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龙著的《星出金鳌洲（萍乡鳌洲书院史话）》内容包括：谁知此地登高处、出淤泥而不染、何其不知尊礼也、知屋漏者在宇下、占鳌洲上烈焰腾、五贤被祀金鳌洲、二十三岁新县令、完全是和尚打伞、蕉红荔绿数前程、风回海上波争立、春色文章增瑞气、东境死者甚众、树德之先沃其根、名碑列郡士之首等。

萍乡之教育，始于唐朝。宋庆历年间，程朱理学的发端者周敦颐，在萍乡治税建濂溪书院，开启了萍乡除官学、私学之外，又一全新的学校制度。在之后的几百年历史中，萍乡书院林立，而在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独占鳌头”的鳌洲书院。张学龙著的《星出金鳌洲（萍乡鳌洲书院史话）》以鳌洲书院为主线，以荡气回肠的散文笔法，全景式展示出自三国以降直至当下，1000多年萍乡乃至中国的历史文脉。

一、谁知此地登高处

二、出淤泥而不染

三、何其不知尊礼也

四、知屋漏者在宇下

五、占鳌洲上烈焰腾

六、五贤被祀金鳌洲

七、二十三岁新县令

八、完全是和尚打伞

九、蕉红荔绿数前程

十、风回海上波争立

十一、春色文章增瑞气

十二、东境死者甚众

十三、树德之先沃其根

十四、名碑列郡士之首

十五、众人拾柴火焰高

十六、文罗裤上桃花血

十七、数声长笛一庭霜

十八、新式学堂新气象

十九、中华优秀的子孙

二十、 “文臣武将”出鳌山

二十一、理当效马牛

二十二、江东子弟多才俊

后记

一、谁知此地登高处

这条河发源于杨岐山。

杨岐山是座神奇的山，为佛教史上颇具盛名的杨岐禅宗发源地。

杨岐宗创立于宋朝，追根溯源却远在唐朝。山上的杨岐寺最初叫广利寺，唐开元年间由广利禅师在寺边建宝塔。萍乡人文的开山祖、上栗长平人唐廪，唐乾宁元年（894年）考取进士，出任翰林院掌管国史和著作两局的官员，在编纂《贞观新书》三十卷中，他忙里偷闲，以杨岐山为名，写过一首留传千年的诗作《杨歧山》，诗日：

逗竹穿花越几村，还从旧路入云门。

翠微不闭楼台出，清吹频回水石喧。

天外鹤归松自老，岩间僧逝塔空存。

重来白首良堪喜，朝露浮生不足言。

到宋庆历初年，山上寺庙由普惠师改称今天的普通寺。古寺在唐代就十分壮观。《甄叔大师塔铭》里说：“独步杨岐山顶上，建出花宫胜仙阙。楼台庄严射虚空，魔界轮幢尽摧折。”到宋代，仍是“傍石千间屋，腾空百丈楼”。杨岐山上有“四唐”，即寺内存有两块罕见的唐碑，一块是公元八。七年刘禹锡为乘广禅师撰写的碑文，一块是公元八三二年王观为甄叔撰的塔铭。一座唐塔，也即乘广禅师塔。一株甄叔柏，当地民众称之为“倒栽柏”，据《萍乡县志》考证：“甄叔柏在县北普通寺，唐元和时甄叔师手植。偈云：‘柏枝垂地，我当重来。’”当地人传说，这是和尚使法力倒栽成活的。历代文人墨客对此山十分景慕，尤其是对两块石碑钟爱有加。为此，唐刘廓在他的《杨岐山》诗里写道：“欲续遗碑语，含毫恨不才。”清南昌翰林胡椿，为江西有这么一座神秘奇妙的杨岐大山自诩说：有山日杨岐，乃江西名胜，壁立万仞，风水清淑，绵延数十里，为湖南长沙发脉之所。

于是，山下民谣四起：

长沙牵出一根藤，走到杨岐结个瓜。

瓜叫张口狮子岭，站在瓜上望长沙。

那藤是什么？就是今天的萍水河。

杨岐山之水，向南流经六十里，将方圆数百里大小溪流不遗点滴地吸纳，以初时的逼仄、湍急，后来的宽阔和平缓，来到萍乡城区的北面。清澈见底的河流，像怕惊扰江西最西边的这座秀美县城似的，悄无声息地向左绕道，以弯月形态淌过县城东南，“一道江流曲抱城”地进入小西门外。

可能是河流过于妩媚动人吧，在告别县城的这一刻，河面突然隆起一块长宽如巨型鱼背状的大沙洲。沙洲由坚固的岩石垫底，为千百年冲刷下来的沙砾沉积堆集，形成这块东高西低、长二里、宽数丈的滩地。滩地雄居中流，昂首向东，仿佛要将河水挽留在城里，供小城人欣赏那样坚定。

河水是温柔的，但温柔不等于随意，它谢绝沙洲的一再劝阻和挽留，伸出修长的双臂，张开深情的怀抱，将执拗如英俊后生的沙洲拥在怀里，给沙洲一个热烈的亲吻，之后，继续前行。

这不能怪河水绝情和狠心，因为它的去处不在眼前，而在远方，哪怕九曲十八弯，哪怕九九八十一个险滩，它也要百折不挠，穿山越岭，注入湘江，奔向长江，去完成那“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吞天大梦。

明朝万历甲午年仲春的这天上午，有三名白衣少年，乘一叶乌篷小舟，来到河中的沙洲上。这三位公子衣着讲究，气宇轩昂，他们分别来自萍乡县城的富有之家，一个是花庙前的文家，一个是小西门的颜家，还有一个是北门的刘家。

这是个被霜雪冷冻、压抑得太久后的春天，草木像一只养精蓄锐的精灵，在春风吹拂中，一跃而起，没几天工夫，便将那生机勃发的一身嫩绿，像收复失地似的，把枯枝败叶扫进了旧年的皇历，于是，世界瞬间变得焕然一新起来。

潺潺的流水声里，点缀着百灵、黄莺、布谷、画眉、白头翁等鸟儿的动听啼鸣。

带着芬芳气息的春风，温柔地抚着青草、红花和绿叶。P3－5

这部书写得很顺手，出版得也快捷。其原因之一是，中共萍乡市委、市人民政府决定复建鳌洲书院之时，承担书院初步设计方案的市园林局就有出一部有关萍乡鳌洲书院前世今生史书的愿望，经请示市委、市政府领导获准后，我被市园林局邀请承担这部长篇散文的创作任务。

其二，我对萍乡的历史较为熟悉，原因在于，我三十多年从事文学创作的“采矿区”，大都集中在萍乡历史，这其中的人物与事件，我无需像蚕虫吃桑叶似的，从故纸堆里去仔细索取和翔实考证，那些星星般闪烁在萍乡历史天空的人物，早已辉映在我的脑海里。那些曾经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大事件，早已深深扎根在我的心头上。我只需透过表象，深入事件和人物的历史真实，进行艺术再创作便是。

其三，萍乡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先贤及其出类拔萃者们，大都出自山间、田野，他们经书院经史子集的熏陶与吸取，再经社会的千锤百炼，得以进入庙堂，之后顺时而动，与人民群众共同创造了萍乡的历史，是他们和芸芸众生携手并肩，书写出的精彩萍乡史为我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创作素材。

其四，鳌洲书院建而毁，毁而建，如此反复数次，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极为罕见，这种现象确凿地表明，萍乡历朝历代的主政者，对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视，对文化兴市的见解独特，也看得出萍乡的传统文化（多半为湘楚文化）虽经千百年的风霜雪雨，却一脉相承地发扬光大着。古人云：“欲灭其国，先去其史。”在我看来，人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史，萍乡文脉得以延续，是那些“居届堂之高当思其民，处江湖之远当思其君”和深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当政者起了重要作用，这给我创作这部书稿以很大激励和鼓舞。

其五，在这部书的成书过程中，邀我执笔写作的市园林局局长欧阳永林一直关注写作进度，不时对文稿提出精到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并给予重要支持与帮助。书稿送往中国文史出版社后，该社以认真负责的编审态度、高效快捷的工作作风，使这部书稿如期出版。借《星出金鳌洲》面世之时，对萍乡市领导和上述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到门不敢题凡鸟，入海终成戴角鱼。”我有理由相信，有鳌洲书院千年文脉的不断绵延和发扬光大，萍乡经济和社会发展那“独占鳌头”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张学龙

2016年12月于凤凰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