他帮助我与荷兰的历史学家们进行合作。从2015年1月至8月，作为格罗宁根大学的客座研究员，我非常享受与他一起教授“中国和欧洲的财政经济史”课程。我们曾在办公室、或通过邮件和其他形式多次讨论本书。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更多地以经济学的方式处理中国历史时期的数据。他还帮助我逐章修改了本书的语言和内容。
与此同时，在格罗宁根大学工作期间，通过午餐时间的讨论，或在他们的办公室，乃至直接在走廊的交流，也让我从Anjana Singh，GeurtCo11enteur, Richard Paping, Erwin Karel和H.J.de.Jong等教授，以及马烨博士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真诚地感谢乌特勒支大学的范鲁文·巴斯（Bas van Leeuwen）教授、广西师范大学的徐毅教授。他们鼓励我加入“中国历史时期的经济总量”项目中，这促使我直接用英文写下本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无疑这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我还要感谢匿名同行在审读过程中给予的诸多有价值建议。
本书的研究成为可能，还得到珀金斯教授（哈佛大学），史志宏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仲伟民教授（清华大学），龚启胜教授（香港科技大学），邓亦兵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慷慨支持。许多人阅读了本书原稿并提供了很好的意见：Peter Foldvari（中国量化经济史丛书编辑，社会历史国际学院），Patrick Wallis（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特别是Peter Foldvari花费了许多时间帮助我改进本书的语言。我还得到林满红（台北“中央研究院”），杨斌（新加坡国立大学）相当多的支持与鼓励。
本书的写作主要在格罗宁根大学完成。我衷心感谢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理解中国项目”的资助，感谢荷兰科学研究基金会以及格罗宁根大学人文研究院的资助。我还要特别向格罗宁根孔子学院刘婧一院长、曹雪飞院长、肖盈盈女士、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黄湄女士表达感谢，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与她们合作。
最后，我必须要向我的家人表达感谢之情。他们在这些年里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力量。他们一直是我努力的动力，现在他们至少可以看到我近年来所做的部分工作了。
2016年11月，拙著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ca. 1644-1911在Brill出版社出版。《清代关税：1644-1911年》一书，即是以该书的翻译稿为基础写成的。
当初在写作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ca. 1644-1911的过程中，我努力直接以英文方式进行思维和表达，而非先写出中文稿，再将其翻译成英文。这就导致该书中有很多行文和表达都与中文的写作方式大相径庭。在决定翻译该书后，许存健先生高效地承担了这一工作，迅速将其翻译成中文。在此，向许存健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译稿的基础上，我又逐一对中文稿件进行格式调整和引文复原。需要指出的是，此前我已经出版《清朝嘉道关税研究》，对嘉道时期（1796-1850年）的关税变化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所以在《清代关税：1644-1911年》一书中，我对嘉道时期的分析尽量从简。
2005年，我开始涉足清代关税史的研究。十余年来，得到诸多前辈和朋友的帮助。我不善言辞，很少向众多师友当面表达谢意，但其实一直铭记在心。特别是邓亦兵研究员将多年来在海外搜集的关税史料无偿送我企阅，深感无以为报。
本项研究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书中肯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关税涵盖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是清廷重要的财政收入。倪玉平著的《清代关税--1644-1911年(清代财政史四种)》依托大量的档案、官书等相关史料，对有清一代的关税征收问题，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关税征收量的变化较为平稳。此后，因西方势力的介入，洋关迅速崛起，并带动整体关税飞速增长，虽经利用人口和物价指数对关税量进行修正，但并未完全改变这一增长趋势。清代关税结构与总量的变化，成为中国传统财政体制由农业型财政向工商业型财政转变的关键因素。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轨迹，并没有偏离世界主流道路，不能被看成是一个“例外”。
本书适合历史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对清代历史感兴趣的人士也可阅读使用。
倪玉平著的《清代关税--1644-1911年(清代财政史四种)》描述并分析了清代财政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公共收入的一个主要部分——关税。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税和人头税占据财政收入的大宗，而关税只占据很小的比例。在西欧早期近代化时期，关税增长非常迅速，最终取代了土地税和人头税，成为财政收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类似的变化同样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产生，这一变化也是自19世纪中叶开启的中国近代化变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