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表示“深感痛心”和“深刻反省”
1992年10月23日，北京是个晴朗天气，只是风力大一些。这一天的下午1时40分，明仁天皇和皇后美智子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乘坐的B747型专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的南停机坪。
当天晚上，杨尚昆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欢迎宴会。在这以前，从晚6时30分开始，明仁天皇和皇后在杨主席和万里委员长陪同下，在新疆厅会见了中国各方面负责人和长期从事中日友好工作的各方面人士。
我10月22日接到通知，当天比规定的时间早一点就到了新疆厅。新疆厅经过内装修，如今金碧辉煌，焕然一新。我看到厅里大约有三四十人。在外交部礼宾司安排下，我们排成一行等候天皇和皇后的到来。排队时，礼宾司的同志关照大家躲开天棚上那盏巨大的装饰灯。
因为大吊灯是刚刚安装上的，负责礼宾和安全的同志生怕发生意外。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们想得真是细致周到。
天皇和皇后进厅后，与中方人士一一握手。排在最前面的是雷洁琼、吴学谦、姬鹏飞、黄华、宋健、钱其琛和赵朴初等领导人。我排在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张香山同志的后面。这大概是因为我是这个委员会的前委员，又是文化部副部长的缘故吧。张香山同志跟天皇握手时，直接用日语说了表示欢迎的话。过去，我在日本做记者时，在一些场合见过明仁天皇，但这样近距离见他并与他握手还是第一次。我从天皇和皇后进入会见厅后就一直观察他们的举止。我感到，明仁天皇温文尔雅，像一位学者，他说话时声音很低，给人以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的感觉。皇后更是谦恭，事事“退避三舍”。
晚6时45分，宴会开始。在迎宾曲中，宾主就座。接着，军乐队高奏中日两国国歌。因为是国宴，外交部事前就对出席者的穿着提出了要求。我接到请柬时，注意到上面附了一张小纸条，写着：请参加宴会的男同志着深色服装，女同志着长裙。我被安排在第三桌。它的位置在主桌的左侧附近。我旁边坐了一位年纪稍长的日本妇女，她身着浅色西装，戴了一副眼镜，很有些贵族气质。据介绍，她是女官长。名字我记不准，可能叫井上。杨尚昆主席首先致欢迎词。他首先谈了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和日本天皇和皇后访华的重要意义。他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有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日本国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首次前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他接着说：“中华民族和日本民族都是伟大的民族。勤劳和智慧的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友好交往中，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人类的东方文明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说到这里，杨主席把话锋一转，谈了进入近代以后两国关系的那一段不幸，以及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的发展。他说：“令人遗憾的是，在近代历史上，中日关系有过一段不幸时期，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牢记历史教训，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我们两国在20年前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之后又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开辟了睦邻友好合作的广阔前景。
“中日邦交正常化20年来，我们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不断加深，中日友好的基础更加坚实。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的这次访问，将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向着新的深度和广度迈进。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一个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中国和一个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日本保持长期稳定的睦邻合作关系，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中国人民非常珍视同日本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只要我们两国信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确定的各项原则，不断作出努力，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P326-328
本书主要写的是我的翻译生涯。然而，翻译生涯只是我人生轨迹的一部分。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从事的是中日文化交流。
说到文化交流，中日两国人民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因为人们发现今后在推动和发展中日关系时，要更加重视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正是由于人所共知的历史原因和现实中的某些问题形成的国民感情因素交织在一起，常常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尽管中日两国有许多共同点和相似之处，但毕竟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历史发展的进程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各异，彼此间存在隔膜是毋庸讳言的。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就更加突显出来。鲁迅曾经说过：
“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
可见，文化艺术交流对于消除隔膜、增进相互理解，是多么重要。相互理解看似容易，但要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并非易事。我们要如实地承认中日两国的文化存在着差异，从某种意义来说，它们是异文化。
在强调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时，我们有时也听到这样的声音：“文化交流不是万能的。它能否发展，还要看政治气候。”这话没有错，但只讲了一面。事物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在政治关系不好时，我们不是更应该加大文化交流的力度，通过频繁开展文化交流来增进相互了解，促进政治关系的改善吗？
2 1世纪是一个更为快捷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时代。由于人类生活方式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必然会带来思维方式和其他行为模式的改变。特别是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和世界性多媒体结构使国际间的文化交流的扩展具有全球性，而且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形式更加多样化，中日文化交流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当然，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加强传统文化的交流。但是，民族文化的有些内容只有赋予多媒体、多视角特色，才容易被当代人所接受。这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
不消说，在开辟中日友好的未来时，青少年交流显得格外重要。中日两国青少年交流是具有远见的战略性措施，也是两国正在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日两国政府和领导人着眼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这一大局，十分重视加强两国青少年交流。我们需要以宽广的视野，长远的眼光，有效的方式，加强两国青少年交流，不断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培育新生力量，注入新的活力。一句话，中日友好事业需要培养接班人。中日两国青年既肩负着建设各自国家的重任，也肩负着推进中日友好事业的历史重任。中日友好事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中日双方都需要培养一批能像老一辈那样在发展中日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经得起风雨考验的友好人士。这是中日友好事业真正做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我们要教育两国青年自觉维护两国关系的大局，不断深化和推进青年交流，以增强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后续动力，从而实现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共同愿望。
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本书终于问世。本书刊登的图片资料，有些是本人收藏，有些是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在此谨向这些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并对不能一一注明出处的图片资料作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2011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一龙年就要到来。此时在灯下写完“后记”的最后一个字，不觉感慨万分。
由于本书主要写的是老一辈领导人的活动，我愿在此抄录一首几年前写的歌颂周总理的“汉俳”：
花束献诗碑，
音容犹在真堪慰，
祖国正腾飞。
刘德有
2011年12月于北京
翻开第一页，各位读者会发现本书反映的是作者在战后60年来从事对日工作所走过的道路。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作者从1951年就开始从事对日工作，亲历了战后中日关系从不正常走向正常，其间经历了民间交流、以民促官、半官半民、两国建交、官民并举的几个阶段。
因为工作需要，作者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叶，曾多次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王震、郭沫若等国家领导人与日本来访者之间的重要会见和会谈做过口译。中日建交前后，曾在日本担任《光明日报》和新华社常驻记者达15年之久。回国后，从1982年到1996年出任文化部部长助理和副部长，从事与世界各国——主要是与日本的文化交流。退休后，继续投入这项工作至今。其间，作者与日本皇室、政府要人、官员、新闻界以及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书法、茶道、花道等文化艺术界朋友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往。
作者的这一特殊经历，也许是比较罕见的。
“天有不测风云。”2010年9月，中日关系因发生人所共知的突然事件跌入谷底，引起了人们对中日关系前景的关注。
尽管1972年中日建交后，经过双方不断努力，中日关系有了很大发展，但这次事件提醒人们，今后在观察日本时应当全面、辩证。这就是说，我们谈“一衣带水”“友好合作”时，还应当如实地看到中日关系存在着脆弱性、敏感性和充满变数的一面。
谁都知道，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不平坦的历程。不是别的，正是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的民间友好交流推动中日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从而结束了两国间长期存在的战争状态，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历程，是新中国同世界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史上所没有的。战后中曰关系发展到今天，正是凝聚着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掘井人”的心血。对于这样得来不易的中日友好的果实，两国人民有千条理由万条理由去加倍地爱护和珍惜，而没有一条理由可以去破坏它。
中日两国是一海之隔的近邻，不管你愿意与否，这个事实谁也改变不了，而且永远也不会改变。既然如此，中日两国作为近邻，需要的是和平、友好、合作、共赢，而不是不合作、不友好、反目和敌对。中日关系只有长期、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才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追求，也是两国应全力维护的大局。
本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后中日关系的这一发展历程。但，它不是从资料到资料的那种通常意义的“中日关系史”。作者紧密结合个人经历和实际参与的活动，通过具体生动的小故事，介绍了中日往来中的大量鲜为人知的趣闻，反映了战后中日关系演变的一些情况。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它的真实性、生动性和可读性。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本书能在此时付梓问世，作为作者，有着难以言喻的感慨。
2011年新春
于北京林萃公寓
刘德有著的《我为领袖当翻译(亲历中日高层往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作者从1951年开始从事对日工作，亲历了战后中日关系从不正常走向正常，其间经历了民间交流、以民促官、半官半民、两国建交、官民并举的几个阶段。因此，本书同时也反映了作者60 年来从事对日工作所走过的道路。本书作者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叶，在外事工作中曾多次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王震、郭沫若等国家领导人与日本来访者之间的重要会见和会谈做过口译工作。
政治对决！
《我为领袖当翻译(亲历中日高层往来)》是作者刘德有在从事中日友好活动，为领袖当翻译时所记录的随笔经历，真实再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袖在几十年间与日本各界交往中惊心动魄的政治对决。
还原真相！
书中文章涉及至今仍有争议、评说不一的历史问题。作者依据几十年间的现场笔录和回忆，把中日交往中惊心动魄的点滴，如实地记录下来，重现这些历史事件和有争议问题的本来面目。
德高望重！
本书作者是担任了中日第一翻译几十年的刘德有，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曾任我国文化部副部长，背景极其强大，并且此类图书读者十分“认人”，作者是为数不多能够在此类图书中站稳脚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