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这样写鲁迅？
我声称要写话剧《鲁迅》至少三四年了，一直干打雷不下雨。朋友们渐渐把它当作了一件可以原谅的事，安慰我说：“没关系，鲁迅从死掉那天起就有人要写他，不是一直没人写出来吗？你不是唯一的倒霉蛋。”其实不是的。萧红在鲁迅先生逝世五年后就创作了默剧《民族魂鲁迅》，日本剧作家井上厦在20世纪90年代也写出了诙谐风趣的《上海月亮》。只能说，1949年之后的中国剧作家还没有足够幸运的时机和灵感，来自由地呈现这位天才而复杂的作家。2012年2月，我不敢相信摩挲了三年的话剧剧本《鲁迅》，真的在我手中完成了。
朋友们看完，有激动赞赏的，有不以为然的，更多的是有些惊讶：“你为什么这样写他呢？”的确，我的《鲁迅》不是预期之中的历史剧，也没有示人以耳熟能详的“斗士和导师”面目，而是从鲁迅的临终时刻写起，用意识流结构贯穿起他生前逝后最痛苦、最困惑的心结——那是一个历史夹缝中备受煎熬的形象，我试图让他成为一面破碎的镜子，同时照照我们的历史和现在。他逝后的事怎么出现在意识里呢？是呀，这个技巧我想了很久，此处就卖个关子吧。
鲁迅先生的伴侣许广平有篇回忆文章《最后的一天》，作于1936年11月5日，落款注明“先生死后的二星期又四天”，里头写到一个细节：10月19日零时——那时距先生辞世只有五个多小时了——许先生给他揩手汗，“他就紧握我的手，而且好几次如此。陪在旁边，他就说：‘时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我说：‘我不瞌睡。’为了使他满意，我就对面斜靠在床脚上。好几次，他抬起头来看我，我也照样看他。有时我还陪笑的告诉他病似乎轻松些了。但他不说什么又躺下了。也许这时他有什么预感吗？他没有说。我是没有想到问。后来连揩手汗时，他紧握我的手，我也没有勇气回握他了。我怕刺激他难过，我装做不知道。轻轻的放松他的手，给他盖好棉被。后来回想：我不知道，应不应该也紧握他的手，甚至紧紧的拥抱住他，在死神的手里把我的敬爱的人夺回来。如今是迟了！死神奏凯歌了。我那追不回来的后悔呀。”
这段话如同一个伤口，使我在构思过程中不时感到疼痛。这个人的勇毅和脆弱，炽烈和敏感，沉默和爆发，克制和缠绵……时刻对立共存在他矛盾的天性中，直到最后一息，仍彼此纠缠欲说还休。在那生死交界的时刻，爱人未能给他默契的回握和陪伴。
他孤单地踏上了无法回归的旅程。我不知许广平先生如何挨过那些心碎自责的日子。我只知，我的《鲁迅》必须从临终这一刻开始——它是一口沸腾的深井，吸引我跳进去。
跳进去之后，最要紧的是选择——让哪些场景进入主人公的意识中？意识流的好处是自由，坏处是容易飞散，飞散不好，观众就会打哈欠——这一点，戏剧着实和小说不同。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早就警告过：“戏剧这种形式是多么脆弱而难以维系，因为这小小的生命火花得点燃舞台上的每一分每一秒。”对剧作者来说，点燃火花的实验室在其自心。在浩如烟海的鲁迅著作和相关回忆录中，我生平第一次以偷窥癖的嗅觉和冷血，搜寻他的痛苦、纠结、迷误和软肋，从中提炼我需要的火花。我要写的不是领袖敕封的“圣人”——所谓“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和“空前的民族英雄”，也不是大众追捧的“凡人”——所谓最有人情味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师长”。不。我要写的是一个复杂而本真的心灵。他的伟大和限度，创痛和呼告，我不想辜负。
P78-80
我们通常会说鲁迅内心非常黑暗，结果我发现李静的内心也黑暗。
她的“鲁迅”被她浸得很深，像是详详细细的长篇噩梦，然后她仔细钻进脑子回想这梦。
我很惊异她黑暗的想像力，而且这想象力好像货源很足。
——陈丹青
《大先生》是我的第一部戏剧习作。2009年之前，一直怀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情，边做文学批评，边做着小说、散文和戏剧的零散练习。我并不认为批评的价值低于叙事，只是，但凡选择写作的人，都会被自己的创造欲所诱惑——不过是有人终于把它压抑了下去，有人则终是忍不住它的发作。我属于后者。在年已老大之时，从熟稔的批评领域，瞎子摸象般闯进戏剧创作的领地来，即便最终铩羽而归，也不打算后悔。
从2009年开始着手准备，到2012年初完稿，这部剧本经历了三年的孕育期。又过了三年——直至今年3月，排演之事方才确定，于是做了最后的修改，并将剧名由原来的《鲁迅》，改为《大先生》。一是因为，“大先生”乃鲁迅先生家人对他的称呼，叫起来温暖亲切；二是因为，先生的心灵、天才、人格与矛盾，的确堪称“大”者；三是因为，“鲁迅”之名长期被刻板化，一见其名，会令多少人望而却步，此剧既是请大家走近他，又何必把这明知的隔阂横在中间。本书用的就是这最后的定稿。
这剧本，因了题材的特殊和写法的奇怪，发表之后，引来不少的关心和疑问。于是，按捺不住问者的勾引，絮叨了几篇关于剧本的文字，也跟师友通信探讨。此前，在写作的过程里，时常感到困惑犹疑，产生跟先生对话的冲动，也写过几篇梳理思路的短文。它们都写于2015年之前，那时剧名为《鲁迅》，收入此书时，文章保留了当时的面貌——凡称《鲁迅》者，即是指《大先生》这个剧本。现在集成一束“自白”，列入书中。
此剧的筹备过程一波三折，本身已够得上一出戏。到2014年8月，貌似一切大体停当，只等招兵买马，排练上演，出版剧本了。于是作家徐晓做东，约来艺术家陈丹青先生和演员、戏剧导演赵立新先生，围绕剧本和鲁迅，对谈了一次。谈过之后，排演事宜又发生了变化。但这对谈的内容本身自有其重要价值，于是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便是书中的“三人谈”。
现在的《大先生》和初稿、二稿相比，已是面目全非。三年的写作摸索，报废了不少笔墨。然而也有些许自感不至完全无趣的片段，不忍丢弃，遂收入书中，是为“残稿”——算是给关心此剧创作历程的读者，提供一点证据，也给自己，留下一点挣扎“奋斗”的印痕。
写作此剧时，以为碰上了平生最难的事。待到写完，方知困难刚刚开始。于今终要排演和出版，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对助我的师友一一奉上谢忱。感谢林兆华导演最初的邀约，是他的信任鼓励了我的天马行空，无知无畏。感谢赵立新先生的肝胆相照，作为我心中独一无二的“大先生”扮演者，从剧作诞生至今，一直毫不犹疑地给我温暖支持。感谢陈丹青先生的慷慨举荐和陈向宏先生的投资决定，使此剧终能搬上未来的舞台。感谢杨乾武先生，在此剧创作的各个阶段，都有他拔刀相助的身影。感谢王得后先生和孙郁先生，在资料准备和认知的过程中，给我无私的点拔。感谢王雁翎女士打破了《天涯》杂志从不发表剧作的先例，最先给这部作品以面向公众的机会。感谢刀尔登先生作序。感谢我的挚友、亲爱的徐晓女士为此书出版耗费的心血。感谢在写作过程中所有启我心智的师友。啊，一部小小的剧本，竟骚扰了如此之多的大名，我深感羞惭。但若不说出内心的感激，我亦不能原谅自己。
现在，这本小书就要走向读者那里。带着些许不安，祈祷它未惹我深爱的大先生生气。也祈祷更多的人在这不冷不热的时代里，愿意走进他炽痛的灵魂。
李静
2015年6月12日，于北京
李静的探险
序《大先生》
刀尔登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或鲁迅，已经是常识了。这常识后面的道理，颇不简单。在中国，写鲁迅的文章及书，或学术的，或通俗的，或历史的，或文学的，用一句汗牛充栋来形容，颇不为过；那么，我们普通的读者，每回在书目上见到、或竟捧起一本以鲁迅为主题的书，几个老问题，常回到心头：为什么这么多人对鲁迅怀有持久的兴趣，我们还想从他身上获得什么？为什么是他，不是别人？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要如此深入他人的心灵？
一个解释，是知识传统的意义，每在其外表之外。比如中国的易学，要是说能从易的经传中钩索出什么不得了的道理来，我是不信的，但我得承认，在这一过程中，许多零碎的、本来难以立足的观点或思想方法，寄身易学，托赖以传。这一点与本书的题旨无关，不多说。
为什么是鲁迅？世有所谓名山大川，而又有无数的山丘，连名字都无福拥有。我们购买可恶的门票，摩肩擦踵地挤上某个名山之顶，而在它周围，翻翻滚滚的大小诸峰，只成照相的背景。这不是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世界便是如此结构，我们便是这样一些人。虽然山峦的本质并无两样，虽然每个灵魂的份量都是相同的，然而不得不承认，其中的某一些，确较另一些，更有丰富的呈现，更能激发我们求索的欲望，而在探索的过程中，更提供享受。
人类的探索在两个方向上运行，一是对物理世界的探索，一是对自身精神世界的探索。人文方向上的工作者，看到科学家有条不紊的事业，看到他们建立起来的可靠体系，一步步取得的巨大成就，或该有些嫉妒。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考察，古往今来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知识，可惜这类知识在多数情况下仍呈碎片的面貌，我们没有前者所拥有的那种可靠的工具，我们没有一种满意的手段，来判定哪些结论是足够充分的，可以放心地作为基石来使用，我们没有信心，来敢于宣布哪一些记录和观点是过时的、没有实际价值的。我们也曾从科学家那里借来分析的方法，然而只是发现根本没办法决定哪些参数是重要的，哪些又是无关紧要的；而不管通过哪种途径，既已建立的理论体系，无不像外观过于规则的包裹，试图装入极不规则的、过多的物品，略一用力，便捉襟见肘。
有时我们不得不回到直觉，回到想像。李静在本书中提过“灵魂的想像”，我想她是指想像传主的内心。这如同试图潜入他人的梦境，有经验的读者，当知是多么艰难甚至凶险的事业。这基本上是一种文学性、而非学术性的工作方式，不过我又相信，在人文的研究领域，这种想像的欲望或能力的有无或高下，是否尝试去在想像中建立传主的浑然整体，能否使断续的文本和事迹融为某种圆满、而不仅仅是在概念工具中勾搭粘连，在很大程度上区别着杰出的成果与庸作。当然，不管取哪一种途径，没人奢望能真的再现传主的精神世界，那是只属于他自己的；研究他人的意义，仅在于发现人类精神的共性以及我们自己的个性。
以意逆志在本质是不可能的，而又是极有价值的工作。剧本《大先生》中有句台词：“我将在空虚的镜子前，好好端详自己。”我们自己是自己的空镜，然而在他人身上，我们看到自己。凝视自己深渊一般的内心，是不祥的事，有人看得多了，结果发疯；观照他人，特别是主动提供了精神样本的人，正是我们理解自己的常规方式。然而他人的内心，同样是世上最崎岖的地区，多行一步，便有失足之虞，而死者是不受伤害的，那么，探险者只能以自身为赌本了，所以这样的事，唯勇者能为之。
剧本中，“鲁迅”有这么几句台词：“我宁可背叛自己，也不要背叛你们的眼泪。捧住它们！不让它们掉进无声的土里！也不让它们再增加一滴！这是我毒蛇般的誓愿。这是我疯狂的秘密。”秘密……谁又知道别人的秘密呢？谁又不在讨论别人的秘密呢？在纷乱的议论中，总会有一些，使我们觉得那是可信的揭示，如果它既符合我们对传主、对同类以及对自己的理解，又增进了这种理解。至于它是否本来的秘密，在人类自我丰富这一进程面前，并不重要了，李静写的是李静的鲁迅，正如鲁迅写的是鲁迅的中国，实际上，任何代本体立言的宣称，都是大话或谎言，一个写作者能做到的最好的事，就是忠实于他的观察，而我们读者，总有办法鉴别出作者的诚实与否。
值此犬儒盛世，有幸读到这样强悍的创作，拉杂言之，以致敬于作者出色的工作。
本书收录的《大先生》是以鲁迅为原型创作的话剧。这是第一次将鲁迅形象搬上话剧舞台的尝试。
李静所写的鲁迅，不是预期之中的历史叙事，也没有示人以耳熟能详的“斗士和导师”面目，而是从鲁迅的临终时刻写起，用意识流结构贯穿起他生前逝后最痛苦、最困惑的心结——那是一个历史夹缝中备受煎熬的形象。
李静的“自白”向我们讲述了她艰难的创作过程，有利于读者鉴别面对历史和现实的诚实。李静与陈丹青和赵立新的深入访谈，有利于读者理解鲁迅这个让中国人永远爱、永远痛、永远绕不过去的复杂形象。
李静的《大先生》由陈丹青倾力推荐，刀尔登作序，老舍文学奖优秀戏剧剧本奖获奖作品！
带您认识一个历史夹缝中备受煎熬的鲁迅，一个您从未认识的鲁迅：一个为“白心”幽鬼（民众的冤魂）复仇的义人；一个以“背德者”面目出现的道德家；奴隶价值观的摧毁者；一个被“不信上帝者”所冷漠的先知；自感匮乏、拒绝获救的拯救者；一面要直面真实，一面撅住自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