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亲历美国课堂素质教育。

朱永新、李希贵倾情作序！

新教育研究院、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中国教育改进社推荐阅读！

2017年全国教师暑期阅读推荐书目！

矿矿著的《我在美国读初中(全新修订版)》以第一手的资科，生动而形象地向读者展现了真实的美国课堂，回答了许多中国读者所关心的关于美国中学生活的种种疑问。

《我在美国读初中(全新修订版)》是黄全愈的儿子矿矿15岁时写的，很多人认为它是《素质教育在美国》的学生版。它以第一手的资科，生动而形象地向读者展现了真实的美国课堂，回答了许多中国读者所关心的关于美国中学生活的种种疑问。这位接受美式教育的中国孩子，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幽默生动的语言描述了七位印象最深刻的美国老师，他们有着各自特殊的教学态度和授课方式，有的幽默风趣，有的童心未泯。

代前言 父亲读儿子的故事

前言 一个不太安分守己的小角色

第一章 幽默的计算机——数学老师，沃兹先生

 编好程序的计算机

 核武器专家

 威严的喜剧演员

 糖和蛋糕

 愚蠢园地

 考场作弊案

 数学乐园

 快乐的数学竞赛

第二章 故事大王——生物课老师，伯奥曼先生

 恐怖的生物课

 生物故事课

 同袋鼠切磋武功

 长毛的袋鼠喉管

 电影考试

 人类进化的新理论

第三章 比手画脚的外语老师——毕讷德提先生

 西班牙手语课

 蓝色的死亡之球

 交叉字谜游戏

 西班牙语考试奇迹

第四章 如果她也算一个老师——自然科学课的斯小姐

 我是中国人

 牛比狮子跑得快

 圣诞画册

 比尔·耐，搞科学的家伙

 木偶戏风波

第五章 爱的奴役——英语老师，爱波伦丝太太

 爱的奴役

 小猪和大猪

 烦人的3—8写作模式

 调整心理的高手

 你和鸡蛋，哪个出生在先？

 收到一阵狗叫声

 “创作”面条鸡汤的短故事

第六章 Oh Brother…美式“老顽童”——美术课老师，罔达修士

 不是一个老和尚

 画下你的手

 我没有教你们，是你们教会了自己

 艺术家的“眼力”

 苹果与橘子，哪个好？

 发动机——创造力

 画个外星人

 “画”字

 回家的线路图

 不存在的动物

 高菲尔特人

 这是你的未来

第七章 我终身的良师益友——罗恩·亨利克先生

 最好的在最后

 他是谁？

 欢笑，是最好的医药，最好的教学工具

 疯狂头发日

 从今天起，请严戒……

 “我把学生放在第一位”

 亨氏考试

 请在以下胡乱涂抹……

 杰帕迪——智力竞赛

 游戏一回课题研究

 第九频道晚间新闻

代后记 嗨，我是个中国男孩！

第一章 幽默的计算机

——数学老师，沃兹先生

在刚到默乐私立男子高中上学的第一年，除了宗教课让我感到忐忑不安外，数学课也让我的心有些悬着。

其实，入学考试，我的数学成绩是99%。这意味着满分，是最好的成绩。虽然在公立学校读初中时，我已跳级到高中修了两年数学，但很可能是私立学校对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不太放心，如果要免修这两年的高中数学，新学校要对我的代数和几何进行一次全面考察。

也就是说，我必须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把我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学过的代数和几何都拿出来考一考。尽管如此，我还是很轻松地通过了考试，用英文说是“pieceofcake”，中文的意思是像吃豆腐(蛋糕)那么容易，我通过了代数I，几何I和一半代数II的考试。

默乐高中管教学的校长为此给了我个特批，我用不着像其他的高一学生那样上普通的代数和几何。

然而，在获得这个特批后，我发现我把自己推上了一个十分可笑的境地。因为我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如果我选修高三的代数II和三角，就只能跟着高三的慢班。根据学校的规定，上慢班的课，所得到的学分要少于快班。如果为了得更高的学分，最佳的选择是走回头路，跟着高一的快班，再修一次普通几何课。这样是既轻松，又能获得高分。

学校的自相矛盾也真够呛！一方面要给你特批，另方面又没有就这种特批开设相应的课程。

真是够让人头痛的吧？但请别担心！凭着堂堂男子汉的自傲，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走回头路呀！重上高一的普通几何？没门儿。对我来说，为追求高分而放弃学习新的东西，又去重修高一的几何，无异于出卖自己，屈辱自己。

于是，我选择了高三的代数II和三角。其实从七年级(初中)开始，我就已经有了两年的跳级去和大同学上课的经历。开始我都有些担心：如果他们都比我聪明怎么办？老师讲得太快了怎么办？如果我跟不上怎么办？如果有些该懂的我不懂怎么办？这些“怎么办”会让我不安一段时间。然而，最终我总会发现，这些大同学的数学水平与我相去甚远——notevenclose。我总是能成为他们中成绩最好的一个。说来还挺好笑的，跳级到高中上数学没几天，就有同班的大同学神秘兮兮地找到我，要我帮做作业，说是每次给我两美元……

好啦，这回同高三的一起上课，这就意味着我的同窗都比我大两岁，我要同那些比自己多了两年数学经历，两年生活经历的家伙们坐在一个课堂里学习。要知道，默乐高中素有高年级同学欺负新生的传统。在我们这种年龄，差两岁就差了很多，那些高三的家伙，脱了上衣一身肌肉，外加一身毛……  开学一个星期后，我发现我很自然地融进了这个大同学的群体，交了不少朋友。当然，我又一次成为他们中最聪明，最受欢迎的一员。在这一年里，我相信我学到的数学知识要比以往任何一个数学课都多。原因嘛？我想这要归功于我的数学老师——沃兹先生。

编好程序的计算机

沃兹先生是那种在你一生中可能只能碰见一次的可遇不可求的家伙。你将很难发现有什么人在生活方式、个性，甚至言谈举止上与沃兹先生相似万一。

他是一个老师，但以一个老师的工资收入，他又拥有一个大马力的摩托车，一辆卡车和一艘游艇。

当你听到沃兹先生拥有大马力的摩托车、卡车、游艇时，哇！在你的脑子里一定会出现一个“摩托党”的形象：骑着大马力的摩托车招摇过市，留着浓密的大胡子，带着一串串的耳环和鼻环，手臂上是飞龙奔虎的刺青，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发型……

现在，我要请你从完全相反的一面去想象沃兹先生：一个每天都是衬衣领带，衣冠楚楚的老师；一个穿着没有一丝皱褶，领口总是熨烫得平平整整的衬衣的绅士；一个总是把胡子修剪得一丝不乱的先生。

对了，这才是沃兹先生：光洁、整齐、一丝不苟。怎么样？多么奇怪的结合！且慢，这仅仅是他的一半——外在的沃兹先生。他还极有可能是一个你从未遇到过的最聪明、最具有数学智慧的人。

据说，他曾经在核潜艇上工作过；又有人说，他在教书之前甚至参与了核潜艇的设计……他总是充满了令人惊奇的东西，但看外表，他平淡无奇。

当我走进沃兹先生的教室里，成为他的学生的这一年，恰好是他在默乐高中教书的第八个年头。八年的教学积累，让沃兹先生为他的课堂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教学计划，以至于他总是能使我们“忙忙碌碌”。

我把各种老师的教学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无序型”——“radical”，一类是“条理型”——“methodical”。

所谓“无序型”，我喜欢把它称为“wingingit”。“Wingingit”是英语中一句流行的俚语。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基本的纲要，没有周详的计划。一边做，一边“Wing”(飞)；一边讲，一边在脑子里编下面的讲课内容……

“条理型”就给它一个不太学术的名字“robot”(机器人)吧。你当然懂得机器人每天都按一成不变的程序活动。如果你可以预计某位老师大致的教学轨迹：星期一复习，星期二有个小测验，其他时间只有家庭作业……那准是个“条理型”的老师。

沃兹先生就是个“条理型”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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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太安分守己的小角色

我是刚过5岁生日没几天来的美国。算起来，我到美国很快就有十一年了。

在我十五岁。快十六岁的生命中，“十一年”虽然不是我的whole life。但是，这却是目前我的主要经历。说来也简单，我的全部“丰富”的经历都来自学校——从美国的幼儿园开始，我一年年在学校里进进出出，出出进进，直到去年进了默乐高中。细一想，我竟然已前后进过了六所学校。

用十一年的时间来研究一样东西，相信定会有所成就。同样，用十一年的经历来体验一个东西，也一定会有所收获。

据我父母说。我到美国的第一天，一下飞机就迫不及待地向他们报告我的“新发现”——美国人骑自行车的姿势同中国人不同。美国人都是耸着肩，头前伸，翘着屁股坐在高高升起的车座上，飞快地踩着脚蹬子；而中国人呢，却是直着腰，两眼平视，稳稳地坐在矮矮的车座上，悠然自得地向前滑行。

很遗憾的是在这本书里，我不能拿中国和美国的学校来做比较。因为我的中国学校的经历实在少得太可怜了。对我曾去过的中国幼儿园，我还有些零零星星的记忆——穿红外套的老师，我的小伙伴田海，午睡老是睡不着……That's all。

其实，就是我到了美国以后上的幼儿园，对我来说也是很遥远的事了。

唯一能记得的，就是到幼儿园第二天就同一个比我大的美国孩子打了一架。为了自卫反击，我好像是咬了他一口。

另外，家里保留了我在迈卡菲幼儿园时班里拍的一个录像带。我们班的小朋友表演根据儿童故事《斑比》(“Bambi”一个小鹿的故事)改编的故事剧。老师给我分派了一个小小的角色，一个同鹿王的儿子斑比比赛顶角“一败涂地”的无名小鹿。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中国小子，还不会说英语，自然也不知道什么鹿王的儿子“斑比”不“斑比”的。我只知道我不能输给任何人。同扮演“斑比”的全班最大个儿的同学头顶头表演顶角比赛时，我使出全力硬顶过去。结果，鹿王的儿子不仅给我击败了，还因为被我搞疼了头大哭起来。不合剧情发展的突变，让表演乱成一团。

从“不安本分”的小角色开始，我进入了美国的学校生活。开始了我很不安分的，但充满情趣的学校生活的旅途。

我的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是在克瑞莫学校里度过的。因为克瑞莫学校只设有一到三年级，四年级和五年级时我上的是斯都尔学校。这所学校也只设有两个年级。六年级时，我们家搬到了西金库市，我就上了离家只有半里远的阿迪那小学。后来，我是在拉科达学区的中学读的七年级和八年级。九年级那年，我考上了辛辛那提市一所私立男校——默乐高中。

如今，我已是默乐高中二年级(十年级，即中国的高一)的学生了。

从一开始我就不是个很安分的学生，不是老师的“宠物”。但我绝不是一个坏学生。我知道我的很多老师都是这样看我的。

老师总是会去评价学生的。做学生也当然应该对自己的老师有所评价。不过，学生评价老师的机会似乎比老师评价学生的机会要少得多。而且，关心这种评价的人也不会很多。有谁耐烦来听一个中学生的胡说八道呢？

我感到很幸运，我竟然有个机会对我的美国老师们评头论足……

四种类型的老师

如果你有兴趣去问美国孩子：在他们的生活中，什么东西使他们最感到有压力？95％的孩子会告诉你：“学校”。

怎么会得出这种结论呢？学校嘛，就应该是一块学习的乐园。大多数父母都是这样想的。

但事实是，对于美国孩子来说，学校几乎谈不上是个学习的地方。

我想，之所以造成这种错误认识，根源来自那些教书的人——老师！因为，很多老师几乎并不在意他们教些什么。教书不过是一种职业，一个赚了钱去养家糊口的职业。

我并不是说把教书仅仅看成是一种职业有什么大错。对那些把生存当成第一重要的人来说，在美国这种社会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把教书只当成一种谋生手段的态度，却大大地伤害了学生。被“教过”的学生，在几天的时间里，就把刚刚才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给忘掉了。

让学生感到学有所值，这是在美国成为一个伟大的老师的秘诀。

判断一个老师的优劣，除了看他或她怎样(how)教书外，再就是看他或她为什么(why)要当老师？这个why是教书的内在动力—inner motivation，是隐藏在老师教学行为后面的推动力。如果虽有这个推动力，但不是那么强劲，或者动机不是那么合适，不但老师的教学会受到影响，学生的学习也必然受殃及。

你曾经被强迫去做一些你不愿意去做的事吗？不论是去参加一种运动，或是学一种乐器，或是做一项工作。如果我上述猜测不错的话，你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被迫去做和自愿去做的结果会很不一样。

……

想一想父母生养孩子吧，除了增加负担，他们还得到什么？为了孩子，他们起早贪黑，孩子饿了在凌晨四点大哭，半夜起床不停地换尿布……婴儿从来就不会感到满意，也从来就不会坐下来对父母说“Good Job”或“Thanks”，当然更不会给父母以物质回报。但他们的父母任劳任怨地为孩子干这干那……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原始的，自然的，是写进人类基因里的。  以一种养育自己孩子的心态去教育学生的老师，是具有强烈天赋爱心的老师。我曾有过两个这样的老师。在我的一生中，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这本书的后面。我会向你们讲一讲他们的故事。这样的老师就是那一种可以让你像信任父母那样去信赖的人。这种老师应该说是最难能可贵的。但是在现实中你很难遇到这样的老师。

第三种类型的老师与第四种有交叉的地方。我总把罔达修士和爱波伦丝太太归为第四类，特别是罔达修士，完全是心里的“爱”在驱使他教书，我相信没有钱，他也会继续教下去。

第三类老师，虽然他们不是为了钱，但没有钱他们可能也不一定会干。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把我最尊敬的亨利克先生划归这一类。但心里又觉得对他不公平。我不能想象他会怎么回答我，如果我去问他：“没有钱或少很多钱。你还教不教我们？”

想一想你所拥有过的老师，他们都是属于哪类？他或她是你的老师？或是你的朋友？他们只是存在于校园里，或是与你的生活同在？很遗憾，真正能在我心里占有一个永远抹不掉的席位的“好”老师不太多。在我未来的求学生涯中，我甚至不敢对此有更多的奢望。

希望在我未来的学习经历中会不断地得到第二、第三、第四种类型的老师。当然，我很珍惜我曾有过的老师，也会很珍惜那些即将走进我的生活的老师。

我在美国生活的11年，也是在美国学校生活的11年。我有过许多的老师，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细想起来，那些我喜欢的老师，有的是因为他们独特的教学风格，有的是因为他们的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有的是因为他们的爱心，有的是因为他们的个性，有的是因为他们的人格魅力……

下面，我就说一说我和我的美国老师们的故事。

嗨，我是个中国男孩！

有关我的美国老师我已经讲得足够多了。在书的开头，我写了“一个不太安分守己的小角色”，在结束这本书之前，让我还是回到这个小角色身上来吧。

十一年前，不懂英文的我，用头把那个大同学扮演的鹿王之子——“斑比”给顶下去了。在这之后的十一年中，我是怎样长大的呢？故事很多很多，但很多读者可能更想知道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有关故事，那就再讲两个，算是这本书的结尾吧。

我想说一件终生难忘的事。

有一年，经过残酷的淘汰竞争，我被选进了足球队。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学校。谁也不认识谁。

这是一个在男孩子的世界里，互相“定位”的最敏感时期。

初见面，每一个人都试图让人家知道自己是谁。也就是说，大家都在伸出“触角”去试探试探，哪里是可碰击的“软肋”，哪里是不能触及的“雷区”。因此，这种试探，往往都带有些互相挑衅的心理，想争得比他人更高的“社会地位”。

在美国学校，如果你想表现得酷，又不想太坏，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刚开学的几个星期里，拼命找机会开人家的玩笑，出出进进地敲打人家的“软肋”。然后，让你周围的人，因为不想被你讽刺挖苦而成为你的“基本群众”。

我对这种做法很不感冒，很少真正地去伤害人家。因为你以为是别人“软肋”的地方。可能正好是别人的“雷区”呢。我并不想用这种方法去聚集“跟班”。当然，我也会开开玩笑，戏弄一下别人。不过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说几句。就像玩一副扑克牌一样。

在足球队里，我平时训练和打比赛都很努力。我知道这才是争取他人尊重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但有的人不能在球场上、训练场上与人较量，却又要“争取群众”。于是，他们就在场外耍嘴上功夫。

一天，足球队练球之前，我们队的一个男孩以为我是个“软柿子”，开始用我来打趣，想以此表现他的“酷”。我们先是互相挖苦对方，当然，论挖苦人的本事，他绝非我的对手。这个家伙足球踢不好，训练也不刻苦，又自以为是。他几乎没有上场打比赛的机会，为了让他有事可做，每次教练都叫他和另一个男孩登记进球和犯规队员的号码，我开玩笑说他的球技和智商仅仅够格当个“助理”登记员。被我揭了短，情急之下他就不顾一切地骂道：“混账的Chink(侮辱中国人的叫法)……”

在我的朋友中那些了解我的人，常常会告诫新认识我的人：“别去惹矿，他懂得功夫跆拳道之类的东西。”我的中国功夫名声在外，其实都是些“三脚猫”的拳脚。尽管如此，打起架来，那点功夫足以让我占尽便宜。我曾经打过好几次架，我记得只输过一次，就是我8岁那年与一个12岁男孩打架。我的鼻子都被打出血了。其他的情况，我都处理得还不赖。

当这个男孩开始用种族主义的东西攻击我时，这就把我推过了界限，显然和这个男孩已经不能再说什么了。队里那些了解我的男孩们立即围拢上来。他们知道一定有事要发生了。

我说：“我给你一个机会把那个‘词’收回去……”我说得非常冷静和平静。

麦德企图介入进来帮我，但我非常平静地对他说：“麦德，我应付得了。”

要是这个男孩聪明的话，他应该马上就把他的话收回或者干脆不作声。我看这个家伙注定是个蠢蛋，他竟然继续提到那个侮辱中国人的字。

我压住我的愤怒，扫了麦德一眼，他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

我慢慢地走过去，异常平静地说：“Ok…”

突然我猛地抓住他的左腕关节飞起一脚就踢他的右膝关节，他跪倒在地，我钳紧他的手腕，反扭到他的背后最疼痛的位置。

我又一脚蹬在他的左边小腿肚子上，接着紧紧勒住他的脖子，说：“有两件事你是绝不能碰的，一是我家，二是我的种族！”在说到“种族”二字时，我使劲儿往回勒他的脖子。

他从喉咙里憋出女孩般的尖叫。

全队20多人都站在那里看着，静悄悄的。

我说：“混账的小种族主义者，我要打断你的手……”我用膝盖猛一顶他的背后，他由跪着变为脸朝地摔倒在地上。我用膝盖抵押着他的脖子后面。把他被扭着的手再往后一抬，问道：“这个滋味怎么样？”

我狠狠地瞪着那个男孩：“我赌你再敢说一次……”

麦德估计我打得差不多了，就冲过来试图把我拉开。

这时全队的人也都围上来把我拉开。大家都说：“矿，冷静，冷静，对这样的punk(小流氓)根本不值得……”

我放开手，让那个家伙怪相百出地躺在地上。

从那天以后，那个男孩再不敢对我怎样。只要我望他一眼，我就能感到他在心里打哆嗦。每碰面一次，只要我正眼看他，他都会马上向我道歉一次。

这是我的“自傲”my pride：我是一个中国男孩！我从来都为我的家庭，我的种族，我的肤色骄傲。为我的“根”自豪。这是一个信念。一个人绝不能从他的信念中退缩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每次都要奋起争斗。我想，我是这间学校唯一的中国孩子，我代表着我的整个国家。假如我被那种事情吓退了，我就让十多亿人丢脸了，那也包括我自己呀！

然而，我的“自傲”有时也让我干些很愚蠢的事。

麦德·塔克宁和我有一个很有趣的友谊关系。可以说这种友情关系是建立在纯粹的、完全的竞争上的。我们俩几乎在所有可能产生竞争的事情上都要争个高低。为什么？Who knows。谁也说不清。我们俩总是想着“I'm better than you are，”我就是比你强！其实，我也知道这里面可能有不能算是健康的竞争。有时，这种竞争会让我们去干些你可能从来没听见过的蠢事。

八年级那年的夏天，我和麦德决定开始练习网球。因为一开学我俩就要一起上默乐高中了，我们都非常想加入默乐高中的网球队。玩过网球的人都知道，网球同足球、篮球、橄榄球不一样。网球不要求你的体魄特强壮，但对心理素质，战术和注意力都要求很高。

一天，我们决定到附近的公园去练网球。父母都去上班了，没人能开车送我们。于是，我俩在电话里商量好跑步去公园。麦德的家离公园大约有一英里远，而我家估计有三英里。临出门，听到电台的天气预报正在警告，说当时的气温是华氏98度(相当于摄氏38度)，今天最高温可能会超过100度，告诫大家防止中暑。

我跑到网球场，已是满头大汗。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网球场上我们开始练球。可能是被太阳烤的，两人的脾气都很大，打着打着就开始为输赢争了起来。

一个小时后，我和麦德都沉默下来，剩下的只是狠狠地对打。每发一个球，双方都竭尽全力想去赢这一分。球越发越凶，回球也越来越狠。

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我们还是一言不发，拼命打球。正午的太阳像是停在了网球场的上空，看着我们在拼命打球。我和麦德都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我敢发誓，气温一定超过100多度。我们俩都是又渴又累，但就是没人要求停下来休息一下，喝口水。这是一场“不说话”的比赛，一场硬汉子的比赛，A tough man competition.谁先说话，不管说什么，就意味你输了。软蛋才会需要喝水、休息，软蛋才首先提出回家。

这是一场安静的、你死我活的比赛。

快两点了，我感到我的手臂软得就好像面条一样。从早上到现在，我们不停地打了四个多小时，没有停下来休息哪怕一秒钟，更别提喝水了。我看得出麦德也是很累很累了，他回过来的球早就没有了威力。我浑身上下湿漉漉的，连跑鞋里都是汗，就像个游泳池。那黄绿色的小球无精打采地在我们俩之间跳来跳去。但是，还是没人开口叫停。他咬紧牙，我当然可以坚持，我不能显示半点软弱。

无声的搏斗持续到下午五点。

我想，到这时候可能连太阳都感到无聊了，太阳开始西斜。

我们已经打了整整七个小时的网球，不间断的七个小时，就算是在跑马拉松吧。大概是过了极限，我反而不感觉到累了，只是眼皮有点发酸……  这关系到我的“自傲”，我当然不会首先放弃这个竞争。麦德呢？他也不会。

前前后后，一共来了又走了二十几伙打网球的人，就我俩还在那里打……

你一定会很关心：到底我们最后是怎么停下来的？

六点钟了，麦德的妈妈开着车找到了网球场，看见我们光着膀子，精疲力竭，痛苦万分但还在猛抽球，她大叫起来，“你们疯了吗？不怕太阳，不怕热，饭总要吃吧？”

这回，麦德没有选择了，他必须离开。若依了我们俩，我们一定会一直打到其中有一个人倒下为止。

这就是我的故事。有时会面对挑战，有时会干点蠢事，有时也很平淡无奇。无论怎样，我想我都是会很快乐的。

我总是提醒自己：嗨，你是一个中国男孩。一个聪明，好胜，幽默，又有些自以为是的中国男孩。

好了，我想我应该shut up了。

黄全愈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的教育制度，他也影响了美国的教育制度。他的想法——最好的教育就是中美的结合——非常值得学习。

——约翰·潘文(《华盛顿邮报》前驻北京首席记者，著名汉学家)

黄全愈对教育的认识深刻，对问题的分析一针见血，对教育改革的建议有独到之处。“素质教育在美国”系列值得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每一位家长和学生及政府官员一读。

——赵钰琳(北京大学教授、北大附中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