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1944年在旧金山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国家副主席、代主席。一个备受尊重的革命者，一位国家领导人，在家庭生活之中，是如何教育子女，关爱家人呢？

《董必武家书》收入董必武家书68封，大部分书信为首次面世，真实呈现了董必武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朴诚作风与优良品格。对妻子的关心，对子女的教育，对亲人的帮助与教导，都在一封封家信书呈现出来。

董必武，“延安五老”之一，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他1903年考取晚清秀才，早年参加同盟会。1920年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出席1921年的中共一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董老与夫人何连芝育有一女二男，同时抚养教育了多名侄女、侄孙等后辈，《董必武家书》中的多数书信即是董老写给子女和后辈的家书，主要是对子女后辈的教育开导，鼓励他们艰苦奋斗、勤俭做人，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优良作风，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书中穿插多幅董老与家人的珍贵照片及董老的墨迹，图文并茂，呈现了大时代背景下一个家庭变迁的侧面。

全书收录董老家书68封，附录何连芝家书10封。

写在前面的话董良翚

编者前言董绍壬

第一辑 致妻子信

 致何连芝（1952年3月27日）

 致何连芝（1961年3月3日）

 致何连芝（1965年11月18日）

 致何连芝（1967年1月12日）

第二辑 致子女信

 致董良羽（1957年12月1日）

 致董良翚、董良翮（1957年12月24日）

 致董良羽（1958年1月2日）

 致董良羽（约1958年3月17日）

 致董良羽（1958年9月15日）

 致董良羽（1959年11月22日）

 致董良翚（约20世纪50年代末）

 致董良翮（约20世纪50年代末）

 致董良翚（1960年12月4日）

 致董良羽（1961年3月27日）

 致董良翚（1961年9月5日）

 致董良翮（1961年10月28日）

 致子女（1963年1月28日）

 致董良羽（1964年3月19日）

 致董良羽（1964年10月29日）

 致董良翮（1965年3月10日）

 致董良翮（1966年3月10日）

 致顿云润（1971年12月14日）

 致董良翮（1972年3月31日）

第三辑 致同辈信

 致董贤珏（1942年9月17日）

 致董贤珏等（1943年12月14─15日）

 致董贤珏（1944年3月17日）

 致董贤琨之妻孙氏（1949年4月12日）

 致戴吉成（约1949年7月15日）

 致董献之（1950年5月8日）

 致董贤煦（1951年2月13日）

 致董献之（1952年6月21日）

 致董献之（1952年12月7日）

 致董献之等（1953年7月29日）

 致董献之（约1954年2月16日）

 致董贤煦（1954年10月24日）

 致董献之（1954年11月27日）

 致戴吉成（1958年3月21日）

 致董贤琨之妻孙氏（约1958年10月12日）

 致董献之（1959年5月11日）

 致董献之（1961年7月12日）

 致董献之（1962年7月30日）

 致董献之（1965年1月17日）

 致戴吉成（约1972年7月4日）

第四辑 致子侄辈信

 致董良埙（1949年7月17日）

 致董良埙（1949年9月13日）

 致董良俊（约1949年10月8日）

 致董良俊（1949年11月7日）

 致董良埙（1950年2月13日）

 致董良俊（约1951年）

 致张培森（1951年6月29日）

 致董良俊（约1951年8月26日）

 致董良俊（1952年5月13日）

 致董良新（1952年5月28日）

 致董良俊（约1952年5月29日）

 致王俊山（1953年12月29日）

 致董良泽（1954年8月）

 致董良俊（1957年10月3日）

 致董良俊（约1958年10月12日）

 致董良俊（1959年1月3日）

 致董良俊（约1959年2月15日）

 致董良俊、董良勋（约1959年8月20日）

 致董良浩（1959年9月11日）

 致董良俊（20世纪60年代初）

 致董良浩（约1960年10月20日）

 致董良俊、董良勋（1962年11月21日）

 致董良泽（1965年1月18日）

 致董良新（1972年1月29日）

 致董良泽（1972年6月27日）

附录 何连芝家书

 致董良勋（20世纪60年代初）

 致董绍敏（1962年11月22日）

 致董良勋、董良俊（约1963年3月23日）

 致董良俊（约1966年11月17日）

 致董献之（1974年10月3日）

 致董绍胜（1976年3月17日）

 致董绍胜（1977年3月30日）

 致董绍胜（1979年3月23日）

 致董良勋（某年2月24日）

 致董绍胜（某年5月3日）

我在你离京返校的一星期后我也离开北京，妈妈留在寓中忙家里的事。她收到你返校后第一次信已告诉我了，她说哥哥也有信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酉酉在八月廿八、廿九、卅日在他的学校里作升级补考，已补考及格了。但也很危险，学校通知他，五门(史、地、几何、代数、俄语)有四门及格就可升级，他恰好考得四门及格。地理四分，几何、代数、历史三分，俄语只考得二分，你说危险不危险呀!我们对他的帮助还不算白费。当时不知道他还能补考，他温习功课抓得不紧，我们也没有抓紧督促检查，他温习功课的质量并不那么好。我初听到他能补考的消息，一方面为他高兴，一方面也为他担心，因为我知道他补习的功课没有一门学得有把握。所以当时就告诉他作精神上的准备，考不及格也不灰心丧气。考不取由于过去没有学好，鼓起劲来再学。考及格了也是侥幸，也要鼓劲认真学习才能在初中毕业。我对他能否升级不认为是主要的事，他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必须改变对学习的态度，过去他的学习是被动的，不认真的，没有决心要会一种本领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我劝他改变这种态度，要认真地听课，认真地做作业，不会的多问。他来信说他愿意今后这样干，这就对了。我希望他如此!他这次俄语只考得二分，颇出我意外，因为我们帮助他俄语是重点学习，暑假中每天都温习，为什么还不及格呢?我写给他座右铭中开首两句是：学要有恒，尤要专心，是针对着他的毛病说的。他每天都读俄文，不能说是无恒，就是心不在焉，所以读如未读，读了不能真正记得和懂得。这意思我写信告诉他了。他理解么?接受么?只有靠他的自觉。今年暑期补习虽不能令人满意，他在受挫折以后，有点向上的转变，但没有彻底转变，虽然如此，我还是欢迎他并鼓励他更前进。

上月底我写信给哥哥(这是他返校后我写给他的第一次信)说到青年学生时代最大的毛病是不好学，这点毛病酉酉已犯了，你和哥哥没有犯，这很好，我很放心。其次是不注意求学的方法。我已把我想到的较好的学习方法告诉你们，酉酉当作耳边风，没有理会它；哥哥没有和我研究学习方法问题，我说的方法是否可用，他无表示；你是没有完全照我说的试过，你告诉过我的。我希望你照我说的学习方法试两个星期看看!你们学校自然也要告诉你们一套学习方法，那是在校学生都适用的。我说的方法只在你安排一下时间或挤一点时间就可以做到，对学校规定的没有什么冲突，不是么?如听课时聚精会神地听讲，听完一课后，立即抓住机会将课文(如有的话)翻阅一下，对证教员讲的内容看有不懂的地方没有，这后面一点当然要挤你一点休息时间，但就学习说，总比一听下课铃就出课堂去玩，收效要大些。一个学期学多少东西是学校规定了的，学生根据自己的精力怎样学到手，其间是有一个方法问题。望你在学习实践中注意!

我在这里很好，吃得，睡得，看文件时多(比北京时少)，出游一次，每日都在住所附近散步，作了几首诗，以后再抄给你。祝你学习和生活都好!

P41-P43

书，简单一点说，就是一扇窗户。打开这扇窗户不仅仅可以看到无穷无尽的各种人文景观，还能看到未曾经历的或者不曾深入了解过的故事，或者感知将要发生的事情，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群活跃的思想。这是书给我们的。

家书出版了，其实是把一种私密的思想交流公开化了：同辈人的交流、长辈对后代的关爱和教育。读者可以看到在历史进程中一个家族里的一段思想动态，也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一支

思想脉络。

父亲给我母亲的信里除了通报自己的近况、交代一些事情外，总会把随他外出的每位工作人员的情况告诉母亲，也一定会问候留守寓中的所有工作人员。父亲从来都视他们如家人一般，是一种全新的同志关系。记得母亲讲过一个关于父亲的逸事。在抗战时期，父亲太忙，因为忙，连看表的时间也常常被挤得没有了，偶尔险些误事。父亲索性把手表交给当时的警卫员，由他来掌握时间。结果没多久，那人“跑路”了。害得父亲还检讨：客观上“资助”了这个革命意志不坚定者的逃跑。

在这本集子里有一封父亲写给我的信。还记得那是我上中学，有一年，我有补考的学科，已经记不得是哪门课程。放暑假时我向父母隐瞒我有补考的事，也跟着去了外地；暑假没结束，补考时间到了，就偷偷溜回北京参加补考，临行前也没有向父亲解释，或者说没有补一个“报告”。补考完妈妈打电话告诉我：父亲非常生气，要我写信说明情况。我只得写信，简单地对自己补考的事敷衍了事地说了说，然后，反而主要责怪父亲脾气大（幸亏这封信没有留下来，不然，对我的幼稚无理自己会长久地自责）。刊出来的这封回信告诉我：他不仅是我的父亲，更是我的朋友，对朋友要以诚相待；我没有像朋友一样对待他，他是为此生气；他还承诺以后改正自己的脾气。这本是我和父亲一次私密的交流，是父亲教我做人、做事和学习。

我常常回味这封信，体会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一直真正在做我的老师、朋友；多少年后我入了党，还成为父亲的同志。

他用自己的思想历程和他的坚守教育我；他说母亲的慈惠是告诉我妇女的社会承担。他的爱是矗立在我眼前实实在在的榜样。无论什么时候想到父亲，想到他不经意的话语，想到他深思熟虑的文字，总让我感到十分温暖、贴心。这与旧时代比较就是全新的父女关系。

我又想起我上中学时，父亲要我们在暑假里抄写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他说他也抄，他就真的用毛笔小楷，一个假期抄完这篇文章。父亲从来都十分注重家人的思想教育，并且以身作则。

需要特别说一说的是，在这本集子里收录了我母亲写出的一些信。   我母亲出生在四川省万源县（今万源市）偏僻山区的穷人家，贫穷家的妇女没有地位，在那里，人们都称女孩子为“客娃娃”。女孩子从出生到出嫁，只是娘家的客。贫穷使得人们根本不可能让“客娃娃”上蒙馆或私塾。甚至连女孩子的出生年月也没有人记得清。母亲参加革命前认字不多，也没有写字的机会。母亲参加革命后打仗、行军是常事，直至长征胜利。在延安，大约1937年经李坚贞阿姨介绍和父亲结婚，父亲母亲在延安共同生活时间不多，父亲又被派到国统区。母亲留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之后曾追随父亲到武汉、西安、上海、南京、重庆等地方，参加处理一些力所能及的繁杂琐碎的事情，真正是我父亲最强有力的后勤工作支持者。进京以后我们家生活才逐渐稳定下来，1957年前后我们家搬进中南海，母亲已经四十六七岁了，她才刚刚拥有坐下来学习文化的条件。

本书集中我母亲落款的给家乡亲人们的信，前期——以我父亲谢世为界限——写的信大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我父亲的身影，因为大多数是父亲起草的，还有些信可能失落了：有我母亲抄的，也有我或者哥哥抄的；还有的是工作人员抄的（这是父亲教身边工作人员学习文化的方法）。虽然我母亲抄写不多，但每封信她都要代执笔的人给她读读。她的记性很好，什么时候给谁写过信、大致内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忘。

家书的形式，大概已经变成历史了。尽管我非常留恋那文字间溢满的真情、关爱和亲情，留恋文字给人长久不衰的美感，留恋文字可以传承的精神享受；但新的通信手段，文字的、视频的、会话的方式现在使用起来都很快捷、通畅、直观，新的通信手段入门要求又不高；亲人、朋友、同志的交流更随意、更方便，也更频繁了；人际关系似乎更近了。科技的进步带来对文字记录的冲击难以估量。新潮的通信联络方式汹涌澎湃地迅速扑过来，旧有的表现形式不得不戛然而止。这一改变让我很纠结，也很无奈。

也许这只是九斤老太式的哀叹。

我其实不够写序的资格，也不敢写序。只是应编选人、我的侄儿董绍壬的请求，暂借一两页篇幅介绍一点情况。

衷心地希望读者通过本书了解一点我的父亲，亲近一些我的父亲；读者在读本书时，也是您的心灵和历史在道别，衷心地希望您能取得最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