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王鼎钧先生只身前往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担任中英教材编辑，亲身体验和观察到纽约这个大都会的复杂多元面相。《海水天涯中国人》这本书就是王鼎钧先生看海外世界的烙印。书中，作者写温柔的桃源哥斯达黎加，写美国的冬天，写小偷，写保姆，写大富翁，写非法打工者。这些细小的题材背后，有古今沉浮的沧桑，也有令人想下跪的美好。

一个带着深厚传统文化观念的新移民，会如何看待并于日常当中适应、调和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他们有怎样的不为人知的故事和艰辛？王鼎钧著的这本《海水天涯中国人》以细腻的笔触、独到的识见，带读者体会中西文化夹缝中的悲欣人生。

牢笼·天井·蚕（代序）

第一辑  海水天涯中国人

 匆匆行路

 危城硝烟

 温柔桃源

 乱邦孤雏

 今古浮沈

 黑白是非

 天涯待归

第二辑 看不透的城市

 看不透的城市

 他们开店

 母子们

 手相

 胸像

 人猿

 茶话

 如是我见

 崔门三记

 关於月饼

 怨

 春至

 至亲好友

 单向交通

 狼噑声中

 老奶奶的识见

 天风逅

 门前雪

 保险箱

 那年冬天

附录：作者说明

24

美术家亲近自然，文学家观察人生，我常常不能和画家们同行。朋友问我想看什么，我喜欢看人，他带我去看另一种人。这里已是热带，正值雨季，每天中午落一场小雨，不但空气凉爽，马路也被冲洗干净，休怪圣阿塞人喜欢闲逛，我们也正要看看这些闲逛的人。

在这里，闲逛是一种生活方式，男男女女，不为什么，只为出来走走，有些女士走累了，就倚在十字路口的大圆环上做一会儿观众，看人家走。她们多半露出肚脐，摇曳着闪闪生辉的耳环，多半挺着胸脯，转动又圆又亮的眼珠，随时准备谁看她、就给谁一个微笑。女孩子就在街头和从她身旁经过的男子婆娑起舞，音乐嘛，男子随身带来了收音机。她在舞姿中显出高挑的身段，充满弹性的臀，露出更多的像瓷器釉彩一样的皮肤。这些女孩子都十七八岁，处于她们一生最动人的时代。在这里，一个不肯控制欲望的女孩子，她的青春有限，大约到二十五岁就会臃肿粗糙，像个多育的母亲了。

我们也注意那些男人，多半又黑又粗，腮肉横向，肚皮的褶皱遮住了半边皮带。多半大手大脚，胸膛宽厚，敞开上衣露出乱草式的胸毛——男人的胸毛是不能剃掉的，据说，没有胸毛的男人还特地买一种进口的假毛来贴上呢。他们多数浓眉、大眼、厚唇，豪健之中带几分憨实。这就是美，美是多元的，他们有自己的审美标准，不需要别人制定。这也是他们一生的黄金时代，每天只要几瓶可口可乐和几片面包维持生命，再用烈酒和女伴消耗生命。他们有恋爱，没有殉情；有婚变，没有情杀。他们一生无所谓胜利也无所谓失败，他们中间不产生史怀哲也不产生成吉思汗。

谈到酒，朋友说，圣阿塞最著名的名胜古迹就是酒厂，有人不知道总统府在哪里，没有人不知道酒厂在哪里。哥国人懂得自嘲，他们说，一旦发生了战争，他们首先考虑怎样保卫酒厂，然后才是什么“兵家必争”之类。有许多人整天泡在酒馆里，或者裤子后面口袋里装着酒瓶，四处游荡，轻易不回家，回到家，家里也没有厨房，因为他在外面已经喝饱了。

哥国人虽然如此嗜酒，却个个精神抖擞，充满自信，看不到一个酒精中毒狼狈肮脏的无赖汉，这是什么缘故？朋友说，这是因为哥国男女自由做爱之风盛行，称为滥交也并不过分，男子因此寿命很短，等不到四肢发抖头脑昏沉的年龄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很多家庭只有女子，没有男人，甚至三代同堂没有一个男主人。

听了这一番话，我有点毛骨悚然。

朋友指指点点地对我说，他的太太不能欣赏这样的男人。太太问他：“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在这安家立户，我们的女儿可能嫁给这种男人。”他们有两个女儿。  他问我看法。我想，他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是非常孤独的。这时我也很孤独，我思索，为什么人与人的差别这么大，我在街头看到的这些人，和我在画展开幕时看到的那些人，怎么会是同一个国家的国民？

25

晚上，我们去拜访哥国的一位小说家，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她住在郊区，门牌号码当然没有，住宅的标志是：“出了市区，路左第×棵大树。”

车子驶到市外，果然出现大树，靠近车窗的人连忙数树，数到第×棵，叫声“到了”。树后一栋门窗紧闭的木屋，按了半天电铃也没有人应门。莫非数错了树？车子开回去，重新再找，不错，仍然是这棵树，仍然是这栋木屋。

P68-71

牢笼·天井·蚕

牢笼

记得当时年纪小，我总爱看那一列远山，那山像高墙一样立着，给我的视界画出疆域。据说那些山离我家两百多里呢，隔着这么远的距离，这么厚的空气，山的质地变薄了、脆了，几乎是半透明的了。

到底并不透明，我看不见山外的景物。

其实，就算没有山，人的目力也看不了那么远。

可是我总是怪那山碍事。怎么能长一对翅膀，飞过那山——那半透明的高墙，看看墙外的世界才好。

多年的朝思暮想之后，我越过那山，到了墙外，放眼望去，远处是另一列山，另一堵高墙。

后来我坐了船，在充满了弹性的海面上望那水天相接的一抹。高墙是不见了，却有一条灰沉沉的缆索围住四周，它强韧、粗暴、阴阳怪气。

我希望船能增加一倍两倍的速度，早些走到缆索的圈外。

我是越过了那缆索，可是缆索之外还有缆索……还有缆索……

一圈一圈的缆索套住了船，任它钻进钻出。

看来尘土云月都是多余的了，不如索性让原先的栅栏圈着，省掉了多少鸡声茅店，人迹板桥！

记得在奔波途中，我看见过这么一个家庭：住在深山里，森林和岩石替他围了个天井。他们世世代代守住那个巴掌大的方块，充其量不过是把炊烟升到岩顶随风散去，不过是把黄叶扫进溪中、流入平原。

那时，风尘仆仆的我们，瘫痪在他们的天井里，掬溪水解渴，望着炊烟喘息。他们全家出来看行人，像是在看一种从未见过的动物。

他们问：那些人究竟要到哪里去呢？

他们并不解：这些人为什么要走这么多的路呢？

他们认为，这些男孩子走了这么远的路，怎能长大成人呢？这些女孩子走了这么远的路，以后怎能生儿育女呢？

我们装做没听见，从身旁的荆棘上取下针来，刺破脚上的水泡，拉紧草鞋，背起沉重的背包，咬一咬牙，又走了。

我們笑那些人活在笼子里。

我们怎知道，人并不能真正走出他的牢笼呢？

天井

有些东西是你我视力健全的人看不见的，例如命运。要算命，得找双目失明的专家。

那“瞎先生”怎么说？他掐着手指，翻着眼白，口中一番喃喃之后，断定我长大了不守祖业。

据说，“不守祖业”有两个意思：败家或漂流。于是引起一场争论：是败家好还是漂流好？那年代，有人认为异乡是可怕的地方，世上以自己内室的卧榻最安全，家长留给爱子的，除了产业，可能还着鸦片烟瘾。让孩子躺在那儿随着豆大的灯焰一块儿安安稳稳地消耗吧！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安排。另一个极端则是，为什么让祖传老屋的灰尘把你埋在底下？男儿志在四方，蛇伏在树洞里永远是蛇……

争论未定，时代就用挤牙膏的方法把我挤出来。从此无家，有走不完的路。路呀，你这用泪水和汗水浸泡的刑具！我终生量不出你的长度来。征人的脚已磨成肉粉，你也不肯缩短一尺！

走着走着，一个同伴，对美术特别有兴趣的，发现了命运对我的嘲弄。“你的腿为什么这样长？你下肢的长度和上身的长度离标准比例太远了。难怪你迈步比别人吃力，每天你总是第一个先累倒！像你这样的体型，应该永远守着你的天井……”

那一阵子，我忽然觉得我好喜欢天井。

直到有一天，头顶上炮弹的炮片成伞，人人伏地把身体贴得很薄，一个通晓相法的老兵安慰我：“你不会死。”为什么？“你的罪还没有受完。”为什么？“你的腿很长，注定了还要走很多路，很远很远的路。”

我是不会有一个天井了，可是这又为什么？既要我飞，又不给我有力的翅膀……

可怪的是，时常有人称赞我的腿，说它是跳华尔兹的腿，打篮球的腿。在这世界上，误解总是多于了解，是不是？

海水和蛮

我果然成了滚动的石头，一如相士所料，我是在传播迷信吗？

我望海水，想那句老话：“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

中国人最像海水了，一波一波地离开海岸，退入一片苍茫，一波一波地冲上岸去，吮吸陌生的土地。

“道路流离’’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连没有海水的地方不是也有中国人吗！

我仔细观察他们，他们的腿并不特别长。他们也漂泊，不守祖业。

出来看看，看见各民族、各国都有漂泊者，大城市大港总是人种荟杂，黑肤白肤，碧眼青眼，金发褐发，形形色色。他们或他们的祖先都随着潮势、水媒花一般的落地生根了。我一个一个看他们的腿。他们的腿也寻常。

当时代下手鞭打一个人的时候，并不先检查受难者的腿。漂泊者若有共同的命运，跟他们的腿实在没有多大关系，因素不在外形，在内心。内心是我们看不见的。有一种寄生虫咬他们的心，咬得他昏热、疯狂，自动成为一类。他们全是这种虫子的寄主。这种寄生虫也是隐形的。

既然腿长腿短都可以做漂流的人，为什么命运偏要作弄我呢？我为什么既须远行又不良于行呢？为什么让那洗衣板似的道路特别揉搓我，那热铁皮一样的道路特别煎熬我？

也许我能从养蚕得到启示。蚕，经过蚂蚁一般的年代，毛虫一般的年代，木乃伊一般的年代，每一次都有突破，每一次突破都很痛苦。它留下一种成品——有细致的纹理，隐隐的色彩，可以演绎成很长的条理，罗织成一大片一大片材料。蚕，一定要闷死在自己的框框里，它的作品才完美，倘若咬个破洞钻出来，那茧就没有什么可取了。一条蚕只宜结一次茧。

有没有一种蚕可以结了一个茧再结第二个、第三个呢？

有，它的别名叫做“人”。

我向海外华人的生活取材写过两本书，《海水天涯中国人》和《看不透的城市》，繁体字本，台北尔雅出版社出版。现在把两本书合起来，把一部分资料性的文章抽掉，出版简体字本，书名仍然叫《海水天涯中国人》。

王鼎钧敬启