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每逢年节，爷爷都喜欢喝点黄酒，还要用一个专用的温酒盅烫酒，瓷酒盅外面有花鸟纹饰，里面倒满热水，盛满酒的酒杯放在热水里，上面盖上高起的圆盖儿，保持酒的温度。到了中秋前后吃螃蟹的时候，有时会在院子正中摆上八仙桌，桌子上方临时拉过来一盏电灯，绿蔓秋鸣，持螯赏月，这时的酒自然也就喝得多一些。平时晚饭主食多以米饭为主，当然1960年前后大家都要饿肚子的时候例外，记得那时候吃的是黑紫色的白薯面窝头。正常年景，应时节令，家里也会吃些糯米做的食物。我们小辈称呼外祖母，不是按北方人的习惯叫“姥姥”，而是按南方人的叫法称“外婆”。不过，这个称呼也可能是跟着表兄萨本介叫起来的，因为他是我们这一辈头一个出生的孩子，大姑父萨兆放又是福建人，于是表兄就为我们这些弟妹做出了一个不成文的规范。可是问题又来了，如果本介表兄的称谓属于特例，那么姑祖母外嫁的王家可是地道的北方人，可是他们称呼我的曾祖父，都是叫“外公”，而不是“姥爷”，这就不知道为什么了，大概总是与南方的渊源分不开。回想起来，祖父祖母日常说话虽然都操着一口浓重的济南口音，可是日常生活习惯中还是多少透露出了一些家族源自江浙的遗传痕迹。
我的高祖遇泰公，字星阶，夫人戴氏，育有三子二女。
曾祖元章公，行三，字雯青，号妙因，夫人李氏。在报考院试时，曾祖父自改名“謇”，意谓成千的人考中才会有望，结果那次他真的考中了，成为一名秀才。前面提及的堂兄程云仙，即为元章公长兄元昌公之曾孙。
我的祖父名鸿憙，字泮生，号灵达，生于1899年，属猪。
祖父是长子（大排行行七），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妹妹荷生未及成年即已离世，小弟弟运生年轻时因肺病亡故。大弟弟（行八，名鸿志，字鹏生）也患有肺结核，想照着老法子靠娶妻冲喜改善病情，结果婚礼过后不久即病殁，新娘没有圆房就做了寡妇。曾祖母看新娘可怜，收作女儿。曾祖母去世后，她就跟着我爷爷奶奶一起过，我称呼“好奶奶”。好奶奶叫张载之，河北南皮人，与晚清名臣张之洞同宗。记得小时候在好奶奶面前提到张之洞时绝不可直呼其名，只能叫孝达公，或是文襄公。后来爷爷把二叔和二姑都过继给了好奶奶，老人家算是有了一儿一女。我初到北京时还不满4岁，晚上和奶奶一起睡在北屋东里间，上小学四年级时，奶奶要带更小的弟弟了（三叔的儿子，我的堂弟），我就搬到了好奶奶住的西厢房，和她做伴，一直住到“文革”爆发。
1917年，祖母金氏（祖箴）在济南生下我父亲，产后不多日，还没出月子，便殁于产褥热。我的祖母是怎样的家世现在说不清了，但是听我爸说，金家四舅和金家小姨与程家曾经还是常有来往的。即便是我家从济南搬到了北平以后，在海关做事的金家四舅也常常借出差的机会到我家造访。而金家小姨的年龄与我爸和大姑接近，加之又是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所以那时常来我家，尤其和我大姑相交甚好。
祖母去世后，祖父续弦，于是我爸陆续又有了7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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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尚在幼年的时候父母便离异，不久父亲再婚，不足4岁的我就远离了父亲，告别父母居住的上海，北上京城，在祖父沮母的抚养下长大。
自那以后，直至父亲离开这个世界，38年间与他共聚的时光，前前后后加起来也不过五年。
由于这种特殊的父子关系，我和绝大多数有正常家庭环境的同龄人不太一样，对自己的父亲比较生疏，缺少交流，知之不多。然而，父子的血脉总归与其他人际关系有些不同，从我们有限的接触中，还是能够感受到他对我特有的感情与父爱，体会到他恬淡的性格与谦和的为人。而且，正是因为在一起的时间太少，所以他留给我的记忆与印象才特别深刻。
直到前几年退休以后有了空闲，我开始翻检深藏橱底的故纸堆，找出几包“文革”期间父亲誊写的交代材料、自述小传、申诉材料，以及友人间的往来信函等。浏览之余，看着发了黄的、卷着边的、磨破了辨认不清的手稿，我仿佛嗅到了一股那个年代的特殊气息。我突然想到，应该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不要让它们被时光所湮没，成为一堆废纸。留下来，至少是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是一段抹不去的史实，哪怕它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
于是，我一边把这些纸上的文字转移到电脑上，一边根据这些材料指引的线索，四处查阅资料，询问长辈亲友，细辨正误真伪，用心寻求旁证，经过再三再四的补续修改，编成了后面这篇记述父亲一生的文字。
因为文字所涉关乎历史，所以行文中难免存在错漏误藏。其实，即便是日记、信函、当事人口述史之类，由于各种各样的局限，都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更何况我这样的转述文章？当然，要把已经过往的人物、事件白纸黑字写下来，落笔之前我都是慎之又慎，但是仍然无法保证所述所引完全准确。另外，因为是讲述历史，所以行文尽量使用平白直叙的手法，力求保持恬淡真实的风格。
我父亲一生结过三次婚，三个妻子都是在年轻时凭借自己的努力与奋斗，获得了某一方面的成就和声望。所以，曾经不止一位父母的朋友对我讲过同样的话：你爸爸专娶名女人！
父亲与前两位妻子——黄宗英、上官云珠的婚姻都不长，维持时间均在两三年左右。也许是在她们的辉煌面前，父亲呈现不出应有的光耀，或是凭他的性格与功力，实在无法驾驭得了这两位妻子的才情，因而共处的时光都很短暂。他与第三位妻子吴嫣共同生活的时间较长，几近40年，并且一直伴随着不曾间断过的各种“运动”，两个人的后半生都被无法抗拒的外力所控制，完全失去了选择的自由，确可算得上是一对患难夫妻。
关于黄宗英和上官云珠，市面上有不少谈及她们的书籍，网络上也可以搜索到很多可供读者参考的文字和视频信息。而父亲的第三位妻子吴嫣，除了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潘汉年》中曾出现过这一实名人物，再就是孙曜东的口述回忆文章，还有作家陈丹燕和淳子等发表过的作品中有所述及，除此之外，少有关于她的文字面世。为了让读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我父亲，尤其是了解他的后半生，我也为吴嫣写了一个小传，附于书后，供大家阅读时比照。
传主程述尧早年与孙道临、黄宗江、丁力、于是之等人组织有名的“南北剧社”，兼任南北剧社社长，期间与黄宗英结为夫妻。后又受金山之邀，先是加入迁到北京的“长春电影制片厂”，之后来到上海，人“清华影业公司”。此时与黄宗英离异。上海解放后，受任接管“兰心戏院”，任剧院副经理，期间娶上官云珠为妻。在“三反五反”中遭诬陷落马，上官云珠与之分手。与第三任妻子吴嫣结婚仅数月，吴嫣受“潘汉年扬帆案件”牵连被捕入狱。
灯灯著的《带雨云埋一半山（记我的父亲程述尧）》，作者以朴实自然的文笔，恬淡真实的风格，描述程述尧多彩、曲折的一生。本书资料丰富，且有不少珍贵的照片，极具可读性。
灯灯著的《带雨云埋一半山（记我的父亲程述尧）》是影星上官云珠和程述尧之子韦然（乳名灯灯）所写的一部传记，而传主则是他的父亲程述尧。
本书以简洁笔法，叙述了程述尧的曲折的一生。
程述尧幼年随家人从山东济南迁居北京；考入燕京大学后，他思想活跃，倾向进步，参与校内各项业余活动，在“燕京剧社”开始演话剧，成为校内著名活跃分子之一。大学毕业后赴山东任教育之职；3年后放弃教职，返回北京，与孙道临、黄宗英、丁力、卫禹平、黄宗江、于是之等人组织有名的“南北剧社”，从事话剧活动。抗战胜利后，入中央银行任行长英文秘书，用高额薪酬资助演艺爱好，同时兼任南北剧社社长，期间与黄宗英结为夫妻……本书最后叙述了程述尧的晚年生活。而他最吸眼球之处则是他的三次婚姻，被人戏称“专娶名女人”。
作者文笔朴实自然，因为讲述历史，所以行文尽量使用平白直叙的手法，力求保持恬淡真实的风格，但又不乏真情实感。文稿资料丰富，且有不少珍贵的照片，极具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