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乡的斗牛场上，根据生相、装饰、斗功的威势技巧，每一头斗牛都被取有相应的好听的名字，“摇铃花旦”就是一头斗牛的大名。“花旦”的前额扎上头盔，饰绣球簪金花，中间是两根雉鸡尾毛，背插四面三角形旗子，从斗牛场的东龙门进去，西龙门出来，由牛主人牵着“扬场”，威风凛凛。开斗前，“花旦”头背上的装饰都被卸了下来，系在脖子上的红绳圈和绳圈上挂的一排铜铃就更加显眼。出场时，只见牛头摇晃，朝对方的斗牛直冲过去，铜铃齐齐响动。哥哥在宣传戏里男扮女角，让别人叫开这样一个绰号，难怪他要生气。
我也知道母亲的心事。才过上太平的日子，她害怕生活中的任何变故。朝鲜，不知在哪方天洲，听说一入秋就飘大雪，寒风能冻坏人的耳朵，且不说炮火连天的战场，就说那个冷，母亲也不愿意让哥哥到朝鲜去。
过年那几天，父亲对母亲说了很多话，拿以前的苦楚和翻身的日子作比较，来打动母亲的心。母亲叹着气，她的话说得还是很硬，其实心已经软下来了。新社会的风把年轻人的心吹得很远，哥哥要上前线去打仗，母亲想拦也拦不住。
过完春节正月，哥哥入朝参战。出发的那天，全县参军的青年胸前戴朵大红花，在熟溪边坐上竹排，顺着水路到金华集合。全家人去送哥哥，在小南门外的溪埠头，母亲把一个小包递给哥哥，小包里有一把燕子窝泥、两个红鸡蛋和几根柏树枝，她大声说着：“顺风顺水，顺风顺水！”这是母亲给哥哥一路平安的祝福。送行的人立在溪边，望着撑排工将竹篙插入水里。竹排离开了岸，岸上的人一直到看不见竹排的影子才离开。回到家里，母亲倚门立在那里，好久好久，才流下眼泪又微笑着说：“国家用到我的儿子，我不能拉他的后腿。”
我是在哥哥的呵护下长大的。我刚出生时没有奶吃，哥哥每天去方姓邻居家讨要粥汤来喂我。方家是大户人家，常常会有一大锅新米白粥滗出的粥汤，很稠，叫作米油。两个月后过中秋节，哥哥说：“我的小妹，长得像月饼一样。”他把我捧起来抱着，带出去玩，总要逗我笑一个，好让他的女同学夸我一番。到了一岁大，哥哥用红头绳给我扎起两条刷帚小辫，又教我走路：他蹲在对面，离开三四尺远，手上拿个皮叫叫（一种赛璐珞玩具），引着我走过去拿。这些自然不是“我记得”的，而是父母亲和哥哥告诉我，长大一些之后又得到加深的印象。我的哥哥，有好东西吃尽让着我，去看什么好玩的就把我架在他的肩上。哥哥多么喜欢我，我却拉他不住，为了保家卫国，哥哥上了前线。那一年哥哥虚龄十八，我五岁。
母亲对哥哥的牵挂担心像春蚕吐丝一般，她从此会无缘无故地垂泪。在我之前，母亲生育了七胎，却只带大了我的哥哥，十二年里相继失去的六个孩子，每一个都是她的心头肉。水火刀兵，母亲对我讲早年的三苦六难，一边讲一边哭。我爱听陈年旧事，母亲于是讲讲哭哭，止不住眼泪。我自小性情敏感，睡觉总不安稳，母亲这些凄切悲伤的讲述，给我的心笼罩上了一层忧郁，晚上一做梦我就落进黑洞，吓得大喊出声。哥哥说，母亲特别爱护他，实际上也是难忘那几个不见了的孩子，层层叠叠的爱，压得他太沉重。他到有几千里路的远方去了，要我听从他的主张，背起书包去上学，好让母亲的心情有所改变，我也才能轻松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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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江南山区小镇的一户农家，小学六年级时，父亲接连患上两场重病，全家从此陷入贫困的境地，上学的路变得坎坷不平。我的内心沉积着深重的痛苦，一个破碎了的大学梦让我无法释怀。
几十年来，我把记录少年时代的勤学和苦难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做。然而，写作需要天赋，我欠缺这一份才情。文学对于我，其实离得很远。
老师的培育，我心存感恩；阅读的力量，我满怀感激；知识改变命运，我的感受多么深……这些情感因素使得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依然悄悄地热爱着文学，并坚持把写作看成人生体验的一种补偿。我从头开始学习，先做着阅读的准备，而后一边写一些片段进行练习，写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小镇的生活，一个贫穷孩子的成长经历。
生活的事实、人生的真相，穷苦的岁月里有的是强硬的碰撞和激烈的争斗，多少的心灵呼喊也非得写出来不可。每当拿起笔来的时候，便深感“着墨纸上，谈何容易”。但因为是多年的心愿，所以明知不容易，还是努力地做这件力不从心的事情。
我在回想中走进细节，尽力摒除杂念，使自己的内心安静，让脑子简单、澄清。柔和的光线穿越往昔的岁月，旧日所有的人和事就生动鲜明起来。贫穷的日子、矛盾的情感，真实的一切依然鲜活。平常的人，那一张张脸流露出悲和喜、洋溢着人性的光彩。只是感叹记忆中的所思所想已难分此时彼时。
像老牛负犁慢慢地耕作，历时十多年，我写成这一本草根文字《饿马摇铃》。《饿马摇铃》，记录了我自一九五一年入小学至一九六五年高中毕业，遭人陷害未能考上大学，在山村小学当代课教师，到了一九六八年逃离家乡的一段个人经历。罗曼·罗兰说：“你得回想一下你自己小时候的情形！把人家从前给你的好处和快乐转给别人——哪怕只有一个人也是好的。”忧苦时寻求快乐，艰难中生长精神。“饿马摇铃”，这四个方块字，可以用来象征我的少年时代。我希望《饿马摇铃》能成为爱心礼物，把我在艰苦岁月里获得的体验和感悟，送给那些也在经受磨难历练的青少年学生。
二〇一六年五月
严文井在散文《启示》中写道：
母亲在你背后，道路在你面前。
母亲为你举灯照明，只要你永远记得那道光，道路就永远不会从你脚下消失。
又到母亲节了。我并不崇尚西方的节日，只因为在远方上学的儿女每年都要给我寄上深情的祝福，我才记着这个日子。但对母亲的感念，我这个穷苦人家的女儿尤为深沉。
母亲是山里人，采得茶，摘得箬，她的一双脚缠过放过，叫作“半大脚”，后来又叫“解放脚”，下不了水田。土改分田时，父亲挑了熟溪对岸背靠小山坡的一丘田，在山脚的田坎儿上方有一些茶树，还有菜地。春天，遇上晴好的星期日，一家人摆渡过溪，父亲在田里耕作插秧，母亲在斜坡上采摘春茶，地里的豌豆麦苗青又青，我带着两个弟弟追逐粉蝶。这一幅美好的画面，珍藏在我的童年记忆里。
父亲母亲不识字，但特别看重读书。我五岁时上了学，一九五八年我小学毕业，人生的难题一下子摆在母亲面前。当时父亲接连两场重病，卧床不起，为了使我能上初中，母亲把几个月大的三弟送了人。母亲从此拉根牛缰绳，给生产队放牛。耕种的时节，水牛摇着大犄角在耕田。母亲，用一双解放脚，和她的牛，带水拖泥，在田里进进出出。春秋两季，母亲捡拾麦穗谷穗，寻找漏掘的番薯毛芋，这些收获装进随身带的一只布口袋，因而母亲被人叫作“五谷袋”。冬天，母亲和她的牛上了山坡，到了日头偏西时，母亲就赶着牛从西门头岭下来。她背着落日的身影叠印在我的心上。
因为有着不平常的母亲，我家在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断过顿。三个孩子还在上学，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能被人理解的，反而要遭受欺负和压制。每次分粮食，队长的妻子郑姐张嘴就骂，从小队的仓库一直骂到我们同姓合住的大院子里。郑姐一只脚踩在门槛上，一只手叉腰，高声地骂：“风车斗，两临空，硬地裂缝还不认穷，队里的谷，没有蛀米虫的份儿！”那毒辣的讥笑、刀片似的骂声，使得母亲在屈辱中生出力量，她用手指着对方大声吼叫：“自家心口自家划，良心有黑白！你口嘴骂人，心里有毒！”“叮人的虼蚤！吸血的虱！”郑姐一面骂一面笑。母亲回敬她：“想下刻毒的手吗？来吧！任你掐，任你灭，我家的人是橡皮虱，掐不碎、灭不死的橡皮虱！”每当母亲和郑姐吵架时，我的心就会跳起来，真想冲上去和郑姐对着干。可是，母亲不许我帮她一句，她要我发狠读书，知书识礼就不能骂人。“只要记，不要气”，这是母亲时常叮嘱我的话。而母亲自己却像战场上的士兵，单枪陷阵，苦苦地四下奔突，为全家杀出一条生路。母亲的勇敢、泼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不是她的本性，是在苦难的岁月里为了护卫她的儿女硬被逼出来的。每当一阵争吵过后，母亲会到父亲的床边，无声地坐一会儿，仿佛给她自己也给全家人一个安慰。这个时候，我会从以前母亲讲山里人的故事、唱代代相传的歌谣给我们听的情景，联想到为了让我上学母亲吃够苦头，一家人受尽欺凌的经历，我的心一阵一阵地痛着，泪水顺着脸颊淌下来。母亲看见了，过来挨着我坐下，用她的袖头揩拭我脸上的泪。每一次我想说出“不读书了”的请求时，都被母亲用无言的爱和坚定的信念堵在喉咙口。一直到了初中毕业，我又考上了外地的高中。
几十年过去，母亲八十多岁了，已是一个沉静安详的老人。每次我回家去看她，母亲不再说很多的话，而只是用眼睛望着我，露出一脸温和苍老的微笑，这使得母亲的一切更多地萦绕在我的脑际。缅怀往事，沉重的回忆压在我的心上，使我叹息不已。在人生旅途中，每当我遇上坎坷时，眼前就会闪现出母亲旧日的影子，不止一个，满眼都是：破旧的衣裳，汗流浃背的模样，神情疲惫，双眼注视着我，眼睛里全是希望的目光。这些希望的目光汇聚成一种力量，使我踮着脚，努力地往沟坎上方攀缘。
多少年来，我从未离开过母亲的视线。今夜，我在灯下想着母亲，念着母亲：母亲啊，为了你的儿女，所有该承受的你都承受了，所有能付出的你都付出了，可是我又给了你多少回报呢？回首望去，依然是母亲眼里那希望的目光。我还须努力，是的，还须加倍努力，否则，我无以回报在苦难的岁月里流着血汗养育我长大的母亲。
吴延芳
一九九六年五月
吴延芳著的《饿马摇铃》叙写作者自1951年入小学至1965年高中毕业，因故未能考上大学，在乡村小学当代课教师，后又逃离家乡的如烟往事，折射出了时代的变迁。作者于忧苦中寻求快乐，艰难中生长精神，其讲述的祖辈的故事，带着温暖的情愫。作者于艰苦岁月里获得的一切，传递给那些也在经受磨难历练的青少年，不啻为一份爱心礼物。
热爱文学的数学教师，退休后，她写书圆梦。
描摹穷苦岁月的乡镇旧事，讲述贫穷孩子的成长经历。
她的少年时代，如饿马摇铃。
读书生涯，生活磨难，远离故土，坚忍奋斗，感念母亲忧苦时寻求快乐，艰难中生长精神。
本书为吴延芳著的《饿马摇铃》。希望《饿马摇铃》能成为爱心礼物，把作者在艰苦岁月里获得的体验和感悟，送给那些也在经受磨难历练的青少年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